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聽人說:北歐國家沒有窮人,從搖籃到墳墓政府全包辦,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可惜這只是一廂情願。北歐當然非常成功,但它的成功和社會主義並沒有關係。

瑞典、丹麥、挪威、芬蘭、冰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五個北歐國家在地圖上的具體位置,但一定聽過「拉仇恨」的北歐模式:上學不要錢,看病幾乎免費。你生病了,老闆照樣發工資。失業了,政府給發工資。退休了,政府還提供豐厚的養老金,真正從搖籃管到墳墓。這裡沒有窮人,無論是電視明星還是家門口的粉刷匠,一切看起來都那麼平等。聯合國都說,丹麥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國家,另外幾個國家也不差,冰島排第三,挪威第四,芬蘭第五,瑞典第十。他們還能抱怨什麼呢?

不止是中國人,一些美國人也對北歐模式心馳神往。2016年美國大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稱讚道:「我們(美國)應該把目光投向丹麥、瑞典和挪威這樣的國家,學學他們為勞動人民都做了些什麼。」但可惜,人們對北歐國家所有浪漫美好的幻想,要麼錯誤,要麼過時。

 

在變身為高福利國家之前,北歐各國已經靠自由貿易甩全世界好幾條街了

毫無疑問,北歐國家在過去一百多年間積累了數量難以置信的財富。1870年-1970年,北歐各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拿瑞典來說,瑞典在19世紀曾經是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比英國這種經濟大國不知道窮到哪裡去了。但到了1970年,它變成了全世界第4富有的國家。在1970年,瑞典人的生產力是100年前的17倍,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當然芬蘭、挪威、丹麥人不甘示弱,也取得了14、12和9倍的成績。

不過,這些財富和「高福利」、「大政府」或者「社會主義」沒多大關係。瑞典成就斐然,不是因為瑞典有什麼過人之處,而是因為它和其他成功國家一樣,有著一套運轉良好的資本主義制度。瑞典工業經濟研究所的安德里亞斯·伯格(Andreas Bergh)梳理大量過往研究發現:18世紀,瑞典引入私有產權,促進了農民土地產量;19世紀中期,瑞典建立私人商業和儲蓄銀行,農民儲蓄和私人投資開始蓬勃發展;當時的財政大臣約翰·格里彭斯泰特(Johan Gripenstedt)奉行自由貿易,瑞典從人口、貨物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中獲益匪淺;更不用說19世紀中期,瑞典還擁抱了新聞自由、男女平等,廢除了貴族享有的特權,為清廉政府鋪平了道路。

北歐國家人均壽命之高、嬰兒死亡率之低,也常常讓很多人痛恨自己「投錯了胎」。但在變身為高福利國家之前,北歐各國已經能夠甩全世界好幾條街了。倫敦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尼梅·塞南戴吉(Nima Sanandaji)在《斯堪的納維亞沒有例外》一書中提到:1960年,挪威的人均壽命為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最高,緊隨其後的是瑞典(第3)、冰島(第4)和丹麥(第5)。

當時北歐國家稅收佔GDP的比重和美國不相上下(30%左右),也就是說北歐還沒來得及建立起高福利制度。但到了2005年,恰恰當這些北歐國家紛紛轉型為高福利國家之後,他們與英國、美國之間的人均壽命差距反而被大大縮短了。

 

羨慕北歐高福利可以,但最好別以為北歐社會要比美國更不用「拼爹」

中國人羨慕平等的北歐國家,確實情有可原,畢竟雙方完全是兩個世界。但最好別以為是高福利制度帶來了平等。兩位瑞典經濟學家耶斯佩爾·羅伊內(Jesper Roine)、丹尼爾·沃登斯通(Daniel Waldenström)告訴我們,20世紀頭80年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有了巨大改觀,但是絕大多數改善,注意是絕大多數,在瑞典還沒變成高福利國家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另外一個殘酷事實可能更讓北歐粉心碎:北歐國家高福利下的平等,不見得能比「水深火熱」的美國好多少。我們知道,不管在哪個國家,人們普遍希望窮苦人家的孩子能夠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經濟學家就用「社會流動性」來衡量下一代人的收入多大程度是由父母的收入所決定。明面上北歐國家在消除不平等的努力中表現出色,尤其是丹麥,它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的社會流動性排名最高,美國則不出意外地排名靠後。

但美國經濟學家、諾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參與的一項研究,就試圖幫助大家正確地認識世界。研究發現,比起美國來說,丹麥貧窮人家的孩子不會更有可能得到一份中產階級的工作。而且,如果一對丹麥父母沒有大學畢業,那麼他們小孩上大學的機會和相同條件的美國人一樣沒什麼希望。

丹麥社會流動性看起來高,那只是因為丹麥把征來的高額稅收轉移給了窮人,從而「壓縮」了代際之間的不平等。如果只考慮工資的作用,不考慮稅收和收入轉移的作用,丹麥和美國就非常相似。

就如同《大西洋月刊》所說,儘管丹麥對於福利非常慷慨,但機會平等在丹麥不存在,在美國也不存在。即使在童話般的丹麥,父母也很重要。那麼北歐其他國家呢?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論文揭示,18世紀的瑞典精英——醫生、律師和大學生,他們的後代到現在仍然是精英,和英美國家沒有什麼兩樣。

此外,芬蘭100%的億萬富翁,他們的財富都來自於繼承,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28.9%。這意味著,如果一個芬蘭人出生時不是億萬富翁,那他這輩子就可以對此死心了(需要再次強調,這只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對比,中國的社會流動性和這些國家之間有巨大鴻溝,這裡就不自取其辱了)。

 

北歐早已不是人們想像中的那個高稅收、大政府的北歐,他們是不折不扣的自由貿易者

或許是北歐五國太不起眼了,當人們還沉浸在對北歐不切實際的迷戀中時,北歐其實已經悄然轉變。上文提到瑞典在1970年曾經是世界第4富有國家,但他們非要進行所謂「第三條道路」社會主義試驗。瑞典在隨後二十幾年中一落千丈,在富裕國家排行榜上下滑至第14名,經濟增速排在西歐倒數第二。此後瑞典痛定思痛,進行了大量去管制和私有化的改革。

《經濟學人》報道,瑞典把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從1993年的67%降到了2013年的49%;個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降到了57%,一大堆財產稅、贈與稅、遺產稅紛紛被廢除;瑞典大膽引入教育券制度,讓那些不願意把孩子送入公立學校就讀的家長,能夠選擇私立學校(另一篇研究還證實,這促進公立與私立的競爭,提高了平均大學入學率與受教育年限);在醫療服務和老年人看護領域,私人公司能夠介入與政府競爭;瑞典甚至對民航管制進行了私有化。

這些眼花繚亂的漂亮數字和實例都在說明,瑞典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大政府、大規模公共支出的擁躉。我們再看其他北歐國家,如今的丹麥擁有全歐洲最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它同樣允許家長花政府的補貼把孩子送去私立學校,如果學費不夠自己來補齊。芬蘭則利用風險投資家的天使投資人的本領,促進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北歐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甚至比美國還低……

難怪在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年度榜單上,北歐五國都排在前列。難怪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榜單上,除了冰島之外,其他北歐四國都在前12名之內。

為什麼北歐國家要做出這樣的改變?丹麥歷史學家貢納爾·莫根森(Gunnar Mogensen)說:「我們的福利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極好的,我們只有一個小問題,那就是我們負擔不起。」上文提到的尼梅·塞南戴吉則在《外交事務》上撰文,「就像其他國家,北歐國家在經歷自由市場改革時繁榮,在稅收和政府干預經濟行為增加時止步。」 顯然北歐國家總算明白,他們也無法逃脫基本經濟規則的掌控。

北歐不是社會主義樂園,但北歐比起其他稅收高、生活質量卻堪憂的國家來說,確實是遙不可及的天堂。

參考文獻:

United Nations. (2016). World Happiness Report.

Andreas Bergh. (2011). The Rise, Fall and Revival of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What are the Policy Lessons from Sweden?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Nima Sanandaji. (2015). Scandinavian Unexceptionalism: Culture, Markets and the Failure of Third-Way Socialism.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Daniel J. Mitchell. (2007). 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Learn from the Nordic Model? Cato Institute.

Jesper Roine & Daniel Waldenström. (2006).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 Sweden, 1903–2004.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Derek Thompson. (2016). Denmark Isn't Magic. The Atlantic.

Miles Corak. (2012). Inequali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ison

Rasmus Landersø & James J. Heckman. (2016). The Scandinavian Fantasy: The Sources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Denmark and the U.S.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Gregory Clark. (2013). What is the True Rate of Social Mobility in Sweden? A Surname Analysis, 1700-201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Caroline Freund & Sarah Oliver. (2016). The Origins of the Superrich: The Billionaire Characteristics Database.

Miles Corak. (2016).Inequalit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ison.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The Economist. (2013). Northern lights.

Anders Böhlmark & Mikael Lindahl. (2012). Independent Schools and Long-Run Educational Outcomes: Evidence from Sweden』s Large Scale Voucher Reform.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r.

Nima Sanandaji. (2016). Misreading the Nordic Model. Foreign Affairs.

Heritage Foundation. (2016).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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