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導體巨頭杜紀川的社會責任
街頭善念 扭轉5000巴西兒命運
金士頓創辦人杜紀川,十年來在巴西,援助貧民窟小孩學打鼓,連美國總統布希都大為讚揚。現在他協助弱勢孩子的故事即將躍上大螢幕,已成各界注目的焦點。


「一個人的夢想,終究只是個夢想,一夥人的共同夢想,最後會美夢成真!」這是一首巴西傳統民謠的歌詞,大人小孩都會唱。

台灣出身、洛杉磯創業、闖出世界首大的記憶體模組公司,金士頓科技(Kingston)創辦人杜紀川,極其巧合的,跟5000個貧民窟小朋友,圓了一個巴西夢。

十年前,杜紀川帶著整貨櫃的記憶體模組產品到巴西參展,順便跟當地長年合作的代理商博感情。一夥人吃飽喝足走在大街上時,無意間看到一個角落,有三個衣著破爛的小孩子,組了一個臨時樂團。他們悠揚的森巴樂風,讓很多人駐足良久,一曲結束後,滿場大聲喝采。

「小朋友們確實有練過,樂器也不是破銅爛鐵,但怎麼會隨便在街上演奏?」心裡好奇的杜紀川,上前一問,才發現這是「Meninos do Morumbi」樂團(西班牙文,直譯為「Morumbi的小孩」)的演出前彩排。

小朋友們帶他去見樂團的負責人菲曼達(Flavio Pimenta)。原本就熱愛打鼓的杜紀川,當場忍不住向他討教起來,兩人雖然剛見面,但就像闊別重逢的老友般熟稔起來。

杜紀川在高中時就瘋狂地迷上貓王,為了彈吉他還天天蹺課,最後甚至被師大附中退學,現在他在洛杉磯擁有一個搖滾樂團,平常有空時就會打鼓自娛娛人。50年來,對音樂的熱愛,沒有一刻消褪。


教他們音樂比給他們錢好
「我希望教他們釣魚!」菲曼達當時對杜紀川說,這些貧民窟出身的孩子,很多都沒有錢上學,只能混黑道,一輩子逞兇鬥狠,如果光是給他們錢,一點效果都沒有,「要教他們音樂,有一技之長。」

菲曼達當時就說,樂團非常欠缺經費,所以才會讓小朋友在街頭練習。杜紀川一聽,就立刻掏了腰包,不只贊助樂器,還送了一輛小卡車給樂團。

「有兩個小朋友,最近長大了,進了巴西最好的音樂大學!」杜紀川微笑著說,扭轉貧苦小孩一生的命運,讓他們走上了音樂正路,是他始料未及的。

菲曼達後來正式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不只教音樂,也教小朋友跳舞、畫畫、電腦、英文,以及各種體育活動。除了杜紀川持續性贊助外,在拉丁美洲媒體廣為報導後,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HP、英國航空等重量級組織與企業,都開始灑錢幫忙。

十年來,菲曼達已經改變了5000個貧苦小朋友的命運。今年4月,美國總統布希參訪巴西之際,也特地要求與菲曼達見面。不太會講英文的他,還特地請杜紀川從南加州飛到聖保羅,跟他一起接待布希。


布希讚他為最棒的美國公民
「你真是最棒的美國公民!」得知杜紀川的洛杉磯背景後、布希當面大聲讚揚他的義舉。

與杜紀川只有一面之緣的布希可能不知道,金士頓的兩個台裔創辦人,一直是太平洋這一頭的台灣知名的傳奇企業家!

四年前,孫大衛曾經慷慨捐出1億元,做為總統大選重新驗票的費用,消息從洛杉磯傳回台北,頓時成了眾家報紙的頭版頭條新聞。

同樣是1億元,但不是台幣,是美元,孫與杜可以拿出來當作員工分紅,平均一個金士頓員工可以分到800萬台幣,連台灣歷年分紅冠軍聯發科都瞠乎其後。

杜紀川前一次受到美國主流媒體廣為報導,則是去年電影《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上演時。這一部由奧斯卡影后希拉蕊史旺主演的勵志片,真人真事改編自洛杉磯長堤市(Long Beach)威爾遜高中一位女老師與150位弱勢學生的人生故事。


捐助弱勢,故事搬上銀幕
這位高中女老師古威爾(Erin Gruwell),在她教學第一年就教到一個放牛班,學生是在幫派、問題家庭、難民等環境中長大的孩子,課堂上充滿暴力與對立,資深老師們都放棄了這一班。

不過,古威爾讓學生們寫日記,透過日記去分享他們內心孤獨與冷漠的世界,慢慢改變了他們的暴戾。

古威爾的先生,正是金士頓的員工,她曾向杜紀川闡述教學理念,希望金士頓能夠捐錢為學生買書、買電腦。

「我問她要買什麼書,她說,買《安妮日記》,」杜紀川回憶說,古威爾老師希望用安妮被納粹欺凌的經驗,讓學生瞭解什麼才是真正的種族歧視。

「後來我還說要自己來演,結果好萊塢拒絕了!」杜紀川笑著說,他一直不喜歡電影中飾演他角色的演員,最近這段故事已經重新拍成紀錄片,他總算得償夙願,親自登上大螢幕了。

紀錄片剛殺青,賺人熱淚的故事,已經被日舞影展(Sundance)選為必看佳片。

杜紀川這一位科技人,兩次的無心插柳,出發點都很簡單,就是一絲善意。小善意,卻一點一滴地默默影響了這麼多弱勢年輕人,邁向坦途。


遠見2008年12月號/楊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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