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果真要逐步經歷‘文明的進程’,那恐怕得從每個人意識到亂扔雜物是一件可恥的事開始。”

 

去日本的中國遊客,最常有的感慨就是“乾淨”:在日本的城市裏,基本上是不設置垃圾桶的,每個人都習慣了默默帶走喝過的水瓶等雜物,自己處理。

而在我們這裏,連天安門觀禮台,盛會之後往往也是佈滿了礦泉水瓶和紙片;至於那些旅遊景點和戶外徒步路線,你幾乎總能看到滿地亂扔的瓶子和各種包裝紙。

類似的現象,早被無數次討論過,每次都會激起諸如“中國人文明素質”的爭論。

然而,爭論歸爭論,似乎整體上大家都覺得這是可恥的,但落實到每個人頭上,也不見多少人為此感到無地自容。以至於這樣的討論反反復複講過之後,情況也沒見有何改善。以至於每次談到最後總有人會以悲觀的語氣總結說:“要改善,至少得一代人的時間。”而另一些人,則覺得這都算是樂觀的。

日本人那種近乎潔癖的公共行為甚至讓西歐人也為之側目。

前些年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嘲謔說,球賽結束後,英國的足球流氓在座位上留下滿地狼藉,而日本觀眾所坐的區域,甚至比他們來的時候更乾淨。

 

這不是偶然的,而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日本的城市早在 18 世紀就被西方旅行者認為比歐洲城市更乾淨;明治時期致力於文明開化的日本政府又多次下令嚴厲查禁許多自古流傳的習俗,如在公共場所裸身赤腳等等。

最終,在日本人的觀念中深深植入一種羞恥感,即自己的不雅習慣會“給您添麻煩了”——而這是他們所要盡力避免的事。

根據埃利亞斯著名的觀點,源於西歐的那種現代的“文明的進程”,最重要的就是培養起一種自我對不文明行為的羞恥意識,最終自覺地遵守這些規則。也就是說,一個受到這種規訓的人,須從“他律”(外部約束)變為“自律”。

現代文明的基本特徵,正是奠基於這種高度的“自律”精神之上的。

 

當然,即便是在日本,也不是說就完全杜絕了“不文明現象”。

儘管在東京的上野動物園,煙民都會默默地聚在一處專設的吸煙區抽煙,但在大阪的中之島公園,我也見到過隨地扔在那兒的兩個煙蒂;

在深夜或清早,行人稀少的路口,也會看到有人闖紅燈;

在標明禁止停車處的地方,也照樣停滿了自行車;

在大阪的地鐵裏,女性專用車廂裏也坐著男性,還不止一兩個人,似乎他們也並不在意。

一個社會如果徹底消滅自發的“不文明現象”,大概也是令人無法忍受的,那意味著每個人都從小培養起強大的自製力和“自律”。

 

中國人在感慨日本人“有禮貌”、“守秩序”的同時,往往又覺得他們“壓抑”、“虛偽”,這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事。

按照佛洛德的觀點,“文明”的確本身就是“壓抑”人的,因為那表明一個人能評價自我的行為。而這意味著自我抽離,即像他人一樣來審視自我的行為。

V•S•奈保爾在小說《河灣》中恰如其分地表達了這種想法:

在非洲東部,“歐洲人到來之前,我們那一帶人從不說謊。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思想高尚,我們不說謊是因為我們從來不評價自己,沒什麼謊好撒的。我們這些人都守本分。歐洲人卻能說一套,做一套。”

從某種程度上說,越文明的人的確越壓抑、越虛偽。因為他自發的行為可能被自我壓制,而又深深意識到自發行為可能與社會規則起衝突。

 

相比起來,當下的中國人(至少在流行文化中)更推崇本我,要不顧一切地展現“真實的自我”。

這在許多人看來是一種個人主義高漲的體現,然而,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孩子式的世界觀:以不受約束、未被規訓的自發行為為傲。

這未必是壞事,對過度文明和壓抑的人而言更不失為一副解毒劑:以前我的一個日本同事就說,她更喜歡和中國人一起工作,因為她發現中國人就算加班到深夜,也都還能笑得出來。

不過,作為一個社會,如果其中的人們既對外在的“他律”不管不顧,又缺乏足夠的“自律”,那你大概是很難指望他們會默默收拾好自己的東西,不去妨礙他人的。何必呢?在他看來,那都是不必在意的小事。

然而,一個人“真實的自我”,說到底正是體現在這些小事上面。中國如果真要逐步經歷“文明的進程”,那恐怕得從每個人意識到亂扔雜物是一件可恥的事開始。

羅輯思維 2016-05-09/維舟

文明越發展,人的自我約束就越多。
每個人的內心都住著一個員警,以至於外在的員警很少需要行動。
人類的整體協作成本才能因此降低。

所以,不要以為互聯網只是在單純地為人“賦能”。
它還有一個副作用——
你必須把自己的潛能盡可能地逼出來,才能獲得這種賦能。

自我束縛越多,賦能力量越大。
這下知道為什麼創業者喜歡自我標榜“工匠精神”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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