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南韓的企業愈做愈大,而日本的企業則虧損連連,三星的市值,甚至大於『SONY + PANASONIC + SHARP』,我真的覺得,所有台灣人都應該感謝南韓。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心靈被日本奴隸太久,而南韓幫我們打破了這神話。(請見文末《為什麼台灣不是南韓》)

我想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這麼哈日,這種哈日還是深植心靈的。從小整個環境就在灌輸我們日本有多好,感覺上我們永遠無法超越它,但你去看南韓,人家也知道日本好,但就抱定著有天能超越日本,於是人家不論手機、家電、汽車都有世界一流的品牌,台灣呢?一開始企圖心的差異,就注定了我們不如人!

而不斷強化這些思想的,跟那批日本殖民時期受教育的台灣人有很大的關係,政治上當然以李登輝為主(我不討厭李登輝,我甚至認為三位民選總統中,他有可能是做最好的),經濟上則是一堆台南幫的企業大老,我比較有印象的,就是許文龍和徐重仁。

先聲明一下,我對許文龍、徐重仁在台灣做出的貢獻而衷心佩服,但我要談的,是他們潛意識裡認為自己無法超越日本的心態,徐文龍沒事就強調日本殖民時代對台灣有多好,它的企業也總是不斷尋求日本的技術支援,卻沒想過要做出超過日本的企業。徐重仁則引進了最多的日本服務業品牌(日本人一定很感謝他),但屬於台灣的自有品牌,像樣的沒有一個做出來。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在他們內心深處,就自認無法做得比日本好,而這也是上一輩台灣人和南韓人最大的差別!心的力量很大,如果你認為自己無法超越日本人,那你就絕對無法超越日本人!

立志需高遠,我們要給下一代的,不一定是要賺大錢,但必需是在那個領域中,要能做到最好,甚至世界第一!信念,永遠會是最重要的事。

連結:《不想輸》系列文章

 


為什麼台灣不是南韓?
BREAKOUT NATION:IN PURSUIT OF THE NEXT ECONOMIC MIRACLES
作者:盧奇.夏瑪(Ruchir Sharma)
譯者:吳國卿
出版社:商周出版


當我為全球經濟把脈時,我不會在倫敦、法蘭克福、東京,甚至不會在孟買尋找重要的跡象,我會在首爾尋找。

南韓公司是率先公布經濟數據的主要國家之一,而且數字精確可靠。不僅如此,南韓公司在從汽車到化學品等多樣的產業中都是重量級業者,而且對外國相當開放:外國人持有逾三分之一的南韓股票,比率在全球相當高,因此南韓股市相當於標普五百(S&P 500)的KOSPI指數,提供極精確的全球趨勢參考。

大趨勢的主題是像二○○○年的矽谷與科技,或是過去十年的中國和大新興市場,南韓永遠是行動的核心。因此,部分金融圈人士把首爾股市指數取別名叫「Kospi博士」也就不足為奇了。

南韓擁有能在快速變遷的尖端產業生存的罕見能力,使它自成一個類別。南韓和台灣是全球經濟競賽的金牌得主,在有記錄的經濟史上只有這兩個國家連續五十年達到五%以上的成長率。兩個國家都曾是日本的殖民地,也都藉模仿日本的基本體制獲得成功。它們大量投資在研究與開發,並致力於控制會導致社會大眾抗拒快速成長的所得不平等。兩國都處於進入經濟成熟期的轉折點,人均所得都超過二萬美元,成長開始自然減速。不過,南韓比台灣更有機會趕上日本,後者的所得水準已經停滯在三‧五萬美元許多年。


為什麼台灣不是南韓
南韓在建立全球品牌上獨樹一幟的成功——三星和樂金的故事和現代一樣精彩——也提供了凌駕台灣的一大優勢,而台灣則是南韓在競逐成長金牌中唯一的對手。兩國策略上的差異截然分明,台灣在初期就樂於與日本合作,南韓則只想打敗日本。

台灣的製造業並不企求挑戰更大的日本對手,而只專注在利用與中國大陸緊密的文化關係、地理接近性,和龐大的廉價勞力。台灣變成投資中國工廠最多的國家,許多工廠的位置就在只隔著台灣海峽的福建省,而幾十年來這就足夠創造穩定的快速成長。


但過去五年來已愈來愈明顯的問題是,這導致台灣的利基愈來愈狹窄:台灣在全球筆記型電腦市場的市占率在過去十年從三○%激增到八○%,但由於西方品牌可以輕易把訂單轉向其他代工製造商,或讓台灣五大製造商互相競爭,以致於台灣業者迄今仍沒有定價能力。而隨著中國開始喪失部分競爭優勢,尤其是勞工成本不再低廉,台灣也跟隨漸失競爭力。台灣占有全球出口的比率在過去十年已大幅滑落,大約下降二○%,而南韓則反而增加約二○%。多年來台灣談論建立自有品牌的方法,至今成就依然有限。

台北股市主要由小公司組成,這些公司生產採用微軟視窗(Windows)和英特爾晶片的個人電腦零件,這個狹窄的利基使台灣股市逐漸不再受到投資人眷顧,從二○○○年科技泡沫破滅後表現就持續不振。和「Kospi博士」不同,沒有人把台北股市當成全球趨勢的指標。
過去十年來台灣的富豪大多不願投資在國內,而是快速將資金移往海外,每個月多達約二十億美元,主要投資在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市場,或是加州的房地產。資金持續外流的結果之一是,每次世界市場泡沫破滅,台灣投資人似乎總會輸掉一把,從最晚近二○○八年雷曼兄弟倒閉事件就可看出這種趨勢。

從戰後年代早期,台灣就一直比南韓更對外開放(首爾對想投資股市的外國人相當開放,但對想收購南韓公司或在南韓公司工作的人設限很多),部分原因是在日本殖民期間受到不同的待遇。日本在十九世紀末亟欲往南擴張,並在一八九五年占領台灣,成為第一個海外殖民地。日本嘗試把台灣轉變成模範殖民地,因而大量投資在農業,並建立電力網,甚至深入到鄉間。日本一九一○年占領南韓則較為粗暴,導致地方反抗持續不斷,直到一九四五年結束占領時,許多農村地區還無電可用。因此當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撤退至台灣,接管這個島嶼後,統治的是較未受殖民創傷的人口,建設經濟的起始水準也較南韓高。

南韓在戰後一片破敗,廣大的土地和許多都市盡遭破壞,但也因此比台灣更堅定地想建立自己自足的經濟。今日南韓在取得國際專利的數量上是全球前五大國家之一,新申請的數量還迅速擴張中,而台灣甚至不在前二十名之內。通常台灣製造商滿足於向日本購買基本的先
進零件,而不願意自己在國內開發。這種依賴在二○一一年3月日本發生強烈地震後格外明顯,這場地震影響台灣供應鏈的程度比南韓更嚴重。

外界漸漸感覺台灣領導人在尋找新成長策略上已開始捉襟見肘,近來台灣當局談到提振觀光業,而如果台灣能善加把握大陸觀光熱潮的商機,確實有藉以促進成長的潛力。二○一○年中國有五千萬人到國外旅遊,而且這個數字每年成長二○%,但這不太可能讓台灣顯著受益,因為觀光業只占台灣GDP不到五%。似乎每一個有不算太差的海灘或宏偉高山的國家,都把觀光業列為發展計畫,但實際情況是,促
進觀光業對較大的經濟體只有極其微薄的助益。

南韓經濟遠比台灣多元化,且基礎更穩固。南韓品牌擁有定價力,利潤豐厚,而且製造的產品種類繁多。雖然南韓產品最著名的是汽車和消費者科技,但在KOSPI掛牌的公司遍布許多產業。事實上,南韓過去十年成長最快速的產業不是汽車或科技業,而是造船業。南韓長期以來有一支強大的海軍,且有打造創新式船艦的歷史;以規模和科技水準來看,今日全球三大造船公司都是南韓公司。

南韓營建業也發展迅速。在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政府推動本土鋼鐵與石化業時,營建業也致力於發展工廠營建與工程的專長,如今它們把這些專長用在海外。雖然南韓沒有石油,但營建公司從近幾年來的油價飆漲獲益良多,因為它們是建造石油設施的全球領導廠商。南韓的營建和工程公司正在中東、中亞、非洲和東南亞等地大舉擴張。這種多元化是KOSPI變成精確指標、提供全球經濟關鍵跡象的原因。

南韓渴望自己自足也展現在企業文化上。南韓人往往不願收購海外企業,寧可自己創業;二○一○年南韓企業投資在國內工廠與自已的海外事業金額達到一千四百億美元,比二○○五年增加三○○%。這種擴張對南韓維繫其製造業成長的能力極為重要,南韓也因此變得極具效益。雖然南韓的製造業比台灣大得多,工廠僱用的勞工數卻少很多(占總勞動力約一五%,相較於台灣的二五%)。南韓也擁有全世界最密集的機器人口,這表示南韓以較少的勞工做更多事,比台灣更具生產力。

結論是,南韓企業領導人比台灣的同輩更高瞻遠矚。這種說法有點出人意料,因為台灣人向來被視為更有創業精神,和較少島國心態。首先台灣企業比南韓企業更對外國人開放;在台灣的小公司看到印度軟體工程師的機率比南韓小公司高得多。台灣也是中小企業的國度,企業不會變太大的部分原因是員工經常離開創辦新事業。今日南韓前三十家大公司產值占經濟的七○%,而巨大主義通常不是鼓勵創意
的模式。

大多數韓國人樂於加入大企業,並終身留在那裡,不會想離開與它競爭。然而南韓人偏好由上而下的控制並未扼殺新科技創造,和新產業的崛起,例如線上賭博、生物科技,甚至藝術創作。從二○○○年起,南韓便在流行文化市場挑戰日本的領導地位,出口連續劇、音樂、化粧品和衣服到亞洲各地。
南韓的電視劇如描述宮廷廚師白手起家故事的《大長今》,從新加坡一路紅遍到北京。這股「韓流」受到廣大的歡迎,使釜山音樂節變成亞洲地區最大的國際電影盛會。即使長期以來以剽竊好萊塢劇本聞名的印度寶萊塢,也轉向韓國電影尋求靈感,從南韓賣座電影《追擊者》(The Chaser)得到啟發而拍出近來的熱門電影如《謀殺2》(Murder 2)。

韓國流行歌如今在日本暢銷歌曲排行榜,與日本流行歌曲互別苗頭,而日本是世界第二大音樂市場。在女孩樂團的決鬥中,日本的AKB48和南韓的少女時代都是YouTube上最夯的影片,點閱次數都大約一千萬次,但少女時代的點閱來自亞洲各地和歐洲與美國,AKB48則幾乎完全來自日本。韓國人在音樂和說故事的天分,也助長南韓大型娛樂公司品牌部門的發展,許多這些大公司成立自己的廣告部,以便嚴格掌控生產和銷售過程的所有層面,維持它們在這方面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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