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並非不講民主—淺談台灣僧團領袖的民主素養

針對這次太陽花學運,台灣兩大佛教山頭證嚴與星雲紛紛發表了意見。證嚴表示學運不要拖太久,還感謝警察辛勞,給警察送上水果,委婉表達了對統治當局的善意與支持;至於星雲更是直白,大呼學生們應該趕快回家,說學生要先好好讀書,先選上總統再來改革台灣。這兩大佛教名人落伍指數深不見底,難道要先成佛才能討論佛法嗎?

不過我們從這裡再度確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台灣的佛教界大老總是站在黨國統治者這一邊。為什麼?這值得好好討論。

首先,台灣的佛教系統講求來世的解脫與涅盤,再加上歷年來國民黨對於宗教山頭的控制與拉攏,促使大部份所謂的「佛教徒」對於公共事務採取疏離或陌生的態度。許多佛教徒有強烈的去政治化傾向,還說認為政治是汙濁的,參與政治會影響到內心的清靜,造成修行成果的下降。當然也有部份佛教徒非常關心政治,但對政治議題非常敏感,無法自在地暢所欲言,這一點是台灣的普遍現象。
 
我們也看到中國歷史上的佛教團體對現實的政治權威一直都缺乏批判力。傳統中國政府非常集權與強勢,僧團必須長期依賴政治權威才能順利運作。廣義的中國史上,政府以國家暴力大規模摧毀僧團組織的事件,就有四次,也就是所謂的「三武一宗法難」。面對這些迫害佛教的皇帝,僧團唯一的武器就是不斷宣稱這些滅佛的皇帝死掉以後會下地獄受苦,除此之外真的沒招,其無奈可見一斑。
 
如果遇到天然災害,僧團更需要政治權威的保護。兩晉時期高僧道安曾說︰「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僧團若不順服政治權威取得支持與援助,根本難以為繼。
 
在專制政府的統治下,僧侶成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不稀奇。著名高僧憨山德清被疑神疑鬼的明神宗懷疑侵吞庫銀,受盡屈打而不招,雖然總算證明清白,但為了顧全皇帝的面子,還是被安了一個罪名流放了。同時期另一位高僧紫柏真可,為了建議明廷停止徵收天怒人怨的礦稅而被官員盯上,最後被陷害捲入了妖書案,在獄中慘遭東廠特務拳打腳踢,大嘆「世法如此,久住為何?」,竟選擇「自動圓寂」。僧侶面對白色恐怖,除非他有超有力的政治人脈,否則毫無招架之力,這些都是血淋淋的歷史教訓。
 
僧團實在很難對抗政治權威,要不就是遠居山林,不然最多能做的就是在承認政治權威的同時,為自己保留一點自主性。慧遠著名的「沙門不敬王者論」,主張「出家則是方外之賓」,為僧侶爭取到在政治權威之前可以不敬拜的權利,但他同時也不忘強調出家人有「助王化於治道」的功能。慧遠不啻在此確認,僧侶是君王統治中重要的輔佐者。
 
清末民初,西方思潮湧入中國,佛教為了因應時代的需要,決定走入人群,致力於增加僧團的社會功能,這就是太虛、印順努力推廣的「人間佛教」。時至今日,台灣的佛光山、慈濟,都是「人間佛教」信念的落實者,做了很多慈善事業,這一點筆者確實要肯定。但是,在國家統治技術如此純熟的條件下,佛教想要走入人群,不只要有現代化的管理思維,還需要與管理眾人之事的政府有更多的互動與接觸。
 
這時候筆者就要問︰這些僧團領袖本身是否具備足夠的公民意識自覺?這些僧團領袖,本身對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是否有足夠的認識?或者筆者應該更直接地問:這些僧團領袖,有經歷過基本的民主政治啟蒙嗎?
 
不知道還有多少讀者記得台灣戒嚴時期的佛門三冤案︰慈航案、證光案與印順案。這些案子現在連佛教界都不太談了。
 
慈航案是指慈航法師與台灣佛學院學僧被指控為匪諜而遭到逮捕一案。當時星雲是學僧之一,也因此受牽連被逮捕,最後只好加入國民黨,但是加入以後還是長期被監視。
 
平心而論,在兩蔣的統治下,星雲弘法前總是先來個「三民主義萬歲」或「支持蔣總統」,是情有可原的,應該要諒解。至於證光案,根據闞正宗與蘇瑞鏘的研究,證光法師很可能是因為牽連到戰後台灣左翼運動而遭到槍決,最是不幸。
 
印順案則是情治系統找碴,硬說印順「佛法概論」一書中「北拘盧洲」一詞與其相關內容是在描述中共的地盤,欲羅織印順入罪。這些案子都很久了,當年帶給台灣佛教界的教訓與警惕就是︰一定要跟國民黨好好打好關係,否則一定會倒大楣。至於反抗威權,這種念頭是不符合佛教僧團的傳統的。
 
黨國的統治,有大棒子就有胡蘿蔔。佛教界既然努力配合國民黨,國民黨也會回報。像星雲與國民黨關係改善後,他的弘法事業在黨國的扶持下一直都很順利,信眾增加,國民黨也利用星雲,讓他成為台灣很尊重宗教的樣板,還讓星雲當了國民黨中評委。
 
所以當我們看到星雲發表了打壓藏獨、鼓吹台灣與中國要合併、幫馬英九和胡志強助選、還有打壓這次太陽花運動的意見時,完全不需要感到意外。因為只要是人,除非他有堅定的民主自由信仰與豐富的人文知識,否則一旦跟國民黨來往久了,幾乎註定會在政治上發出謬論。
 
比起星雲大剌剌地聲援國民黨,證嚴低調多了。證嚴一再要求,慈濟人不參選、不涉入政治,雖然比起公然與國民黨為伍的星雲好上不少,但這種放任黨國體制作惡,只求獨善其身的修行觀,多少年來無形中也加深了台灣人「去政治化」的假中立習性。
 
這次服貿的爭議,證嚴一如往常沒有在言語上明確表態,但她叫學生趕快回家,還送警察水果,這已經是明顯的訊號。以證嚴的高聲望,證嚴叫學生回家,這會形成強烈的輿論。在輿論壓力下,學生主動放棄籌碼,退出收復的立法院,最開心的當然是國民黨。唉,星雲與證嚴,根本就是在幫助國民黨維穩嘛。
 
這些現象不禁令人感慨:不論是儒學還是佛法,傳統中國倚重的思想,無一不是培養獨裁威權的溫床。
 
佛法的創始人悉達多出身王族,看到當時的種姓社會造成人民那麼多的痛苦,心生憐憫故而展開求道生涯,但是他給出的藥方並不是從政治與社會下手去改革弊端,他的方案是努力修行、求個人的解脫。雖然原始佛法或當時的佛陀僧團很強調共識決,打破種姓制度,有其民主素養。但是佛法演變成佛教,傳到中國之後,情況就有所改變。
 
看看證光法師的案子,以轉型正義的觀點來看,台灣佛教界在解嚴以後,應該要大力紀念此案,並以此為延伸,讓佛教的教義與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展開論述上的接軌,來一場佛教界的啟蒙運動,但是很遺憾的,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時至今日,佛光山也好、慈濟也罷,某種程度上都已成為國民黨政商聯盟的一部份。多少反對稅制改革的政商名流,捐錢給佛光山與慈濟並且皈依它們,為自己購買了心安理得的安慰和自認與眾不同的成就感,真是讓人感到諷刺。
 
僧團無止盡地追求弘法事業的成長,這點就和企業無止盡地追求利潤很像。但是筆者必須強調,若只專注於弘法事業的成長,可能會與台灣的永續經營有所衝突。你看,佛光山為了擴大僧團的財源與人脈,就一定要跟國民黨交好,暗暗穩固了國民黨的不法優勢,長期來看這根本就是在敗壞台灣的政黨政治。
 
另外,撇開慈濟在台灣民主化運動中的曖昧態度,這回為了蓋國際志工大樓,卻看上了水土保護區,絕對是百分之百的破壞環境。慈濟,為了得到這塊地,不只使用有爭議的違法手段,還強硬要求商人撤下內湖保護區守護聯盟花錢刊登的廣告,這是打壓言論自由耶,豈能算是做好事?
 
說句更直接的,比如說,你要星雲、證嚴打從內心深處認定支持討國民黨黨產是一件改善台灣政治的必要功德,根本就不可能。他們根本沒有那方面的知識、甚至他們也不願意去吸收那方面的知識,所以他們無法做出這個判斷。
 
既然可以選擇跟國民黨當好朋友了,那要跟中共當好朋友也不算太難。這些僧團的目的就是要弘法,不依國主自然法事難立。為了拯救中國的十多億眾生,跟中共當好朋友自然是拓展弘法事業的重要工程。至於那個國主究竟是威權獨裁還是民主法治的領袖,根本不是這些僧團所關注的事情。
 
而且別忘了,佛法裡面的「眾生」一詞,是一個沒有半點國族味道的詞彙,中國有眾生,台灣有眾生,都是眾生嘛。這種去除台灣國族認同的論述,最容易被拿來培養大中華主義。
 
以此來看,這些僧團領袖的民主素養如何,聰明的讀者一想就知道了。可嘆的是他們在台灣的信徒滿滿,這些信徒,將會堅定跟隨他們的僧團領袖,不斷地複製反動的修辭,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萬分無奈的事情啊。
    

2014-04-17 廖千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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