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中部地區,某個鄉公所擁有一個靈骨塔,塔高數層,裏面存放了數百個骨灰壇。鄉公所委託一個管理顧問公司,負責平常的經營事務。意外不長眼睛,連逝者都不放過。因為電線走火和燭火不慎,靈骨塔起火焚燒。撲滅之後,發現有上百個骨灰壇已經損毀,骨灰散落一地,分不出彼此。

骨灰壇的家屬們,悲痛難耐,他們認定鄉公所管理不當,要求賠償。鄉公所召開協調大會,謀求補救。可是數百位家屬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協調會開了兩三次,似乎沒有任何進展。當然,人多時,事情的性質變得複雜,如果只有三兩個骨灰壇受損,那麼該如何賠償呢?

我曾在好幾個不同的課堂裏,問同學怎麼處理這問題;當我到司法官訓練所去上課,面對數十位未來的法官和檢察官時,我也問他們這個問題:如果你面對這個官司,怎麼辦?可是,說來奇怪,雖然學生裏有不少閱歷豐富、位高權重的行政主管,卻沒有人提出思考上的著力點。最多,是好幾位指出,可以把散落的骨灰收集在一起,立碑紀念。這種做法,也許解決一部分爭議,不過並沒有處理賠償的問題。

我的一得之愚很簡單,由生活經驗裏類似的例子想起。

每一個人都有把衣服送洗的經驗,大概也都碰上或聽說衣物被洗壞的事。這時候,不論衣服真正的價值如何——包括原來客觀的售價和後來物主主觀的價值——洗衣店會照行情賠償。

行情,是洗衣界長久以來所形成的“行規”;目前的行規,是送洗價格的二十倍。因此,一件西裝上衣,可能值兩三萬台幣,但是乾洗一次新臺幣170元,所以只會賠3400元。同樣的,銀行金庫可能失竊,保管箱被偷,這時侯,無論實際損失是多少,也只會賠每年租金的某一個倍數。

因此,衣服送洗和銀行保管箱,提供了兩個平實而明確的參考座標,可以作為思考骨灰壇問題的基準。因為,靈骨塔也是提供一種服務,當服務出了狀況時,就可以以每年所收取的保管費為基準,斟酌適當的理賠倍數。無論如何,重點在於思考的基礎是“契約未履行”,而不是抽象的“生命”或“親情”!

可是,如果循這種思維模式,幼稚園也是提供一種服務。萬一園方有過失,造成幼童意外死亡,難道也是以奶粉點心費乘上某一個倍數來賠償嗎?這真是個有趣的質疑,而由這個轉折上,事實上也正能凸顯出生活經驗的重要,以及法律明察秋毫的細緻處。

在骨灰壇的事件裏,被保管的是已經沒有生命的物質(即使對活著的親人而言,意義非凡);但是,在幼稚園的例子裏,被照顧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人類社會經過長期的演化,已經摸索出一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取捨尺度。因此,在送洗衣物和保管箱的事例裏,和生命無關,一旦出了狀況,是以服務契約的價格為基準。在幼稚園的例子裏,小朋友是重點,一旦出了狀況,則是以生命作為思索的起點。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生命本身出了閃失,都不可避免有大小高下的差別待遇。譬如,同樣是在交通意外中喪生,坐汽車、火車和飛機的賠償,就是不一樣——即使喪失的都是生命。當然,汽車、火車和飛機的經營規模不同,賠償的能力也因而有大小之分。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經營規模的大小,不就間接地反映了“服務契約”價值的高低嗎?坐汽車所付的票價最低,其次是火車,最貴的是飛機。因此,買便宜的服務,有事故時賠的金額低;買昂貴的服務,賠的金額高。在性質上來說,這種差別,不就和送洗衣物(水洗、乾洗)以及銀行保管箱(大小之分)一樣嗎?

因此,無論是生命或物質(或介於其間的骨灰),本身並沒有客觀的價格,而是直接間接、明白隱晦地被賦予某種價格。採取生命無價的立場,除了滿足心理上高尚尊崇的虛榮之外,對於解決問題於事無補。

美國著名大法官霍爾姆斯曾說:“法律的本質不是邏輯,而是經驗!”其實,比較精緻的說法是:法律的本質,是由眾多經驗所歸納出的邏輯;再利用這種邏輯,去處理千奇百怪的人類事務。

 

 

羅輯思維 2015-05-08/熊秉元

一位看了上面這部《正義的成本》的法律學者跟我講,

法律有兩個目的——

1. 維護社會正義。

2. 降低社會的摩擦成本。

但是哪個是首要目的呢?

一般都說是正義。

但實際上是成本。

成本問題不解決,正義問題沒意義。

揭穿這個事實——

《正義的成本》這本書的勇氣即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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