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位老師有一個很好的習慣。凡是你告訴她一件事,她都要問:

「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是一個偵探式的問題:不關注信息的內容,而關注信息的傳播路徑。很大程度上,這個提問可以幫助我們擺脫一些頭腦中的自以為是。

 

「到處都在說啊。」

「可你是怎麼知道的?」她像偏執狂那樣鍥而不捨。

「我看到的。」

「從哪裡看到的?」

「我從朋友圈的一篇文章里看到的。」

被這個老師虐了很多次之後,我慢慢開始改變自己的認識習慣——

我會提醒自己,「澳大利亞人污衊孫楊用興奮劑」,這未必是事實。

事實是「我朋友圈裡的一篇文章上寫著澳大利亞人污衊孫楊」。

 

這個習慣很有好處,因為後面這句話我怎麼說都不會出錯,這是我親眼確認過的。前面這句話則有可能被打臉——現在新聞翻盤翻得特別快,更要時刻記住這一點。

進一步地,我還會問自己:「你如何確認這上面的東西是真的?」在你決定相信什麼東西的時候,你是如何做出這個決定的?

我問過很多人,很多人覺得多此一問,「朋友圈裡大家都在轉,那麼多人都看過了,怎麼可能不是真的」?但是進一步地研究這個過程,他會發現:「我是看到朋友圈裡 10 個以上的人轉載這篇文章,看到它的閱讀量 10萬+,5000 人點贊……所以我決定相信它說的東西是真的。」——通過這種思考,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做出全知視角的判斷時,會遵循怎樣一套規則。

雖然,這仍然不能保證你相信的內容一定是真的,但可以幫助你增加一些自我了解。

 

一位母親向我尋求建議:孩子最近學習壓力很大,該怎麼辦。

這個問題沒法回答。我問:「您怎麼知道他壓力很大的?」

她瞪大了眼睛:「我就是知道!」

問得急了,她就說:「我是他親媽!我不知道誰知道?」

我後來想,也許她覺得,我問「你怎麼知道」是懷疑她的判斷有誤,因此需要用「我就是知道」來維護「壓力很大」的準確性。但我並不懷疑(確切地說,是並不在乎)這句話本身準確與否。我真正想知道的,是孩子對她說了什麼,做了什麼?那個「壓力很大」的概念,是如何被家長接收到的?

孩子親口對媽媽說壓力很大、老師向家長透露孩子壓力很大、孩子最近臉上起很多小包、某門學科成績起伏大……這些都有可能讓媽媽得出「孩子壓力很大」的判斷,但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情況。具體情況,就可以用具體的方式去處理。

當然了,處理起來也會有麻煩,但是對這些具體麻煩的討論,和對「壓力很大」這一抽象概念的討論,在難度上不可同日而語。

我把前者稱為人的難題。「孩子親口對我說他壓力大,我該如何應對」,這是我們在心理諮詢中常常討論的,針對具體情境的反應困難。

而「孩子壓力很大,該怎麼辦」這種問題,我把它叫做上帝的難題。它是抽象層面的困擾,它與現實中,真正的人際互動並不直接相關。

 

我們常常會用上帝的難題為難自己。

最常見的比如「媽媽和媳婦同時掉水裡,先救哪一個?」這是典型的上帝視角的問題。

而作為具體的人,真正為難我們的情境其實是:「媳婦問我,媽媽和她同時掉水裡我先救哪一個,我怎麼回應我媳婦?」

看上去只是表述的小小差異,但它從一個倫理上的兩難困境,變成了我和媳婦的關係問題。前者是無解的,後者的解法可以有很多。

上帝的難題之所以更難,是因為對於這種全知視角的問題,我們往往不滿足於某一個具體情境下的應對方式,轉而尋求抽象意義上的,大一統的答案,足以應用於無論什麼時間,什麼場合,什麼人物,放之四海而皆準。小概率的風險也要照顧到(「萬一呢?」),以及考慮到每個人沒有說出來的想法(「我就是知道他怎麼想的」)……

這樣一來,很多問題就變得像是「如何用五個餅兩條魚餵飽五千個人」一樣——作為一種思維訓練或許很有意思——對於現實世界來說,無解。

 

有時候,我們提出的問題本身,就是在定義問題的不可解決。

在心理諮詢課上我們教學生如何提問,有學生問我們:「老師,遇到那種根本不聽你提問的人,你要怎麼問?」這種問題常常噎得我說不出話來。

冷靜下來想想,他已經把人定義為「不聽你提問的人」,而且還是「根本」,在這個定義的範疇里顯然不可能存在答案。這就像「怎樣讓不愛吃飯的小孩愛上吃飯」,「睡不著的時候怎麼才能睡著」,「如何跟不講道理的女朋友講道理」等問題一樣,從提出的一刻起,就註定無解了。

而解決難題,最關鍵的那個問題或許就是:「你是怎麼知道的?」

有時候,並不是看到,也不是聽到,你只是在頭腦中創造了這個「事實」。

羅輯思維 2016-08-17/李松蔚


提問為什麼比回答更難?
因為提問者在絕大部分情況下——
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在找解決方案。

只是在說困住自己的難處。
而不是提對方能夠回答的問題。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找什麼,而且知道什麼人那裡有——
這個問題基本就已經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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