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近日國內媒體稱“中國每年因跨國公司避稅損失300億元”,指責在華跨國公司避稅是“社會責任缺失”,還提出“應該向經濟開放國家學習反避稅經驗”。這些報導乍看是取之于民的錢沒收到手,但事實上避稅和逃稅有根本區別,避稅在全球經濟活動中合理合法無可指責。


一、避稅不可恥,沒有人要肩負比法定底限交更多稅的義務
“中國政府每年因跨國公司避稅損失300億元”“避稅是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缺失的表現”這些聲討中隱含的邏輯是:只要政府想收多少稅款,企業就必須繳納多少稅款,未達所欲,政府就聲稱自己受損了。如果企業通過合法途徑躲開了政府大開的獅子口,那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就湊不夠,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就沒有被完全履行。現實中,這兩個理由很難成立。


稅不是交的越多越好,作為私營企業的跨國公司首要目的是為投資者尋求收益,而非為稅務局貢獻政績
很多企業喜歡用“完成利稅多少”來標榜自己的成績,似乎利潤和稅收都是貢獻,這是國有體制下的語境。企業經營是以盈利為目的,納稅只是一種法律規定範圍內的義務。作為國有企業,“利”和“稅”最終都為國家所有,所以“利稅”都是政績。但作為私營企業的跨國公司要對股東負責,首要目的是為投資者尋求收益,而非為稅務局貢獻政績。同等經營狀態下,給政府的稅交多了,股東所能獲取的收益就少,“利”和“稅”是一對矛盾。

但中國近幾年稅收收入增長遠高於GDP增速,如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89720.31億 元 , 比上年增加16509.52億元,同比增長22.6%,遠超GDP9.2%的年增速兩倍多,而同期政府一直沒有擺脫財政赤字。這說明中國政府的“斂財”能力遠比在中國的企業避稅能力強,是國家積極的財政支出侵害了竭力減輕稅負的跨國公司,而非相反。而收入越寬裕,政府越揮霍無度,越無法擺脫入不敷出的困境。為了遏制政府的過度支出,企業應該更主動合理避稅,這比“納稅光榮”對社會的幫助大得多,更體現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心。


法律只能干預非法逃稅,不能阻止合法避稅,多交稅不是法定義務
法律行為的結果只有兩種,要麼是合法,,要麼是違法的。合法避稅“是指納稅人以不違反稅收制度為前提而減輕稅收負擔的行為”。按照這一定義,如果稅務機關在對納稅人進行反避稅的調查審計過程中,發現其有違反稅收制度的具體行為,那納稅人就不是在進行“避稅”而是實施“偷稅”或“騙稅”。可見“不違反稅收制度”是“避稅”的構成要素之一,只要企業在“非不允許”和“非不應該”範圍內,採取降低稅負的措施,都是正常。比如,將企業設立在有稅收優惠政策的經濟開發區、申請高新技術企業、調整固定資產折舊、調整資本結構等等。只要不違法,熟練利用各種政策和法律合理避稅,是企業綜合經營能力的體現。

這次指責“跨國公司避稅無良”的媒體在報導裏提到2011年谷歌在華子公司涉稅違法案,但當時披露的情況顯示這三家子公司存在使用假髮票、不按規定代扣代繳營業稅等問題,這類明顯涉嫌偷逃稅款的行為並不能與避稅相提並論。正如美國大法官利爾德·漢德的著名判詞所說, “任何人都可以將自己的業務安排得使自己的納稅額盡可能低,沒有人必須選擇一種最有利於財政部而非自身的經營模式;多交稅甚至不算一種愛國義務;需要反復強調的是,盡可能避稅並不邪惡,避稅者不論貧富都沒錯,因為沒有人肩負著繳納比法定底限更多的稅的義務。”


二、合理避稅促進資本流動並不會收到懲罰
只加強徵稅而不減稅,可能會將投資者驅離中國

早在早於經濟全球化的近三百年前,亞當.斯密就在《國富論》中指出:“……資本所有者則不然,他很可以說是一個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著於那一個特定國家。一國如果為了要課以重稅,而多方調查其財產,他就會舍此他適了。他並且會把資本移往任何其他國家,只要那裏比較能隨意經營事業,或者比較能安逸地享有財富。他移動資本,這資本前此在該國所經營的一切產業,就會隨之停止。耕作土地的是資本,使用勞動的是資本。一國稅收如有驅逐國內資本的傾向,那麼,資本被驅逐出去多少,主權政府及社會兩方面的收入源泉,就要涸竭多少。” 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作為資本所有者的企業和個人要轉移投資和駐在地,比在亞當.斯密的時代要容易太多,因稅收征管加強而涸竭社會經濟源泉的風險也顯著地增大了。

規避企業所得稅只是症狀的表面,癥結是在於企業所得稅率太高。如果跨國公司竭力避稅是一種普遍現象,那就是企業稅負已經不堪重負的表徵. 考慮到這一點,“加大打擊企業避稅的力度,提高政府利稅收入”之類的話似乎就不這麼動聽了。如果跨國公司發現沒有辦法能稍稍減輕稅負,那麼亞當.斯密的預見就會在今天的中國成為現實


經濟開放國家不懲罰合法避稅的企業,“2008年美國通過反避稅調查補收稅款1000億美元”是謠言
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美國的確是企業所得稅率最高(高達40%)、政府徵稅姿態最為激進的國家。然而美國國稅局(IRS)的許可權和能力再大,也只能對違反稅法的美國企業和公民補收應繳稅款和課以罰款,而對合法避稅的企業無可奈何。美國特拉華州就是世界知名的“避稅天堂”之一,“在美國避稅就要罰款”的說法顯系子虛烏有。美國國內確有政治行業從業者籲求政府向“避稅天堂”國家施壓以堵死跨國公司避稅的管道、譴責他國的低稅率政策,但這些意見從來只停留在討論階段,沒有成為行政部門履行的法律條文。

美國媒體從未曾報導過“2008年美國通過反避稅調查補收稅款1000億美元左右”,在2008年充斥美國媒體的是“為富不仁的大亨們逃稅額高達1000億美元”。拋開這個指控和現在中國一些媒體對跨國公司的污蔑有多相似不談,1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本身就是捏造的產物。“逃稅一千億美元”的來源是民主黨參議員約翰.克裏2008年的一位幕僚傑克.布魯姆。但當美國國會研究處(CRS)質詢他這個數字的出處、究竟哪些企業和個人如何偷逃了如此巨額稅款時,傑克.布魯姆承認這是自己信口開河的瞎編。美國國會研究處關於此事的公開備忘錄很委婉地承認了“逃稅一千億美元是謊言”:“……布魯姆先生無法提供關於這個數位的估值程式的書面材料……他表示這數值是一個不確定的估計。”


三、不減稅的中國沒有資格敵視避稅的跨國企業
近二十年中國對企業減稅幅度遠低於其他經濟開放國家,在中國已不享受優惠的外企稅負和國內企業平等

其他國家對“跨國企業避稅”抱有敵意,是因為近二十年來為了刺激經濟,正常國家都在大幅降低和放寬企業所得稅方面的限制。不過減稅幅度遠不如這些國家的中國,是否有同樣的資格敵視避稅的跨國企業,實在很值得懷疑。從1993年到2008年的十五年間中國政府一直在聲稱融入國際市場、大力招商引資,但從稅率調整幅度上看,這些美好的口號恐怕沒有太多真誠的內涵。

1993年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規定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3%,到了2008年,中國稅法才將企業所得稅率降低到25%。根據畢馬威會計事務所的調查報告,在2009年4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G20倫敦峰會上提出打擊“避稅天堂”的不少國家中,1995年至2009年企業所得稅率下調幅度平均都在10%左右,加拿大的這項減稅幅度是11%,愛爾蘭是36%。與這些減稅的國家相比,在同樣的時段內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的下降幅度只有7%,比2000年至2011年全亞洲所有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率平均降幅還要低0.46%。

自2008年1月1日實行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代替了之前對外資有不少優惠條款的《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跨國企業要就“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應當就其所設機構、場所取得的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以及發生在中國境外但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繫的所得”繳納和國內企業稅率一致的企業所得稅。跨國公司現在的稅負已經並不顯著低於國內企業。換言之,在中國的幾乎所有私營企業,稅收負擔已經達到了公平——被奴役的公平。


降低稅率才會使經濟騰飛稅收增加,香港與愛爾蘭用減稅創造了經濟奇跡
一些媒體在呼籲稅收征管的同時忘記了一件事,那就是稅收的增加有賴於稅基的擴大。換言之,只有把經濟總量做大,才會有稅收的增加。相反,在經濟困難時期加強稅收征管,雖然可以暫時性增加稅收,但是從更長遠的角度而言卻是得不償失的。如上文提到的,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資本可以在全球性流動中獲得最佳的稅賦負擔地,如果一個地方稅負增加,那麼它可能會逃離該地,從而不利於該地的經濟發展,稅收增長當然也就無從談起。

減稅是一種薄利多銷的思路,銷量增加,賺的錢自然就會多起來。政府要獲得更多財政收入,不應該是在分蛋糕的比率上做文章,而應考慮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減稅雖然降低了稅率,但是有利於稅基的擴大,是把蛋糕做大的一個好辦法。香港和愛爾蘭就是典型的通過減稅造就的經濟奇跡:在實行低稅率政策前,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表現並不優於周邊國家和地區。
但當愛爾蘭將國內企業所得稅率先調低一半再降到12.5%、外企所得稅率調低到10%到12.5%後,“歐洲病夫”成為了“凱爾特之虎”和21世紀初世界最大的軟體產品出口國,在20世紀最後十年達到了幾乎零失業率和沒有“愛爾蘭國家統計魔術局”摻水的每年9%經濟增長率。當香港實施15%的低固定企業稅率之後,從二戰後的近乎赤貧成為了全世界增長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頂峰時高出曾經的宗主國英國5倍以上。

結語:無論是從投資者、社會公眾、徵稅者任一方的角度出發,跨國公司的避稅行動都該被允許、被理解而非遭到指責和攻擊。把避稅幾乎等同於逃稅的宣傳背後其實是一張再熟悉不過的面目,吃著碗裏還望著鍋裏,取之於民再多還嫌不夠。


網易 201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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