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野蠻,從來都是一個問題。

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在新幾內亞時,被一個生活在“石器時代”的土著朋友耶利問倒:“為什麼你們白人製造了那麼多的貨物並把它運送到新幾內亞來,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貨物呢?”

戴蒙德教授當場語塞,二十多年後,他寫出《槍炮、病菌與鋼鐵》作為回答。

在本書中,他通過對最近13,000年來關於人類的近代史的全景考察,試圖從地理學、生物學、病菌學、人類學、社會學等跨學科角度解讀“人類社會的命運”的起伏。

他認為答案存在於西元前11,000年冰河期結束的年代,地理稟賦的不同決定了各個大洲發展的不同。不同民族的歷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進,其原因是民族環境尤其是地理環境的差異。

他甚至認為,如果一萬年前,澳洲土著和現代歐洲人的祖先互換位置,那麼現在澳洲土著可能不但佔領了歐亞大陸,而且也佔領了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地區,而現在的歐洲人可能已淪為澳大利亞一些遭受蹂躪的零星分佈的人口。

冰河時代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族群都過著四處漂蕩、朝不保夕的狩采生活,而地理稟賦的不同讓各地的農業發展有所不同。

氣候適宜,物種繁多,作物茂密的地區,農業較為發達,大部分人能夠過著定居生活,人群之間的交流溝通機會加大;農業生產帶來的豐盛糧食則讓某些人脫離生產勞動而從事技術創新,因此農業奠定了組織、文字、政治以及技術等等文明基石。

由此來看,歐洲文明的霸權建構的三大優勢:鋼鐵,病菌,槍炮,無不與農業息息相關。在歐洲人的征服史上,槍炮與鋼鐵的作用眾所周知,但戴蒙德對病菌作用的論述則令人耳目一新。

最為明顯的例證在十六世紀,在墨西哥,西班牙人與印第安人的交鋒中,使白人取得決定勝利的不是傳說的先進槍火對土著的屠殺,而是天花病毒。1618年,墨西哥大陸的2000萬人因傳染病減少到160萬,95%的原住民便是死于白人帶來的天花和麻疹。

科學表示,傳染病菌多從動物身上變異而來,先傳染給人,然後才在人類群體中傳播。歐洲農業歷史悠久,家畜眾多,歐洲人幾千年來與病菌頻繁接觸,已形成適應性;而印第安人則不然,農業的欠發達讓他們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觸的經驗,肌體很少遭遇此類病菌,所以在天花面前潰不成軍。

可見,病菌的優勢也間接來自於農業。

戴蒙德認為四點因素決定了各大文明的競爭優劣:首先是各大陸在可以用作馴化的起始物種的野生動植物品種方面的差異,其次是大陸之內傳播和遷移的速度,第三點則是各大陸之間傳播和遷移的速度,最後則是各大陸之間在面積和人口總數方面的差異。

因為歐亞大陸在這四個方面明顯高於其他大陸,所以農業最為發達,這也為歐洲人掃蕩世界鋪平了道路——但是為什麼不是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呢?

從以資源稟賦為基礎的觀點來說,中國的落後是令人詫異的。中國農業產生早,而且從華南到華北不同的作物物種都有分佈,加上廣闊的幅員和眾多的人口,中國在農業誕生一萬年之後還能進行高產的集約農業。

但地理的統一在政治上表現為經常性的穩定,進而帶來內部的集權以及對外在世界的漠視。最具體的例證就是鄭和下西洋在皇帝的一聲令下就被停止,而哥倫布則可以找到不同的國王來支援他的冒險。在地理大發現時代,帝王一個偶然而不可逆轉的決定,就讓本來在航海處於上風的中國走向後退與封閉。

從某種象徵角度來說,槍炮可以看作技術,鋼鐵則代表著資源,病菌則可以視為傳播的隱喻。有了資源,必須利用技術才可使用,而有了前兩者之後若無傳播,任何優勢都可以走向停滯甚至反面。文明如水,流水不腐是自然之理,保守不變是文明難解之癢,沒有傳播帶來外來的交流對話甚至衝突,任何文明都會走向消亡崩潰。

戴蒙德的宏大論述體系暗合人類學家羅伯特•路威的玩笑話:“文明,不過是一件百衲衣。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印度、阿拉伯,什麼地方的布條子都有。”



羅輯思維 2015-07-21/徐瑾



財富,源於協作。

文化,盛於雜交。

知識,成於轉借。

文明,是一件東拼西湊的百衲衣。

我經常聽到一些人被“民族原創”的雄心燒得胡說八道。

我痛心疾首地看著他們痛心疾首。

其實,承襲和原創從來不是對立關係。

埋頭猛抄,總有一天,一仰首,已經是遍地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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