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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托馬·皮凱提(Thomas Piketty),法國70後新銳經濟學家,巴黎經濟學院教授,長期研究財富與收入不平等問題。《21世紀資本論》讓皮凱蒂一夜成名,成為全球媒體和知識界關註的焦點人物。

關於本書
本書主要探討了從19世紀至今,西方國家財富與收入不平等的歷史,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本書出版以後,在全球知識界引起了極大爭議。經濟學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盛贊這本書是最近10年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也有一些經濟學家批評皮凱蒂的研究方法存在缺陷。

 

核心內容

一、20世紀西方國家的貧富分化趨勢,為什麽會呈現為一個明顯的U型曲線?

二、為什麽說“r>g”這個不等式是財富分化的核心力量?

三、21世紀的貧富分化比19世紀更加公平合理嗎?

 

前言

本期音頻為你解讀的書是《21世紀資本論》,作者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這本書主要探討了從19世紀至今,西方國家財富與收入不平等的歷史,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貧富差距與經濟不平等,一直是人類社會關註的主要問題之一。在20世紀,貧富差距矛盾主要體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而進入21世紀,發達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問題也日益突出。觀察家指出,像特朗普上臺、英國脫歐、法國黃馬甲運動等事件背後,都體現出了發達國家的底層民眾與精英階層的尖銳對立,其中最核心的矛盾就是貧富分化。

這就帶出了一個關於資本主義的核心爭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到底會縮小貧富分化,還是會加劇貧富分化?一方面,由於技術和知識的擴散,以及所謂的“涓滴效應”,貧富差距會逐漸縮小;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存在另一股強大力量,把一個已經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社會重新變得不平等。這就是今天歐美國家正在發生的現象。

這股神秘的力量是什麽呢?本書作者皮凱蒂用一個不等式來表達,就是r>g。其中,r指的是資本收益率,包括利潤、股息、利息、租金等資本收入,g指的是經濟增長率,也就是年收入或產出的增長。如果資本收益率大大超過經濟增長率,就意味著原始資本積累的速度,明顯比社會總產出的增長快,那麽,過去的財富不平等將自動導致更大的不平等。

皮凱蒂在書中通過對大量歷史數據的系統梳理,以表明r>g這個不等式是資本主義的常態,如果沒有外力阻斷,比如戰爭、社會運動、政府干預等等,那麽貧富分化就會不斷加劇。

《21世紀資本論》出版以後,在全球知識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爭議。經濟學家們分裂成兩派:一派以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為代表,他盛贊這本書是最近10年來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另一派學者則集中火力批評皮凱蒂的研究方法有問題,比如數據不夠嚴謹,他對資本的定義過於簡單,也沒有考慮政府的轉移支付等等,他們認為皮凱蒂的結論並不可信。

對於這些爭議,本書的中文版譯者、著名經濟學家巴曙松指出,《21世紀資本論》的最大價值,其實是重新提出了關於財富分配與社會公平這個重要問題。

怎樣妥善處理社會公平與效率,關系到我們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總之,我們有必要在了解了《21世紀資本論》的論證方法和研究結論後,然後再做出自己的判斷。

下面,我就從三個方面來為你詳細講述,皮凱蒂指出的經濟不平等趨勢。

第一,20世紀西方國家的貧富分化趨勢呈明顯的U型曲線:從一戰起迅速下降,而到1970年代以後又迅速上升。這是怎麽形成的呢?

第二,為什麽說“r>g”這個不等式是財富分化的核心力量?

第三,有人認為,雖然都造成了貧富分化,但21世紀比19世紀更加公平合理。真的是這樣嗎?

 

第一部分

好,下面就先來說第一個重點,20世紀西方國家的貧富分化趨勢,為什麽會呈現為一個明顯的U型曲線?

我們先從冷戰時一個著名的經濟理論說起。1955年,當時美國經濟學會主席庫茲涅茨公開發表了,他對於美國收入不平等問題的最新研究結果。庫茲涅茨發現,1913-1948年,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突然明顯降低了。

在這段時期,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年收入總額,在全國年收入總額中占到的比重,下降了將近10個百分點。這個跌幅基本相當於美國最窮50%人口總收入的一半。顯然,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社會進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美國正處於快速工業化的後期,二戰後美國躍升為第一經濟強國。

所以庫茲涅茨的結論是什麽呢?他提出,在工業化的早期,貧富差距可能會加劇;但是,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深入,進入資本主義“高級階段”之後,經濟增長的紅利就能自動擴展到底層民眾,貧富差距就會自然而然地縮小。也就是說,持續的工業化發展,會讓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出現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呈倒U型曲線,這就是著名的“庫茲涅茨曲線”。

可以想見,“庫茲涅茨曲線”給冷戰時的西方陣營打了一劑強心針:它從理論上證明了,資本主義是可以克服它的內在矛盾,能夠最終實現一個平等、和諧的社會的。

你肯定發現了,“庫茲涅茨曲線”與皮凱蒂的理論剛好相反。皮凱蒂指出,20世紀西方國家貧富分化趨勢的真實曲線是正U型而不是倒U型。那麽,在皮凱蒂看來,庫茲尼茨到底錯在哪裏呢?

皮凱蒂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庫茲涅茨用來分析的時間段太短了。如果光看美國在1913—1948年這短短35年間的收入分配情況,的確是向著貧富差距縮小的方向演化的;但是,如果把時間段一直延續到2010年,就會發現,美國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在1970年代之後戛然而止,然後陡然上升。這顯然是庫茲涅茨曲線無法解釋的。

此外,在皮凱蒂看來,庫茲涅茨把美國的特殊經驗推廣到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這也是有問題的。庫茲涅茨觀察到,在美國的工業化早期,也就是19世紀,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經歷了一個明顯的從低到高的攀升過程,所以他得出結論:

工業化早期可能加劇貧富分化。但是,如果對比了歐洲的情況,就會發現這樣的規律並不存在。歐洲在1913年之前的整個工業化過程中,貧富分化的程度都很高,並沒有經歷明顯的從低到高的過程。

實際上,美國的貧富分化在19世紀呈現從低到高的趨勢,是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大部分移民來到美國的時候並沒有攜帶很多資產,所以他們的起步是平等的。但是經過兩三代人之後,到19世紀末,美國的貧富分化程度就已經接近了歐洲的水平。

所以,從整個西方國家的歷史數據來看,無論是傳統農業社會,還是進入工業革命之後,社會貧富分化的程度一直很高。只是在1913-1950年之間,貧富分化程度突然明顯下降了,這種情況一直保持到1970年代,之後又重新回歸到高位。這就是皮凱蒂觀察到的正U型曲線。

我們都知道,1913-1950年之間,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和中間的大蕭條,這些事件極大降低了西方社會的財富水平。皮凱蒂用了一個指標來代表社會財富的積累水平,這個指標就是資本/收入比。那什麽叫資本/收入比呢?就是社會總資本與國民總收入之比。數據顯示,歐洲國家的資本/收入比,在18、19世紀長期穩定在 6~7的水平,也就是社會總資本是國民總收入的6~7倍。然而在1913-1950年,這個指標銳減到2~3倍的水平,縮水了一半以上。

這對西方社會來說當然是巨大災難。不過,它也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就是大大減少了社會不平等的程度,因為當時西方社會的財富高度集中在富人手裏。1910年,西方國家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財富總量的80%~90%,而最窮的一半人口僅僅占有財富總量的5%,可以說是一無所有,那也就沒什麽可損失的。很顯然,社會總財富縮水,富人遭受的損失比窮人要大得多。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導致了這一時期貧富差距的下降,那就是稅收政策的變化。在1910年之前,西方主要國家的稅率都非常低,一般不超過5%。然而,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期間,為了應對經濟沖擊,西方主要國家的政府都大幅提高了所得稅和遺產稅的最高稅率。

比如,美國在羅斯福新政期間,就把所得稅最高稅率提升到了驚人的79%,並且在之後的半個世紀裏一直維持在81%的平均稅率。在同一時期,美國的遺產稅最高稅率也維持在70%~80%的水平。等到1980年代雷根政府稅改之後,美國所得稅的最高稅率才從70%銳減到了28%。

不過,戰爭、大蕭條與超高稅率畢竟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這些事件沖擊帶來的貧富分化縮小,並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規律。事實上,當這些極端事件的影響力消退了,西方社會開始重新積累財富。歐洲國家的資本/收入比,就從1950年的2~3倍回升到了2010年的4~6倍,未來還很可能回歸到6~7倍的歷史高位。這些新增的財富積累當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重新擴大了財富不平等的程度。

好,以上就是為你講述的第一個重點,20世紀西方國家的貧富分化趨勢呈明顯的U型曲線。1913-1950年之間,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沖擊下,貧富差距迅速縮小;在這些事件的影響力消退之後,貧富差距又迅速擴大。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內部似乎有一股神秘力量,能夠不斷擴大貧富差距。這股力量在20世紀上半葉遭到了一系列極端事件的阻斷,之後又卷土重來。這股神秘力量到底是什麽呢?這就是接下來要講述的第二個重點。

 

第二部分

我們已經知道了,資本/收入比,就是社會總資本與國民總收入之比。這裏要強調一下,由於西方國家的公共資本數量很少,基本等於公共債務的數量,正負相抵後,公共凈資本約等於零。所以,這裏的社會總資本就等同於私人資本,收益都歸私人所有。資本/收入比這個指標的高低,就直接決定了國民總收入中資本收入與勞動收入的比重。為什麽這麽說呢?

在這裏,皮凱蒂提出了他的“資本主義第一定律”,這個定律的意思是,用資本/收入比去乘資本收益率,就等於資本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這個定律的具體推演過程,我放在文稿裏了,感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

資本/收入比=社會總資本/國民總收入

資本/收入比*資本收益率=社會總資本*資本收益率/國民總收入=資本收入/國民總收入

假如資本/收入比是6倍,資本的平均收益率是5%,那麽,資本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等於6×5%,也就是30%,剩下的70%是勞動收入。如果把資本/收入比提高到7倍,而資本的平均收益率仍然是5%,那麽資本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等於7×5%,也就是35%,剩下的65%是勞動收入。

那這個定律說明了什麽呢?你會發現,在資本收益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收入比越高,資本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分得的份額就越大,而留給勞動收入的份額就越小。這對窮人來說當然不是什麽好消息。

無論是在1910年還是2010年,西方最窮的一半人口都只占有社會總資本的5%,根本沒有什麽資本收入,完全依賴勞動收入過活。所以皮凱蒂說,一個社會的資本/收入比越高,貧富差距往往就越大。

說到這兒,你可能會好奇,一個社會的資本/收入比又是由什麽決定的呢?皮凱蒂又給出了第二個公式:資本/收入比=儲蓄率/經濟增長率。他把這個公式叫作“資本主義第二定律”。比如,日本在1970-2010年這40年間,年均儲蓄率是15%,而經濟增長率只有2%,所以日本的長期資本/收入比應該是15%除以2%,即7.5倍,這與日本的實際情況也是吻合的。

那這個資本主義第二定律說明了什麽呢?如果一個社會的儲蓄率保持穩定,那麽經濟增長率越低,它的資本/收入比就越高,也就是說,資本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占的份額就越大。這正是197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發生的情況。1970年代以後,西方國家普遍結束了戰後的高增長,進入了一個低增長階段。

1970-2010年,全球最富裕的8個國家人均增長率都在1.6%~2.0%之間,沒有統計意義上的明顯區別。只不過,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三個移民國家的人口增長率比較高,是歐洲和日本的兩倍以上,所以這些移民國家的總體增長率要高於歐洲和日本。

但是,主要西方國家的人口增長率,在未來很可能會呈現進一步下降的趨勢。就算人均增長率能保持不變,總體增長率還是會進一步走低。這樣一來,資本/收入比的進一步攀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這就意味著,過去的財富積累獲得的資本收益,將在未來國民收入分配中得到越來越大的份額。

皮凱蒂認為,一旦資本/收入比上升到6~7倍,財富高度集中,就會出現一種嚴重的社會倒退:在18、19世紀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世襲資本主義”,將在21世紀卷土重來。

“世襲資本主義”的一個最典型的特征是,繼承了大量財富的人成為食利者階層。食是食用的食,利是利益的利。這個階層的人不用工作,光是靠資本收益獲得的收入,就比普通人辛苦勞動獲得的收入要高得多。更關鍵的是,這些財富還在不知疲倦地不斷自我增值,增值的速度要遠遠高於國民總收入的增長。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在這裏,皮凱蒂提出了全書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r>g這個公式,也就是資本收益率大於經濟增長率。這意味著,繼承財富的增長速度要快於國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過去的財富不平等將自動導致更大的不平等。皮凱蒂認為,這就是財富分化的核心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r>g並不是一個理論公式,而是皮凱蒂對歷史經濟數據的統計結果。從全球範圍看,在漫長的農業社會時期,經濟增長率都非常低,年均增長率從未長時間超過0.1%~0.2%。主要以農地形式存在的資本收益率一般都在4%~5%,大大高於經濟增長率,所以,幾乎所有的農業社會都是極端不平等的。

即使是到了18、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全球增長率提升到了1.5%,但是這跟4%~5%的資本收益率相比還是很低。到了20世紀,資本存量受到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嚴重沖擊,所以,資本收益率在扣除了資本損失和稅收之後,顯著下降到2.5%,同時全球增長率提升到了3%。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經濟增長率超過了資本收益率。

根據皮凱蒂的計算,21世紀的資本收益率將重新回歸4%~5%,而全球經濟增長率將回落到3%以下。到時候,r>g的魔咒就會重新顯靈。

好了,以上就是為你講述的第二個重點,根據皮凱蒂提出的兩個定律,資本/收入比越高,社會往往就越不平等,最終導致“世襲資本主義”的重演。其中造成財富分化的核心力量,就是r>g這個不等式,也就是資本收益率大於經濟增長率。

不過,皮凱蒂也註意到,資本/收入比在1970年代以後的上升趨勢,在歐洲國家非常顯著,但是在美國就比較平緩。由於美國的儲蓄率較低而總體增長率較高,資本/收入比到2010年只上升到了4倍左右,而英國和法國是5~6倍。按理說,資本/收入比比較低,意味著財富分化的力量還比較小,社會相對平等。但是,如果看實際收入情況,卻會發現,美國當前的不平等程度要比歐洲國家大得多。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呢?這就是接下來要講述的第三個重點。

 

第三部分

前面我們分析了,由於r>g這個不等式的分化力量,國民收入中資本收入的份額會越來越大,而勞動收入的份額越來越少。也就是說,這個不等式導致了國民收入在資本收入與勞動收入之間的不公平分配。但是要註意,這個不等式並不是造成貧富分化的唯一力量。實際上,如果我們光看資本收入,或者光看勞動收入,它們在人群中也是不平等分配的。

我們先來看資本收入。皮凱蒂研究發現,資產的規模越大,投資收益率就越高;而資產的規模越小,收益率就越低。道理很簡單,如果資產規模非常大,那麽就能聘請頂級投資團隊來專門管理財富,投資收益率就能明顯高於平均收益率;相對小規模的資金,只能求助於普通的投資顧問;如果手裏只有零星資金,那就只能存在銀行,利息還跑不贏通脹。所以說,資本規模的大小決定了收益率的高低,這是資本收入在不同投資人之間的不平等分配。

再來看勞動收入。比起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勞動收入在勞動者之間的分配差異要大得多。1970年代以後,西方社會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勞動收入的不平等成了貧富分化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美國出現了一個叫作“超級經理人”的小群體,他們的薪酬水平在1970年之後呈現出了暴漲的趨勢。

在1973年,美國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工人的20倍;而到了2013年,這個數字變成257倍,其中,上市公司CEO的平均薪酬高達1050萬美元。我們知道,僅僅是勞動收入的差距,也可以引發巨大的不平等。這就解釋了,為什麽美國的資本/收入比並不高,貧富差距卻比歐洲國家更大。

2010年,美國最富1%人群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將近20%,是歐洲國家的2倍左右。如果僅從收入增長的部分看,1977—2007年這30年間,美國最富1%人群獨占了國民收入增長的近60%,而底層90%人群的年均收入增長率不足0.5%。中下層的購買力處於長期停滯狀態,所以他們更傾向於借債度日。皮凱蒂認為,這是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部分原因。

也許有人會說,雖然同樣都造成了嚴重不平等,但以美國為代表的“超級經理人社會”,要比18、19世紀歐洲國家的“食利者社會”合理得多。畢竟,超級經理人的薪酬是由市場決定的,是對他們工作貢獻的合理回報。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我們提到過,1970—2010年,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人均增長率都差不多,沒有統計意義上的區別。這說明,美國的“超級經理人”群體雖然有超高薪酬的激勵,但是並沒有推動美國增長率的明顯提升。其次,研究發現,“超級經理人”的薪酬變動更多取決於公司外部因素,比如經濟周期、行業景氣不景氣等,而與公司內部因素的關聯較小。這說明,“超級經理人”的薪酬跟他們的個人貢獻沒有多大關系,可以更多地歸結於“運氣”

實際上,想要在一個大型公司裏精確測定某個高管的個人貢獻度,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現實中,公司最高層的收入其實是由高管自己,或者由公司的薪酬委員會決定。薪酬委員會的委員們也享有公司高管層的薪酬待遇,可以說是利益群體之間的“官官相護”,與所謂的“市場價格”沒有什麽關系。

這樣說來,所有公司的高管層都有能力不斷推高自己的收入。那為什麽高管薪酬飆升的現象在美國和英國特別突出,在歐洲國家和日本卻不太明顯呢?皮凱蒂發現,高管薪酬的飆升程度和一個指標高度相關,就是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的削減程度。

我們知道,1980年代,美國的裏根總統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同時推進了經濟自由化改革,大幅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程度。比如,美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就從1980年的70%銳減到了1986年的28%,同時期英國的降幅也差不多。這會產生一個什麽效果呢?

顯然,當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達到70%的時候,公司高管是沒有太大動力去爭取超高薪酬的,因為大部分增加的薪水都會上繳政府。當最高稅率大幅下降,高管層當然就有了極大的動力,去遊說其他利益相關群體給自己加薪。事實證明,他們的努力獲得了顯著回報。

此外,皮凱蒂還指出了這背後的一種隱秘社會因素。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有一種將貧富差距合理化的迫切需求。所以,這些西方社會要將一些企業家和超級經理人樹立為“典型形象”,這些人白手起家,靠個人能力脫穎而出。通過給予他們超高回報的獎勵,來體現社會的機會公平。

不過,皮凱蒂指出,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幻覺。無論是墨西哥的電信大亨,還是比爾·蓋茨或者紮克伯格,本質上都是通過壟斷獲得了超額利潤。更何況,任何白手起家的創業者,當他積累的財富超出了一定程度,r>g這個不等式的力量就會充分顯現,創業者及其子女也將變成為食利者。就像比爾·蓋茨,在他退休多年之後,他的財富總量仍然保持高速增長。

皮凱蒂認為,在資本占有不平等與勞動收入不平等的共同作用下,21世紀將成為一個高度不平等的世紀。想要扭轉這種局面,就必須在全球征收累進資本稅。如果只在某個國家征收累進資本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資本就會馬上逃離。只有全球政府共同聯手,才可能實現。當然,皮凱蒂自己也承認,這個想法是一個烏托邦,在可預見的未來是難以實現的。

好了,以上就是為你講述的第三個重點,勞動收入的不平等也是貧富分化的重要力量。美國“超級經理人”的超高薪酬與個人貢獻無關,並不公平合理。而且,過高的收入也會讓創業者蛻變成食利階層。

 

總結

這本書的精華內容就給你講到這兒,下面為你簡單總結一下,皮凱蒂關於經濟不平等的研究結論。

第一,20世紀西方國家的貧富分化趨勢呈明顯的U型曲線。1913—1950年之間,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的沖擊下,貧富差距迅速縮小;在這些事件的影響力消退之後,貧富差距又迅速擴大。

第二,根據資本主義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資本/收入比越高,社會往往就越不平等,最終導致“世襲資本主義”的重演。造成財富分化的核心力量,就是r>g這個不等式,也就是資本收益率大於經濟增長率。

第三,勞動收入的不平等也是貧富分化的重要力量。美國“超級經理人”的超高薪酬與個人貢獻無關,並不公平合理。而且,過高的收入也會讓創業者蛻變成食利階層。

【出處】羅輯思維 2020-02,徐玲解讀

【峰語】被鬼島制度氣死的皮凱提/20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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