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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詞,我們非常熟悉,叫「實事求是」。它本來是一個很古老的詞,出自於《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這個詞沉寂了幾千年,從四十年前開始,它突然成了高頻詞,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

在今天的人看來,實事求是好像並不難做到。無非就是擺脫空洞的意識形態爭論,從現實目標出發,制定對策或政策,真正解決現實中的問題。

這有啥?好像本來就應該如此。

但是,如果稍微拉開一點視野,你會發現,無論是從縱向的歷史發展來看,還是橫向地觀察當代各國,真能做到實事求是的國家和政體,其實非常少見。

常見的是啥?是大多數社會,都被種種虛假和空泛的問題困擾,很難集中精力和資源去解決真實的、甚至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就拿現在的美國舉例子。美國的制度現在很完善,但是美國的媒體和政客最經常討論的話題是哪些?是該不該墮胎、該不該私人持有槍支、該不該有同性戀婚姻等等。

左派、右派、共和黨、民主黨的區別,主要就體現在這些問題上。我聽有的政治學者說過,美國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大多數問題都已經達成了共識,只剩下這些問題可以爭論了。

是這樣嗎?

這不符合常識啊。怎樣改善美國明顯落後的基礎設施?怎樣減少龐大的財政赤字?如何抑制強大的利益集團?怎樣創造就業?等等

這些急需解決方案的問題,誰在討論呢?所以,美國並不是沒有問題,而是沒有政客願意爭論的問題。

這話怎麼說?

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分歧、有爭論。但爭論分為兩種,一種是不同解決方案之間的爭論,另一種是不同價值判斷之間的爭論。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有裁判,會有結果;而後者沒有裁判,也就沒有結果。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爭論——不同解決方案之間的爭論。

它最大的特點是,爭論會有結果。有了結果,在這個問題上,就不再有分歧和爭論,大家的注意力就可以轉向下一個問題了。社會就這樣一步步前進。

比如咱們中國,2011年6月30日,京滬高鐵開通,中國的高鐵建設達到一個新高峰。但誰也沒想到,還不到一個月,就發生了7·23重大事故,人員死傷慘重。

雖然發生事故的不是高鐵,是動車,但是那個階段,輿論上對高鐵本來就有種種爭論和非議。事故發生以後,對高鐵的質疑就更是空前高漲了。巨大壓力之下,鐵路部門只好宣布把高鐵最高時速從350公里降到300公里。

問題來了:高鐵到底是否安全?最高時速是否應該恢復到350公里?中國是否應該發展高鐵?

這些爭論,都是怎麼解決的?就是實事求是地看現實。7·23事故以後,高鐵至今沒有再發生重大事故。在事實面前,人們對高鐵安全性的質疑消失了。

2017年,鐵路部門宣布高鐵恢復350公里最高時速,幾乎是水到渠成,社會各界一片歡迎。又一個重大社會問題有了結果,這個問題上,從此不再有社會分歧和爭論了。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問題一旦被解決,問題本身就會消失,這種情況很常見。很多曾經激烈爭論、甚至各方爭得臉紅脖子粗的問題,經由事實的裁判,後來都有了明確的結論,包括:是否要放開土地承包權?是否要建設經濟特區?是否允許外資進入中國?是否應該發展股票市場?是否應該允許企業破產?是否要加入世貿組織?等等。

正是在解決這一個個重大問題的過程中,中國的改革開放逐漸深化,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我們每個人都深深地受益於此。這叫什麼?這就叫實事求是。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種爭論,就是不同價值判斷之間的爭論。

這種爭論,有兩個特點。

第一,因為沒有一個終極的裁判,所以永遠爭論不完。

比如,該不該允許墮胎的問題。只要宗教信仰不同,這個問題可以吵上一萬年,也沒有結論。

第二,這種問題,不需要你是專家,任何人都可以站隊、表態。

比如同性戀婚姻問題,誰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觀點,聽起來肯定也都有道理。

那你說這種問題好不好?有一種人肯定說好,那就是政客。他們當然歡迎這樣的問題啊,這樣的話題天然地可以讓每個人都參與,而且永遠爭論不完,方便他們做政治動員嘛。

聽起來像說段子一樣。要不是發生在眼前的事實,我們很難想像美國這樣的大國,會舉國上下激烈爭論「應該有幾種廁所」這樣的問題。

2017年美國最熱門的爭論話題之一,是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稍有理智的美國人都會意識到,這個主題是多麼荒謬。

美國自己曾經多年努力對前蘇聯搞和平演變,現在好了,它反過來像一個受害者一樣,指責衰落的俄國操控美國大選。其實,有多少美國人真正相信俄國有這種能力呢?

但是請注意,這並不是不理性。在政治鬥爭中,這樣的題材非常難得,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這種話題打擊異己的力度。

當然,這並不只是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問題,所有衰落的政治體系,都會落入到這樣「價值判斷」的陷阱裡面。

比如,中國古代的皇權政治,也一再上演這樣的戲碼。

最典型的是明朝中後期。比如嘉靖皇帝時代的「大禮議」,說到底,爭的就是一件事:到底是管皇帝的父親是叫先皇還是「本生父」。從此開始,官員開始拉幫結派,黨爭愈演愈烈,成為明朝晚期政治中的死結。

當派別固化以後,後續爭論的題材總是不難找的。到了之後的萬曆年間,就又有了所謂「明末三案」——「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

我們以前節目也講過這些故事。故事本身很有意思,裡面的是非曲直、忠奸善惡,也確實很有看頭。但問題是,只要稍稍從歷史書中抬起頭,抽身事外想一想,就會意識到這有多荒謬。

當時自然災害、饑荒、農民造反、滿洲的軍事威脅等等,這些問題非常嚴重,但是政治運轉就是無法回到「實事求是」的軌道上來。官員們放著生死存亡的大事不顧,執著地爭論宮廷案件。

這樣的價值觀爭論,作家王小波曾經寫過一段話:

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里,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乘法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

這是那篇著名的文章《思維的樂趣》里的話。

今天說這個話題,其實是有一個感慨。這四十年,中國在改革開放中能夠一直奉行「實事求是」的原則,是多麼難得的歷史機緣。

在這個國家裡,以前很難做到,在這個時代里,其他國家也很難做到。所謂國運昌隆,這就是其中之一吧。

一個國家,從上到下,都真心認同和支持「實事求是」,都在試圖定義出真實的問題,然後想辦法去解決,推進個人和公共事務的發展,實在是非常難得和寶貴的歷史瞬間,值得我們倍加珍惜和努力維護。

羅輯思維 2017-10-23/策劃人:李子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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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峰仔
  • 爭論分為兩種,一種是不同解決方案之間的爭論,另一種是不同價值判斷之間的爭論。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有裁判,會有結果;而後者沒有裁判,也就沒有結果。
  • 峰仔曰:

    綜合而言,我認為生活在台灣比中國好,因為台灣對人權的保障是比較多的。

    但不能去忽略中國的優點,集權也確實有其好處,例如比較不會落入民主社會中所謂的價值判斷。

    舉例來說,台灣喜歡談論同性戀議題(價值判斷)遠勝於貧富差距的消弭(待決問題),所以我常常懶的與人聊天的原因是,台灣太多人喜歡聊價值判斷,而不是那些能解決的問題。正如吳曉波所言:

    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里,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

    最後,這讓我想起胡適所說過的一句醒語:『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峰仔 於 2017/10/29 21:43 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