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出了什麼問題?

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整個台灣似乎處於在無政府狀態,政府為何失靈?民主出了什麼問題?面對嚴峻的挑戰,台灣需要什麼再起的力量?

紅瓦四合院,暮色漸漸罩下,一位中年人勾著手,緩步練習走路,五年前做五金的公司搬到大陸後,藍銘賢失業,緊張焦慮加上家族遺傳,只有四十二歲的他,有一天突然中風。三年前,太太做皮包的工廠再度移往大陸,原先雙薪家庭淪為無收入,「能借的都已經借完了,接下來能向誰借?」太太廖彩鳳望著遠方竹林茫然。這裡原本應雞犬相聞,一片和諧……。

藍銘賢和廖彩鳳只是台灣近百萬失業人的縮影。

人民在受苦,但官員民代貪腐卻在加劇。

根據法務部《廉政指標民意調查》,二○○五年政府官員(包括民意代表)貪腐程度達八年來最高,其中立法委員居榜首。高官貪腐更是聽聞不絕,企業界都盛傳要買銀行,給高層送禮是用「一支,兩支(億),」一位企業家指出。


台灣人一出生就背債十七萬

一方面官員民代貪污腐化,一方面國家債務沉重地壓到人民身上。

根據官方主計處統計,目前中央政府債務餘額將近四兆,等於台灣人一出生就要背負十七萬債務。

而更驚人的是,如果根據立法院預算報告整理,台灣還有隱藏性債務達八兆一千萬,再加上各級政府負債、特別預算的六兆六千億,政府真正的負債額是主計處統計的三倍以上,達十四兆七千萬,平均台灣每人為政府背債六十四萬元,等於每個台灣人都要白工作一年,才能還清債務。

地方政府財政尤其瘡痍滿目。首當其衝的是學生和弱勢。南投縣長李朝卿憂心,仁愛鄉發祥國小因有些學童上學跋涉兩小時才能到,有善心人士捐獻校車,但是未來的油錢和司機,縣府卻無法支付。

面對國際,台灣這幾年競爭力下滑,國民所得與經濟成長率皆淪為四小龍之末。根據五月初剛剛公布的IMD全球競爭力排名,台灣排名大幅滑落七名,從去年的十一名滑落至十八名,而同時,中國則大幅躍進,上升至十九名。

面對國內,貧富差距從四倍擴大到六倍。環境崩壞,全台灣有十分之一的平地國土嚴重下降,土石流危險溪流高達一四二○條。


連最基本的民生治安,也岌岌不保。竊盜橫行,台電這三年電纜被偷里數可以繞台灣十三圈。此外,南投鳳鳴國中校長也曾親眼看到一甲的鳳梨園,小偷一夜之間,可以把鳳梨偷得一個不剩。

而詐騙電話更是猖狂,有位企業負責人幾乎每週都接到詐騙電話,「每接一次我就對政府失望一次。」

而到底國家負債是四兆,還是十四兆,這麼重要的事,行政院和立法院也各有說法,令人混淆不清。

從政治、經濟、社會到環境,整個台灣似乎處於在沒有政府的狀態。很多人都在問:「還有人在治理我們的國家嗎?」

明顯的是,從領導到體制、組織、及政府的效能都在萎縮,政府已失靈。

政府失靈,其實不只是台灣獨有的現象。放眼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了類似的困境。

在菲律賓,從「人民力量」運動推翻馬可仕政府至今已二十年,但菲律賓仍一直處於不斷的政治醜聞與軍事政變陰影中。

連老牌民主國家美國,如今社會也產生嚴重對立,價值混亂。總統權力愈來愈大。布希總統可以不顧國內反對聲浪逕自向伊拉克宣戰。本來被認為是榜樣的美國式民主,已成為負面教材,而更糟的是負面的手法還向外輸出,中研院研究員朱雲漢指出。

美國、法國、英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民主形式雖有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出了問題。


民主擁抱資本,不再擁抱人民
「為什麼人民選出來的政府,無法為我們解決問題?」
「為什麼政黨輪替了,貪污腐敗依然橫行,反而加劇?」
民主出了什麼問題?

不僅台灣的人民在問,全世界有許多國家的人民也都在問。

長年研究民主化體制的朱雲漢觀察過去二十多年,主導世界運作的主要兩大支柱——「民主」與「市場」,現在都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俘虜。

在全球資本主義底下主要的行動者是跨國企業,它們可以跨過任何單一國家的統治,對人民的經濟、生活方式,對人民的安全、社會的安定秩序、環境品質、能不能有工作,都
產生巨大影響。

全球資本主義顛覆了國家層級,在這種情形下,「民主變成經濟巨人陰影下的侏儒,」朱雲漢憂心地指出。在全球資本主義宰制下,民主向資本家利益傾斜,導致國家職能縮減,維護公共利益的能力退化。

而在許多轉型社會,民主化與市場化的同步推動,更帶來嚴重的國有資產被掠奪,與社會分配兩極化的問題。台灣自一九九○年代起就是顯著的例子。

環顧世界各國,民主成為錢與權的遊戲愈加明顯。在美國,一個參議員競選經費可以高達兩千萬到六千萬美元。在台灣,一個縣長選舉動輒花上億台幣。

候選人須靠大量金錢參與選舉,最後回饋的不再是選民,而是金主。民主現在擁抱的是資本家,而不是人民。
最後可能形成可怕的獨攬大權的政商利益集團,民主成為政治分贓,本為「委託人」的選民卻無法監督制衡他們所選出的各類政治人物「代理人」。


民主國家演變為貪腐的「新家長式政權」
有些體制失靈的民主國家,民選最高領袖,如總統,常會演變為「新家長式政權」,一個人就可以掠奪大批社會資源,運用公共部門重新分配財產權,獨厚特定的利益團體,如家族、部落、地區或種族。

這些描述,台灣讀者看來十分熟悉,但卻是法蘭西斯.福山在《強國論》中指出世上許多民主國家當今面臨的共同災難。

這些現象,在菲律賓已發生多年。據估計,菲律賓總統可任命職位超過十萬個。地方政治人物為替自己的人馬在官僚體系安插職位,必須向總統關說。

在所謂的民主聖地美國也發生了。布希所任用的官員可以完全毫無行政能力,因卡翠娜颶風下台的美國聯邦急難管理總署署長,唯一的經歷是阿拉伯賽馬協會會長。一個《華爾街日報》醫療產業版主編竟然被任命為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局長。

而如今類似的情形也一一在台灣上演。

由於總統和行政院長職權不清,過去幾年來,民眾眼睜睜目睹陳水扁總統或所謂的「府方」直接指揮部會首長,主導人事任命。連總統幕僚和親人都常能影響人事,各種人事一有風吹草動,候選人紛紛走動各種關係,連地方警察局長感到自己位置不保,都要動員總統府相識人士。

從高捷、SOGO弊案到台肥人事糾紛,當事人也都指有總統府「高層」介入。

中研院研究員、前澄社社長瞿海源就痛陳,總統的用人權太大,不但內閣中正式的行政部門,政府相關的財團與國營事業的人士任用權,陳總統也要管。瞿海源自承自一九七九年回國論政以來,沒有像目前這樣悲觀。

「當總統用人權無限時,就可能用錯人,」瞿海源說。

「一個總統上台,他有四、五千個位子去調配、安排。而且完全按照政治忠誠——誰對我的政權、誰對我的選票、誰對我的現金貢獻最大,我就給誰。這樣下去,台灣只會變成拉丁美洲。每場選舉就是一個大的搬風跟分贓,」朱雲漢很沉痛地說。


選舉就是搬風和分贓
政府失靈,更來自人事頻繁更迭,民進黨執政六年,換了五位行政院長,官員如過江之鯽。更換行政院長後,又帶動部長、次長,甚至處長、司長、顧問、參事的更換。

其中最攸關台灣發展的財政、經濟二部,也各換五位。有的部長上台一個半月就辭職,如前經濟部長宗才怡。財政部曾在一年半內換三位部長,其中許嘉棟只任職五個月就下台。

首長任期短,對施政帶來嚴重負面衝擊。例如張俊雄一上任推動「八一○○億元啟動國家建設新方向」,游錫堃上台又推動「二○○八國發計劃」,謝長廷上台大轉彎,提倡「和解共生」,蘇貞昌則是「實事內閣」。不但人民眼花撩亂,看不清政府方向,更層層影響部會首長和中級官員的士氣。

今年一月底二月初,各部會幾乎全面停擺,次長以下忙著送舊迎新,又得擔心是否自己能保住位置。問起未來方向,大家都手一攤,等新任首長來了再說吧。

「這個政府,講過就算做過,只有口號,沒有做法,」一位前任部長指出。

六年換五個行政院長,企業裡等於六年換了五位總經理,副總經理、各部門經理也跟著大換血。「這樣的組織,在企業界絕對是有問題的,」工商建研會理事長郭台強說。


政黨惡鬥,國家力量內耗
台灣政府失靈不僅出現在行政部門,立法院更把國家力量浪費在內耗上,讓許多事情動彈不得。

民進黨執政六年以來,朝野對立,政黨惡鬥,藍綠各不相讓。攸關國家大法,如《行政院組織法》,在立院遲遲不能通過,監察委員至今仍拒審提名。擱置待審的法案累積近八百件。

「如兩隻狗對咬,狠死對咬,沒有人能分得開,」一位前政務委員說。

國民黨時代政府組織就疊床架屋,法令老舊,李登輝主導的修憲後遺症尤其嚴重——總統直選,總統權力至高無上,卻無責任。總統任命行政院長,不必經過立法院同意,造成立法院動輒杯葛行政院。

當全球化帶來新事務不斷,急需政府機動應變,但是我國《行政院組織法》三十年未修改,組織僵固,要改變單位,員額都得經過立法院同意。因此江丙坤極力推動修訂《行政院組織法》,裁併調整部會,並讓各首長可以機動調整組織,因應新局勢,但是草案送到立法院,卻已延擱三年。

「二○○八年,縱使國民黨上來,也是要面對,」江丙坤透出無奈,「在野立委應該趕緊動起來。」


走出自由化迷思,找回政府效能
從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一連串引爆的各國經濟危機、企業弊案、貧富差距日增,也讓世界各國對「市場萬能」的神話,吹起一股反省潮流,政府的功能角色也再度被彰顯。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獲得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寫下《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狂飆的十年》等書,痛陳從一九八○年以來當道的「新自由主義」(也有人稱之為新保守主義)政策,認為只要政府鬆綁,政府少管就好,種下今天的惡果。

九○年代各國民主自由更是洶湧澎湃。自由化祖師傅利曼當初一意鼓吹社會主義國家應加速「民營化」、「民營化」、「民營化」。但二○○一年,當他在近九十歲時,看到俄羅斯及東歐政商勾結,貪污盛行,舞弊連連,他勇敢地公開承認,「我錯了,法治可能比民營化更為重要。」

十五年前,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裡斷言,「意識型態對立已結束,今後只有資本主義。政治和政府都沒有太多意義。」

但十五年後,福山出版《強國論》,倡言政府的重要,任何國家都該強化國家體制和治理能力。因為如果政府執政效能降低,原本應該全民享有的公共商品,如經濟增長,教育和健保等將因而受挫。最後連國民的安全保障都沒有。

然而當全球已經開始對民主化及自由化——強調市場萬能、政府退位的思潮,進行反思的時候,台灣許多官員,卻還持續陷在自由化的迷思中,認為一切交給市場那「看不見的手」來決定就好了。

例如二次金改,銀行淪落財團手中,就是政府迷信民營化就是萬靈丹,在未有配套措施及公平透明的程序下,匆匆出售國家銀行股權。政府只保有少數股權,以為政府還有力量規範該家銀行。但是最近財政部長呂桔誠連開發金違反規定,投資金鼎證券,想要換董事長,都無法順利執行。

當記者詢問經建會為何當今功能轉弱時,主委胡勝正還是引用自由化那套理論:「從計劃經濟到市場導向的時候,要把這隻看得到的手變成看不見的手。以前經建會會去發展半導體,去發展什麼的,現在我們不這樣做了。」

但是近年來,很多國際經濟學家了解,政府不是只問要管多少,而是看政府能否建立強力體制,有效管理。政府該管的事,不論範圍大或小,一定要有效管理到底,而不是政府退位就行。

尤其有些新興領域,如金融業,政府還需要增聘專業人才,加強監理,不像主管機關金管會的檢查局長因股市禿鷹案下台後,至今仍空懸。前英國金融監督委員會主席戴維斯說,因為這些資本行業有太多誘惑,又存在太多嚴重「資訊不對稱」,生產者熟稔遊戲規則,消費者處於資訊弱勢,容易受騙。

更糟的是當台灣努力推行民主化、自由化時,卻沒有同步推行制度化及法治化。所以當韓國有較獨立的司法及強大的社會力量來監督政治人物與商業領袖,不乏把總統及財團董事長,如現代集團的鄭夢九送入監牢時,台灣卻只有媒體任意指證爆料,是非難辨。結果卻是人民對台灣喪失信心。


啟動政府重建工程
歷經了這些年的內耗,台灣必須積極重建政府效能,恢復它良好的治理能力。

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也指出,政府的確面臨許多體制與結構的問題,也已到了不能不改的關鍵時刻。但這些問題要得到朝野共識才能推動。

行政院策劃六月下旬召開的「台灣經濟永續成長會議」的目的就是要經由討論謀求共識。「這需要社會菁英共同來做,負起責任,這樣才對得起下一代,」蔡英文強調。

導正負面循環必須愈早愈好,哈佛大學教授肯特(Rosabeth Moss Kanter)觀察很多企業、組織、國家,要從「小贏」開始,拾回人民信心。 


社會不應坐視台灣再空轉
例如民進黨此次執政的時間還有一年半,對經濟發展、解決失業、調和兩岸關係,仍然有進展空間,而且社會也不應坐視台灣再空轉,等到二○○八再說。

很多接受訪問的人士歸納,未來領導人基本條件就是要清廉,更要有世界觀,廣闊視野,帶領台灣破除全球化荊棘。

「向內看、互相指責、自我孤立都是失敗的象徵,」寫下《信任》一書而暢銷一時的肯特指出變革的關鍵。

瞿海源更指出領導人的重要。領導人不只是一黨的總統,更是一國的總統,世界的領袖,有那個氣度與智慧,就不會不清廉,而貪小便宜。

政大公行系教授江明修,則強調文官體制的重建刻不容緩。「國家要一直能有一群不錯的專業官僚,他們能有足夠的績效、有vision(願景),不受政權輪替的影響。」

更重要的,人民不能放棄公民參與的權力與責任。

「台灣民眾有一段時間把很多這些事情寄望在一些人的施政上,但這些施政並沒有成功。啊!原來不能寄望在表面上,要寄望在內部的核心上,這個核心就是民間要發揮力量來監督,」中研院副院長曾志朗鼓勵大家發揮正面力量。

龍應台文教基金會四月下旬在台北中山堂所舉辦的「民主論壇」坐滿五百多人,來自美國的資深政論作家林道夫分析美國民主岌岌可危,因為人民已經不再關心政治,國會改選投票率不到四○%,地方選舉不到兩成。這麼低的投票率讓現任者輕易動員獲得勝選,參、眾兩院選舉超過九成的選區是同額競選,根本缺乏真正的反對黨。美國人民對政府深感無力,也不再關心政治,這正是美國當前的危機。

帶著懇切的口吻,林道夫提醒台灣的民眾,「我們要想辦法讓人民積極參與政治,而且藉由他們的參與,實質改變政府的決策,改善自己的生活。」

面對台灣當前嚴峻的挑戰,每一個人都需要站出來,參與改變。


天下雜誌/2006-05-10/楊艾俐




立法院,亂台先鋒

上電視作秀是他們,政黨惡鬥是他們,貪腐最烈的行業也是他們。台灣的民主創造出一頭陷入瘋狂黨派鬥爭的憲政怪獸,究竟誰能挺身制衡?


晚上十一點,夜闌人靜,國民黨立法委員李紀珠在院內熬夜加班,緊盯著螢光幕,為隔天要舉行的《敏感科技保護法》查看最後資料。這個法律將為何種技術可移往大陸定調。

她沒有把握這種關係重大的法案,是否會通過。立法院議事效率急速降低。從去年二月底到今年過年前的兩個會期,才通過一百三十二個法案(其中大部份是修正案),立法院每年預算四十億,平均每個法案就耗費三千零三十萬元,每二.五個法案就可以給全國小學生免費供應營養午餐一天。

本應為人民看緊荷包的一群人變成最會花錢的人。

位在中山南路的立法院,嶄新的黑亮汽車、光鮮西裝的人潮絡繹不絕,熱鬧地交換著「權力」與「利益」。

趾高氣揚的立法委員,似乎無視社會對他們的反感。一般人民毫不覺得這是可代表他們的一群人,「立法院是展現虛假民主的地方。聲望一直最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說。

國際透明組織政府清廉度調查,台灣民眾認為貪污最嚴重的是立法委員,法務部所作的政府清廉度評比,他們居於倒數。「我們的民主,造就了這頭憲政怪獸,」前立委邱太三說。


缺乏制衡,朝野大分贓
立法院現今最大問題是沒有任何機構可以制衡。黨對立委幾乎沒有拘束力。立委更各自表現,無所顧忌。

美國、歐洲都有健全的國會制衡機構,美國華盛頓有大大小小監察團體,最負盛名的是獨立政治監督組織共同事業(Common Cause),他們監督參眾兩院議員的操守、發言、投票紀錄,連參議員收的演講費都難逃他們監督。美國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狄雷(相當於我國立法院長),因涉及白宮遊說醜聞案,馬上就得辭職。日本國會有強烈自律,國會
議員講錯一句話,會在同僚壓力下辭職。

但台灣立法院比開發中國家還不如。台灣的立委質詢,頻作個人秀,辛辣火爆。桃園區域立委吳志揚參觀泰國國會,看到泰國國會議員心平氣和地排排坐,官員坐對面,和平論政,沒有侮罵挑釁,也沒有尖酸刻薄,十分感慨。

但是立委最大弊病,仍是為私利關說,台下交易不斷,以致延擱國家進步。政黨輪替前,很多民進黨立委還能清廉自持。現在根據採訪人士歸納,藍綠很多立委都各有利益糾葛,腐敗程度相似。各種同業公會都知道,法案要通過或修改,要打點立委,而且民進黨、國民黨,藍綠都有代表負責打點。有前金,也有後謝。

「你知道門道,又不願同流合污,」一位前立委說,「最好退出,免得擋人財路。」

尤其是今年一月十三日上一個會期結束前一刻,朝野黨團闢室密商,通過規模高達一千一百六十億元的「水患治理特別預算」,給人朝野大分贓的疑慮。因為國民黨立委不久前,還攻擊民進黨政府要求治水預算時,只送來薄薄幾張紙,沒有詳盡計劃。但是黨團忽然全部同意,而且比原先的八百億元,還增加三百多億元。

根據過去治水工程,七成以上的工程、半數以上的預算,都是切段分割發包,工程金額都在一百萬以下,不用公開招標。一條河被切割成無數個百萬元以下工程,分別發包出去,如何能達成治水效果?「這不就是綁樁、圖利的天堂嗎?」一位媒體記者說。

一位金管會高級官員表示,這幾年金融改革主導台灣最大財富重分配。各金融公會遊說立委最為積極。當行政機關才剛要開始討論加強監理金融機關的法令時,各種金融公會就已經派人遊說立委,希望不要通過不利自己的法案。因此在立法院裡,主管金融法令的財政委員會相當熱門。

因為立委影響力無所不在,又擅於修理行政官員,很多人也喜歡拿立委狐假虎威,更增加改革困難。

一位卸任政務委員與一家公會開會,討論政府將嚴格審核該行業專業資格,「開了很多次會都沒有結論,最後那位理事長憤怒地說,『沒關係,我找立委來修理你』。」
擱置法案,往往延誤國家進步。不管是現代政府大法----《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都靜靜地躺在立法院裡。

立法院議事品質差,已經影響到台灣每個人。例如立法院經常在會期最後一天,挑燈夜戰通過十幾個法案。例如,第五屆第六會期通過五十七項法案,十三項就是最後一天通過的,幾乎佔四分之一。


包裹立法,後遺症叢生
立法院也常加開臨時院會包裹立法,產生很多後遺症。現今問題叢生的金控公司,也是二○○一年立法院為了通過金融重建基金,一起包裹匆匆通過六項法令,對銀行併購開方便大門,以致今天台灣六大財團(辜辜,吳吳,蔡蔡)全面掌控金控。

立法院弊病,和媒體、選民、制度、政黨都息息相關,要去濁揚清,必須選民施壓監督,才可能改進。例如立委名額減半、單一選區,就是學者、媒體不斷呼籲,最後由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率領人民在立法院前靜坐而通過的,否則沒有立委願意修法,減少自己的當選機會。但現在立委又想要借修憲翻案。

如果你希望立委要在各種婚喪喜慶中露臉,立委只有勤跑這些場合。如果你知道你選的立委綁標工程,結果工程偷工減料,你或你的親友可能駛在斷橋或危路上,遭遇車禍,你還會選他嗎?

「我們不能把手都指向別人,」倡導公共知識份子的作家龍應台說,「骯髒和醜陋都是自己選出來的,有幾流公民就有幾流政治人物。」


朝野對峙,立法院畸形發展
台灣民主發展以來,國民黨及民進黨都沒有善盡在野在朝監督,將立法院帶上畸形發展。例如今天的立委與官員一對一質詢,就是民進黨時期委員用肢體暴力爭取到的。政黨輪替六年來,國民黨缺乏在野黨應有的監督要求。朝野立委對峙日行尖銳。根據採訪分析,主要是政黨力量太弱。立委得靠自己人脈當選,其次立法院又不注重資深制度及專業立委,更無心建立健全內規。「為了維繫權力,他們必須算計、硬拗、使壞,」一位在台北市從事教職的嚴果維寫著,「一切都在明處和暗處進行。」

為打知名度,立法委員想盡辦法,搶電視鏡頭,無所不用其極。很多立委一早上就趕著去會場發言,因為電視台早上十點半會截一次稿。在此之前發言,有最大可能上電視。前一天晚上,立委與助理密切商量,要怎樣講,才能掌握「黃金三十秒」,讓電視台可以用。

大部份委員只是發了言就走,不管前面有多少委員已問了同樣的事。很多委員不能到場卻登記發言,在電視上螢幕上,仍然能看到預備質詢者的名字,「有委員說,縱使被拍到背影也好,」民進黨前立法委員段宜康笑著說。大部份立委只要求自己質詢能上電視就好,拿回選區給選民看,自己在國會可以威風十足修理官員,就能贏得選票。

每逢星期二、星期五的全院總質詢,行政院四十餘位部會首長端坐,立委席卻常空無幾人,只有正在質詢的少數立委。行政官員是國家資源,他們精力應該用在帶領國家,衝刺國際舞台,維護社會正義。財政部長呂桔誠,三月在立法院起碼被質詢八天,加上總質詢都圍繞在開發金董事長任命和卡債,幾乎天天都被綁架在立法院。攸關社會正義的租稅改革,都得放在一旁。

更耗費資源的是,這幾年部長頻繁更替,對主管業務不熟悉。到立法院往往要帶上近百位部屬備詢(以前二十幾位就足夠)。

在三月十二日的經濟委員會裡,新上任的經濟部長黃營杉,帶了八十位部屬官員準備應答,坐滿了立法院紅樓會議室,國家經濟興革大事,都得擺在一旁。「連資訊中心、政風處的人都帶去,」一位經濟部員工說。

「每次從立法院回來,我就很累,很累,」一位部會中階主管強調兩個「很」字,「那裡充滿暴戾之氣。」

將立法院導入正常角色,政黨必須重拾威信。政黨應該訂出民意代表及執政者行為規範,提名人寧缺勿濫,而且貫徹紀律,該開除黨籍時,就開除。「政黨的道德標準應該高於民代,人民也可根據政黨的道德標準投票,」前立委邱太三說。

各政黨對立委約束力差,無從建立資深制以及專業制,使很多立委不能適才適所。

例如政黨不分區立委具專業,可補足區域立委之不足,但是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必須等區域立委挑選完委員會後,才能挑選。但是分配權力大的財政、經濟委員會都最熱門。擅長財經的不分區立委,往往只能選到冷門委員會,如前副院長江丙坤加入外交委員會,前中鋼董事長王鍾渝和現任立委李紀珠只能到科技及資訊委員會。

我國早已踏入資訊社會,資訊運用更是國家競爭力的指標,但是科資會仍然是冷門會,委員只有十七位,常常流會。上個會期只通過一個法案。立法院已與我國現實社會脫節。


借鏡歐美,建立資深專業制
立法院更應該積極著手建立內規。不分黨派立委都認為立法院長王金平應該負起責任,召集改進小組。例如檢討質詢制度,很多立委建議應該由黨派代表質詢,質詢內容就是黨的立場,而不是個別委員的立場,行政官員也必須嚴肅回答。就如英國下議院,每週固定星期三下午,舉行在野黨和執政黨辯論。

又如民主成熟國家,國會裡最重要的就是委員會,委員會主席都由多數黨的資深委員擔任,資深而專業,在同僚講話一言九鼎(我國委員會召集人都是輪流選,沒有資深制),開委員會氣氛莊嚴,兩黨議員和官員認真討論法案。美國不能讓記者旁聽,不像我國立法院委員會裡記者和攝影機川流不息,隨時獵取火爆鏡頭。更造成立委競相作秀的畸形現象。委員會通過的法案,往往能在院會裡通過。

「我國立法委員都一樣大,是假民主,而不是真民主,」一位委員說。

勤於問政的委員更認為立法院應加強運作透明化。例如民眾可以隨時上網看到當下立法委員質詢情形,而不是電視台剪輯的鏡頭。民眾也可以隨時看到委員出席紀錄和投票紀錄。

「我希望知道我選出的代表,在立法院做了什麼事。他能代表我的立場嗎?」民進黨前立法委員段宜康說。

行政官員的專業更重要,例如以前財政部長林全、勞委會主委陳菊、陸委會主委蔡英文等,立委在質詢前,都會三思而言。「一個對政策敢負責的政務官,就能對立委挺直腰桿,」段宜康說。

但是有些行政官員聽任立委需索,立委就會關說施壓。一位主管許多工程的前任部長就是如此。「不管什麼時候找他,他都在陪立委,」一位行政院高層幕僚說。

面對未來,明年底國會減半(只剩一百一十三位委員),是改革契機,但應配套的興革之事更多。例如應該考慮裁併委員會,立法院現在就有十六個委員會,若沒有配套改革,未來一個委員會只有六、七位委員,三位委員就能一讀通過一個法案。

最後能監督立法委員的仍然是選民。「投下你的一票時,你要什麼人代表你,」台大新聞所教授周陽山說,「最好自己想清楚。」

其次,社會中道人士應該發揮監督力量。選民更應該組織團體,監督民意代表作為。

美國的 Common Cause 是由二十五萬會員自動捐獻運作,不接受政府和企業的獎助,更不向這些機構申請研究案,以保持獨立。最近幾位美國參眾議員,牽涉政治獻金來路不明,Common Cause所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媒體的大幅報導。

如何監督這頭憲政怪獸,人民還是第一個把關人。


天下雜誌/2006-05-10/楊艾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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