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畫,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

“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裏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徵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察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不算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胡適  民國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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