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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在大陸等機會的失意台灣人
一萬個「台流」在中國
台灣人到大陸,是不是一定過得好、成為高人一等的台商?有人被台灣老闆解僱,有人數度創業、生意失敗,如今每天以燒餅打發兩餐,或甘願領五千元人民幣的月薪,卻不願意回台灣。從上海到東莞,這一萬個失敗的故事帶來什麼教訓?他們在等什麼?

中國夢是否一定很美?讀者是否可以想像也有台灣人在大陸,住月租人民幣一千五百元、只有一個房間、衛浴在屋子外面和大陸人共用的「公房」,和當地人擠公車,包一個人民幣五元的便當?或者到大陸被裁員,無固定工作,只靠人民幣一千元過一個月?

人們常認為移居上海或大陸的台灣人過的是高人一等的生活,沒想到,不止是上海,全中國目前已有為數不少的一群台灣人,他們暫時沒有工作,或已持續幾年找不到工作;他們習慣於當地的生活成本,或是寧可忍受比台灣低的生活水平,在中國等待機會。這群人隱身在中國的各個角落,有人則如「中國吉普賽人」,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有一個新名詞稱他們為「台流」。


他們靠人民幣一千元過一個月;
他們沒有工作、習慣大陸的生活水平;
他們在城市間流浪,他們是「台流」

「台流」這個名詞來自於「盲流」。「盲流」是中國大陸用來形容無戶籍、無固定居住所、無固定收入,並竄流在大都市角落的大陸外地人。「台流」如今泛指沒有固定工作的台灣人。

翻開這一個個流落異鄉或暫時失意的台灣人的故事,我們發覺淪為或暫時成為「台流」的這群人,有些的確是已成為中國底層社會的一員,中國低廉的生活成本,更合適遠離台灣那些令他們所不願面對的現實;但新近成為「台流」者,有更多卻是寧願忍受惡劣的生活條件與環境,執意追求一個更大的「中國夢」(見本刊第八十四頁文)。這一大群淪為台流者的故事,真實的反映了這個世代兩岸經濟快速變動下的「大時代的故事」。

「台流」人數最多的地方在東莞。很多人都聽過,東莞有個「台商流浪村」,在那裡有許多十多年前開始到中國去幫老闆打拚的台幹,或甚至本身就是老闆的台灣人,在公司經營失敗、職位被大陸人取代,或是自己耽於酒色不能自拔之後,聚集在東莞一條叫「厚街」的地方,靠著積蓄、台灣家中接濟甚或欺騙的方式維生。

在東莞經商的吳淑姿,有一次在深圳機場等人接機時,碰到一位伸手向她借錢的男子。這名男子以「錢掉光了,沒錢回台灣」為由,向她借旅費。吳淑姿從對方顫抖的雙手,感覺到他不是一個熟練的說謊者,但還是掏出港幣四百元(約合新台幣一千六百元)借他。回台灣後,吳淑姿拿出對方留下來的身分證影本及聯絡電話,好奇的撥電話去。結果,那支電話的主人說:「小姐,這裡沒這個人,妳已經不知是第幾個打電話來要錢的。」這回覆不禁讓吳淑姿意外,但她還是為那位「台流」感到悵然。

在東莞的台流有多少人?這個數字無法精確估計。不過自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台商掀起另一波上海投資熱後,東莞失意台商的戲碼重新在上海上演,所不同的是,上海的生活壓力更大,生活成本遠較東莞為高,他們隱身在大上海的各個角落,面貌顯得更為模糊、多樣。

「早期到上海的台商,整體而言素質比台灣差,有不少是去跑路的。」一位已在上海十年、現在經營旅行社代辦業務的人說。


紀先生被人倒帳
身無分文到上海,願領人民幣五千元月薪,老闆反而起疑心;
每天買一個一塊八毛的燒餅打發兩餐。

紀先生(化名)就是早期因跑路而不得已到上海的典型。一九九四年,在台灣經營印刷工廠的紀先生,借給朋友的新台幣兩千萬元跳票,跳票隔天他就被地下錢莊的人帶走,將四張信用卡都刷爆,信用破產,十天後,他人像沒魂一樣的出現在東莞,半年後又被東莞公司排擠,攜著太太北上上海找機會。當時,紀先生的身上僅剩人民幣一千兩百元。

紀太太到南京的親戚家借了人民幣一萬元安家,他們先在上海普陀區類似台灣公寓的「公房」,租了一個月租人民幣二千五百元、「側身才能過」的房子,才開始找工作。「當時在路上碰到台灣人,都會跑過去跟他們講講話,心裡覺得親啊!」紀先生說。

那年年底,紀先生終於在一間台灣人開設的禮品店找到工作,當時台灣老闆問他薪水怎麼給,他答說看老闆的意思,老闆就開出月薪五千人民幣的價碼,孰料就因為他答應接受五千塊的「低薪」,老闆反而起疑,「開始要翻你的底,出門辦事都不讓你帶公司的圖章。」紀先生說。

因為住得遠,紀先生每天五點要起床,趕六點出門,隨便在路邊買一個一塊八毛的燒餅當早、午餐,換兩班公車,趕在八點半以前到辦公室。當時的公車雖在起站,仍要人擠人爬窗搶位子。

在上海稍能立足後,紀先生開始恢復印刷的老本行,當起印務的掮客。剛開始一個月只有人民幣兩千元的收入,時有時沒有,天天都在盼著領錢,因為那一天他就可以犒賞自己,拿兩塊錢去買一瓶尖庄酒。他記得當時最沒尊嚴的一件事,就是上海帳房給錢都是一毛一毛的零錢給一大包,他只好再坐一趟公車到其他台商那兒,將零錢換回大鈔。

每天都是一包生力麵加兩個丸子當晚餐,吃了一年的生力麵,一九九七年底,紀先生終於又爬起來了。一九九九年,他回台灣將債務還清,一下飛機就被當票據通緝犯扣住了,一個星期後還清所有債務又回到上海。

一直到今天,擁有三部車、現在自己開公司、公司年營收人民幣上千萬元的他,每天出門還是會買一個燒餅當早、午餐,以警醒自已不要再過那樣的苦日子。「我太太在台灣時,一個星期要花新台幣五千元打胎盤素,來中國時卻連想喝一瓶雪碧的要求,都不敢跟我提。」他說著,強忍住不能在初次見面的記者前掉下的淚水。


陳華立三次創業失敗,賠掉人民幣上億元;
不願被一人當兩人用,又怕丟了飯碗;
「十多年來,想回台灣回不得。」

另一種台流的典型,則是帶錢到中國投資,卻因不了解當地法令或被騙,而無顏回台灣見江東父老的典型。

陳華立(化名)來中國至今十多年,創業三次卻失敗三次,光是自己的資金就賠掉人民幣四千萬元;至於賠掉多少股東的錢?陳華立赧然的說:「至少上億人民幣吧。」

三次創業之後,陳華立怕了,他沒有本錢再創業,也不敢再創業。在失業一段時間後,台灣一家上市公司轉投資的企業延攬他當副總經理,陳華立如履薄冰的經營,但也因為屢創業屢敗,他自此也喪失擴張經營的魄力與雄心了。十月底,母公司的大老闆巡視上海的業務,要求他兼任另一家公司的副總經理,一人當兩人用,以節省外派人員的成本,就讓陳華立左右為難。他害怕好不容易在上海擁有的這麼一個飯碗,又搞砸了。

陳華立說,幾乎所有在大陸失敗的台灣人,若不是被大陸人騙,就是新來的台灣人被老台灣人騙。這些人有家在台灣歸不得,有些是家裡接濟他們繼續在上海「找機會」,有些根本就是東騙五十元、西借一百元在度日。陳華立雖然現在不至於借貸度日,但內心裡仍舊十分失意,「我父親四十多年來想回大陸不可得,我卻是十多年來想回台灣卻回不得。」身為外省第二代的陳華立悲哀的說。


劉文華失業兩年,窩在家看VCD,
身上僅剩下人民幣兩萬元的存款時,還跟朋友借了七十萬元開餐廳。

當然也有些失意的台商,因為大陸消費低,物質上並不失意。

劉文華三十八歲時跟太太離婚,那年一個人帶著十萬美元來中國闖蕩,他的心願是要開一家每天早上有員工排隊升旗的工廠。他當時告訴自己,可以在中國失敗,卻不能在台灣失敗,因為不想破壞他在兩個跟著媽媽的女兒心中的形象。

劉文華做過直銷,開過工廠,一共換過八張名片;一九九七年,劉文華宣告失業,剩下的一點保命錢,他捏著不敢用,每天看二月河(編按:《雍正王朝》作者)寫的歷史小說,要不就窩在家中看VCD,開始長達兩年多的「台流」生涯,家中現在還有多達五、六百片的VCD。

早期曾從事鑽石直銷的他,風光一時,早在一九九五年就買了房子,甚至進口了一台凱迪拉克轎車。因此,不向人借錢、不應酬也不打牌的他,即便在一九九九年底,身上僅剩下人民幣兩萬元的存款,周遭的朋友也未曾察覺他已失業兩年有餘。

一九九九年底,位於上海市內的漕河涇工業區內的漕河涇公園內,有一座位於湖中央的茶館要承租,從沒做過餐廳的劉文華聽說這個消息,因為喜歡地點,當天晚上就付了訂金,付完後戶頭內僅剩三千元,根本不夠讓一家餐廳開張。

劉文華從父親及朋友處借了七十萬元,開起第一家「楓林小館」。餐廳賠了三個月,隨後他抓到經營的訣竅後,才有起色,至今楓林小館已開了五家分店,在當地頗有名聲,目前還在物色第六家店的店面。

「在我最潦倒的時候,朋友卻以為我還很有錢,才會介紹這個機會給我。」劉文華坦承因為別人都沒看出他當時的落魄,才會有那麼多的機會。

比較起上面幾個例子,比較令人驚心的是,近幾年淪為台流的台灣人,尤其是在大上海地區的台流,許多是被當地人所取代的台幹;他們很多學歷高、過去薪水也高,經驗豐富,卻仍然無法避免在大陸淪為失業族群。


留美碩士程舒宜是網路泡沫下的失業族
回台灣因「高齡」而找不到工作
身上只剩回台灣的機票和半個月生活費

程舒宜(化名),三十九歲,台大畢業後還赴美拿了一個碩士,學歷與外型都響噹噹,離開台灣時,曾擔任某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特別助理,年薪超過新台幣百萬元。兩年後被一家網路公司延攬到上海擔任公關總監。當時,程舒宜下了破釜沈舟的決心想到上海發展,打包了十幾箱的行李到上海去。

剛到上海時,公司幫她租了一間位於上海最有懷舊風韻、宋美齡故居所在地的衡山路的公寓。去年十二月,網路公司泡沬化,台灣老闆雖直言她做得很好,卻仍要她走路,而當時公司已欠了她三個月的薪水了。然而,人事令發下的隔天,就要她搬出公寓。「
當時上海人都在看笑話。台灣老闆對台灣員工都這麼狠心,哪裡會對他們好呢?」程舒宜說。

程舒宜失望之餘曾再回台灣找工作,無奈多數公司對三十五歲以上的履歷表列為拒絕往來戶。
今年八月,她又回到上海,中間雖有在北京的短暫工作,但三個月內因股東間的利益衝突被犧牲而再度失業。總計至今已過了八個月無固定職業的日子。

住慣了舒服的房子,回到上海後,程舒宜雖然失業,搬到仙霞路附近月租兩千五百元的小公寓裡,但兩房一廳的家仍擺滿了優渥時期生活的雜物,音響、電腦與一大落的書櫃一應俱全。以前出門都「打的(叫計程車)」的她,現在只能擠公車和走路,為了怕被當地人聽出口音因而哄抬價格,她都會多走十五分鐘的路,去統一訂價的家樂福買菜。

程舒宜坦承自己身上只剩下一張回台灣的機票,以及只夠用到月底的存款;不過,低潮時就會去算命、自己也懂卜卦的她說,年底會有個轉機,目前仍單身的她會有一樁好姻緣。更何況上海一個月除去月租,只需要一千元就能生存,她並不太擔心未來。


台灣落難「大哥」老侯,開家庭賭場
人民幣一萬元起家,月賺兩、三萬
三個月後就在上海「自立」了

近幾年到上海當台流的,還包括不少失意的上市公司老闆,以及屬於「大哥級」的幫派分子。

老侯(化名)是台灣著名外省掛幫派的「空子(下面沒帶兄弟的大哥)」,因為「一清專案」的緣故,三年前在台灣混不下去,搭飛機從澳門轉進上海。身無分文的老侯在澳門典當一支勞力士表,換得人民幣兩萬元,抵達上海後,將其中的一萬元寄在好友處當保命錢,開起家庭賭場謀生計。

在上海擺家庭賭場的訣竅,就是不能超過兩桌,否則公安就來找麻煩了。客人打四圈可抽一百二十元,一天下來可抽七、八百元,一個月也能掙得人民幣兩、三萬元(約合新台幣八到十二萬元),老候第三個月就在上海「自立」了,還向朋友誇口說,現在可以買第二支勞力士表了。「這是求生的本能,只是從台灣帶到上海罷了。」常被老侯約去打麻將的朋友說。

在上海聚集最多台灣人與台灣店面的仙霞路,走進一家紫滕美容健身休閒世界,拐上二樓之後,才發覺別有洞天。這裡指壓、美容、健身房一應俱全,更別具特色的是,十二間麻將房都煙霧瀰漫、座無虛席,還有一半是台商太太們來光顧的,一小時只收人民幣二十元的場地費,連當地人都負擔得起。


在台灣經營娛樂業已日漸蕭條、一年前來上海發展的方經理說,整個上海光是由無業的台灣人所經營的家庭麻將,至少有幾十處。方經理說,這裡有很多失意台商會來打牌,「失意的人回台灣還是失意,況且牌桌上才容易碰到朋友,是一種治療,也是交際場合。」

像程舒宜、老侯、失意時的陳華立及紀先生,以及流連在麻將間與三溫暖的台灣人,隱身在大上海的各個角落。「至少有一萬名台流在上海,光是虹橋附近就有八十個賭場。」陳華立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台流」滯留大陸?建弘投信駐上海代表胡世傑以「國際移動線」的概念,很貼切的形容這一群到中國打拚的台灣人。

胡世傑指出,根據統計,能跨國工作的人口約占全球人口的二%,其中的一個百分點是政治難民;另外一個百分點的人,可用「國際移動線」的概念來解釋,亦即要有語言能力、一定學歷、創業家精神、工作經驗的人,才有能力成為在國際上移動的勞動力。

然而,因為兩岸語言相通、文化差異不大,這條國際移動線的標準因而往下降,許多無法移動到其他國家的台灣人,即便在競爭力上還不足以成為國際移民,卻仍然得以移動到中國大陸工作。

尤其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在全球一枝獨秀,相對的,全球包括台灣的經濟成長都趨緩,無疑是吸引這麼多台灣人到中國的主因。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為數不少的台灣人因在台灣無法承受現在更為嚴峻的工作挑戰,轉而到看似較為容易有機會的中國尋求他們的發展。

就像六十一年次的鍾文原,從小就不愛念書,高職都沒有興趣念完,服完兵役後,在花蓮的老家也找不到好的工作,他身在北京擔任外商高階經理人的大哥,年初就請上海的朋友幫他找了個師傅,讓他到上海當地的花店當學徒。


鍾文原不愛念書,高職都沒念完,到上海當學徒、開花店。
經營花店競爭激烈,明天在哪裡?
今年七月,鍾文原以月租人民幣二千五百元的租金,頂下靜安區延安高架路旁的一片小店面,自己開花店。開始了每天九點開店到晚上九點關門,一週七天全年無休的花店生涯。和當地人一樣,他每天一早到市場花兩塊錢買兩個包子後,騎單車去開門,中午請鄰居幫忙看店到附近買個便當,一直到晚上九點收工回家,胡亂下個麵,就算結束了一天。

問他生意好嗎?他雖一邊說:「還行。」一邊又說,光是短短一條街上就開了四家花店;還好別人不知道他是台灣人,否則恐怕會影響生意。他簡陋的店面前稀稀落落的擺著幾盆隔天一早客人要的花,黝黑粗壯的手擺弄著鮮花,在十二月陰雨的上海,特別有落寞的感覺。

鍾文原說,他還年輕,還可以磨,雖然業績還不夠好,但他想等過完農曆年後,再看看是不是再換個店面。他的上海生活就是花店,沒有台灣朋友,也沒有娛樂;支持他繼續往前走的信心,就是在北京的大哥的鼓勵,以及中國會比台灣好的單純想法。只不過,像花店這樣進入技術障礙相當低的行業,他的獨特競爭力在哪裡?鍾文原並沒有細想。

過去在台灣,很多人都說找不到工作還能回家種田。像鍾文原這樣的台灣人,過去在台灣經濟起飛時,可以雨露均霑的安居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大傘下;然而,隨著台灣經濟成長趨緩,所有的人都要曝露在嚴厲的生存競賽中,無人能倖免,大陸就成為他們夢想中的逃城。


老台灣人騙新台灣人
前仆後繼,中國加入WTO後,將有四千萬人失業,
大陸將不再是創業者的天堂。

不論是生意人或小老百姓,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將希望寄託在中國;但從這麼多台流慘痛的經驗,卻可以發現,中國夢並非簡簡單單、隨手可拾。

有意到中國發展的人,至少要具備資金與能力二者之一,才算有了基本條件。但除此之外,對大陸社會、法律、文化種種層面的了解,也是缺一不可。

劉文華指出,失意台幹有兩個翻身的模式,一是開個小資本的餐廳;一是運用過去的人脈,修正錯誤,重新出發。不論何種方式,重點都是不要急著投資,而是要「蹲點」一段時間,有把握後再放手做。

在上海,頂下一家店只要人民幣五、六萬元就搞定,不少台灣人趨之若鶩,誤以為此地是小資本家的天堂。以仙霞路為例,方經理就指出,八成的店面都是台灣人開的,但有些店面一年甚至可轉手三次之多。老台灣人為了早點認賠出場,騙新台灣人趕緊租下店面;新來的台灣人貿然接手後,連賣些什麼都沒評估好,結果重新裝潢後又賣同樣的東西,一樣血本無歸。

上海台商聯誼會會長張福美就指出,有一家人興沖沖的由台南搬到上海賣米粉和麵線,結果賠了新台幣一千萬元,現在全家人又默默移居回台,「他們在台灣時,生意很好啊,哪知道,上海人覺得米粉是乞丐在吃的。」

很多人將中國視為對大環境失意下的出路,不過,根據投資銀行所羅門美邦的預測,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將會產生四千萬的失業人口,這個統計絕不是危言聳聽。

事實上,中國加入WTO後,昭示的是全球化的浪潮,終於要叩向最有成長潛力的經濟體。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在中國自己也將面臨強烈競爭,中國作為最後遮蔽的天堂,恐怕也會快速喪失,屆時想做台流都不可得。

曾有在中國的台商感嘆的說:「一流的人來中國還是一流,二流的人來中國只會變為三流。」相當貼切的說明了喪失個人競爭力在全球都無立足點的情況。因此,如果你是位於國際移動線上頭那一%的人,不論台灣或是中國,都能任你馳騁;如果你是屬於其他的九九%,你還能不枕戈待旦嗎?


商業周刊 2001-12-31/黃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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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峰仔
  • ◎ 陳華立(化名)來中國至今十多年,創業三次卻失敗三次,光是自己的資金就賠掉人民幣四千萬元;至於賠掉多少股東的錢?陳華立赧然的說:「至少上億人民幣吧。」


    ◎ 大上海地區的台流,許多是被當地人所取代的台幹;他們很多學歷高、過去薪水也高,經驗豐富,卻仍然無法避免在大陸淪為失業族群。


    ◎ 程舒宜(化名),三十九歲,台大畢業後還赴美拿了一個碩士,被一家網路公司延攬到上海擔任公關總監。2000年十二月,網路公司泡沬化,台灣老闆雖直言她做得很好,卻仍要她走路,而當時公司已欠了她三個月的薪水了。程舒宜失望之餘曾再回台灣找工作,無奈多數公司對三十五歲以上的履歷表列為拒絕往來戶。2001年八月,她又回到上海,總計至今已過了八個月無固定職業的日子。

    ◎ 在上海,頂下一家店只要人民幣五、六萬元就搞定。

    ◎曾有在中國的台商感嘆的說:「一流的人來中國還是一流,二流的人來中國只會變為三流。」
  • 峰仔曰:

    真不敢相信,2000年的上海,頂一間店只要¥5-6萬人民幣,現在福州,稍微熱鬧些的地段,至少¥10萬起跳。

    故事中的程舒宜很可憐啊,台大畢業還碩士,我算算她還大峰仔9歲,現在應也50多了吧?其實國立大學混得差的也是一堆。

    我記得同為台大研究所畢業的好友 Jay 跟我談到,他們班當年當老師的同學,現在都很擔心被學校解聘。我心想:幹!努力了一輩子成為人上人,結果到了中年還要活在心驚膽顫中嗎?

    峰仔 於 2016/02/29 14:22 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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