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的人比愚笨的人,較容易賺到大錢,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世界各國之間貧富差距如此大,是否因為各國人民的智愚程度不一? 

根據報載,北愛爾蘭烏斯特大學心理學榮譽教授林恩(
Richard Lnyy)與芬蘭坦派勒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范海南(Tatu Vanhanen)的研究發現,世界各國國民的平均智商與其經濟成就呈現正相關。其中在儒家影響下的東亞地區國家群的國民平均智商都超過一○五分,國內報紙有的因而沾沾自喜。

然而東亞地區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是在迴歸線之下。換句話,受儒家影響的人民,相對於其他地區同等智商的人民,其賺錢能力比較低。如果我們那麼聰明,為何我們沒比別人有錢?為何我們沒有發揮我們的潛能來創造財富?
 

除了人民的先天智力外,整體人民的價值觀──國家文化也是造成貧富差距重要原因之一。
 

比如全體國民之宗教價值觀對國民平均所得有強烈影響。統計資料指出,信奉基督教的國家其平均國民所得普遍高於天主教國家,其次為信奉回教與佛教的國家,而國民平均財富最低的文化為種性制度的印度。對於生命的不確定未來,抱持著宿命觀的人民,往往較缺乏力爭上游、改變現狀的勇氣。但勇氣卻是克服困難、創造財富的關鍵性因素。因此,國民的智商固然重要,但我們更不能夠忽略國家文化對於國家財富創造的重要性。
 

國家財富的創造主要需要兩種人,一種是智商最為頂尖的一群,在學術、思想、政治、經濟、與科技上有超人創意並且建立典範的人,是真正能夠為國家創造比其他國家優勢財富的少數人。另一種則是維持生產、消費、生活運作品質的大眾。雖然東亞地區國家人民的平均智商稍高,但大多數人民都只是小聰明,而真正頂尖者的數量則未特別比先進國家多。換句話說,我們缺少了真正頂尖有創意的一群,來為國家創造出財富。筆者認為,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如下:
 

東亞地區國家傳統教育受限於科舉考試與中庸精神。科舉考試鼓勵苦讀,以升官發財;中庸之道不敢冒險,無法取得先機。這些文化因素限制了我們學生創造力與膽識的培養。放眼全球科技先進的國家,只有中國文化現在仍然公然強調愚笨的價值──愚公移山埋頭苦幹的精神。然而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中,創意才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來源,埋頭苦幹雖仍必要,但已不構成充分的條件。
 

再者,相較於其他文化,中國在過去幾千年皇權統治的時代,在上位者為了鞏固其地位,對於異議分子採行滿門抄斬制度。那些特別聰明,往往有獨到創意或異議思想者,不但不受鼓勵,反而容易引來殺身之禍,甚至誅連九族,其優良的基因因而未能繼續流傳。大智若愚成為聰明人明哲保身之道。這樣的民族,如何產生影響大思想家?這造成我們國民智商的分布只能夠集中於小聰明程度,較少真正能夠為國家創造財富的頂尖高智商國民。
 

筆者最近以學者霍夫斯德(
Geert Hofstede)所提出的跨國家文化的五個維度為基礎,針對國家文化與國家經濟的表現進行資料分析。研究中將霍夫斯德針對每個國家文化所進行衡量的結果與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有關二○○一年各國經濟發展指標(GNP percapita)的資料進行相關性的分析與檢定。我們整理了五十五個國家的資料,研究結果指出,國家文化中兩個維度確實與其經濟表現存在顯著程度的關係。當一個國家的文化中,階級間的不公平程度愈高,則國家則愈貧窮。此外,愈強調團隊主義的文化,則國家的經濟表現較佳。 

文化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人民思考價值的影響,將影響其整體財富的創造。我們如何發揮出應有的潛力來創造財富?未來,在全球化競爭的時代中,我們要如何建立樂觀、進取、學習、創新、容忍、膽識的新文化,以創造出優於其他先進國家的財富,將是全國人民所必須深思的議題。只靠勤儉美德與中庸之道的國家,絕對無法在經濟的奧林匹克比賽中奪魁。


2003.11.13
中國時報
林子銘、連俊瑋
(作者林子銘為中央大學資管系教授,連俊瑋為同系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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