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你的格局,人一輩子要有一次壯遊 
有一種旅行,方法很貧窮,卻可以改變人的一生。這種旅行,西方從16世紀末傳承至今;中國卻已失落數百年。那就是Grand Tour──壯遊。培養獨自「闖」的能力,才能開創個人與國家的競爭力。


去年十一月中旬,英國《泰晤士報》以超過十萬英鎊(約合新台幣六百四十萬元)的代價,掛名贊助英國「空檔年大展」(The Gap Year Show)。

什麼是「空檔年」?它有多重要?從兩位英國王子身上,就可得知一二。

英國威廉王子在入讀大學之前的空檔年,以十個月的時間,到智利參與當地扶貧的義工服務,扛木頭、劈木柴、教英語、洗馬桶。形象欠佳的哈利王子,也曾在他的空檔年前往澳洲及非洲遊歷,期間,他在飽受愛滋病困擾的南非小國賴索托停留八週,以手提攝影機,完成一部紀錄片「被遺忘的國度」。二十歲生日當天,這部影片在英國ITV電視台播出。

傳統上,空檔年就是歐洲年輕人「轉大人」的階段,他們絕大多數是藉由出國壯遊(Grand Tour),來完成這項成年禮。

同樣是二○○六年,八月的一個下午,梳著大辮子、身披納西族七星羊皮背飾的中國雲南省麗江市副市長楊一奔,帶著她的新書《地球一奔:一個納西女人的環球之旅》,出現在上海書展。


環球第一人潘德明 徒步、騎車,七年走過八萬公里
一九九八年,楊一奔參加了「潘德明環球足跡考察尋訪團」。二十幾位文化界人士,開著四輛車,走過八萬公里,以壯志環遊世界一周。他們住在三十噸貨車改裝的宿營車上,喝不到熱水,吃不到蔬菜,一路顛簸前行。一年半下來,倒的倒,逃的逃,只剩下兩位堅持到最後。其中之一,就是楊一奔。

近幾年,中國大陸的媒體、體育界又開始重提潘德明。《地球一奔》的出版,兩代環球壯遊再度引起矚目。因為,全世界第一位以雙腳徒步、騎車,完成環球壯舉的人,就是中國的潘德明。

一九三○年,上海青年潘德明為洗雪「東亞病夫」之恥,決心環繞地球一周。過程中,他始終隨身攜帶一本四公斤重的《名人留墨集》,包括印度的甘地、泰戈爾等世界名人,都曾在其上簽名。法國總統萊伯朗(Albert Lebrun)、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接見了他,並贈金牌。七年後他剛回國,旋即爆發七七事變,這麼偉大的事蹟就此湮沒在板蕩的亂世裡。其實,青年旅行不是現代專有的活動,自古有之。當時,有一個專有名詞「壯遊」。

壯遊,指的是胸懷壯志的遊歷,包括三個特質:旅遊時間「長」、行程挑戰性「高」、與人文社會互動「深」、特別是經過規畫,以高度意志徹底執行。壯遊不是流浪,它懷抱壯志,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它與探險也不太相同,壯遊者不侷限於深入自然,更深入民間,用自己的筋骨去體驗世界之大。

這名詞源自唐朝,那是一個壯遊的時代。高僧玄奘到天竺(印度)取經,就是古今中外最知名的壯遊之一;連詩聖杜甫都曾在蘇州準備好船,差點東遊到日本,他自傳性的「壯遊詩」就寫道:「東下姑蘇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也因為這首詩太有名,留下「壯遊」一詞。

「中國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有很偉大的壯遊文化,真的是了不得!」年輕時代也曾在歐洲壯遊的藝術評論家蔣勳指出,唐朝詩人王維寫的詩,「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那是真的在邊塞打獵的。「你看李白,他是吉爾吉斯人,可以跑這麼遠到大唐朝來。所以他們的詩,有一種豪邁,有一種氣度,它不是書房裡的詩。」

巧的是,在歐洲也有一種旅行叫「Grand Tour」,恰恰好可以譯成壯遊。

十六世紀末,英國貴族子弟流行在學業結束後,與一位家庭教師或貼身男僕,渡過英吉利海峽,到巴黎、羅馬、威尼斯、佛羅倫斯等歐陸城市進行壯遊。除了探索文化的根源,這場旅行還有個很重要的吸引力——它是一場擺脫了父母束縛又興味盎然的文化盛宴。

到了十九世紀,壯遊已經變為歐洲菁英的成年禮,針對這段壯遊時光,出現了一個專有名詞「The Gap Year」(空檔年)。

如今,西方壯遊風氣仍盛,但壯遊的地區已擴展到全世界。二○○四年十月,《國家地理》子刊《旅行者》(Traveler)的二十週年紀念特刊「新壯遊」(The New Grand Tour),就提出了二十一世紀新壯遊的方式:環遊世界八十個景點。壯遊也仍是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教育中重要的一環。根據英國教育暨訓練部的一份報告,英國目前有二十萬到二十五萬介於十六到二十五歲之間的年輕人,正處於空檔年當中。

報告認為:「空檔年」可增加外語能力,提升個人競爭力,包括獨立精神、
人際關係、解決問題的能力、自我約束力、溝通能力。更重要的是,許多人因此找到人生的方向,那是完成自我的最大動能。

台灣高鐵董事長殷琪的偶像切‧格瓦拉(Che Guevara),是推翻古巴親美獨裁政權的革命家。他要不是在醫學院四年級時,和一位學長騎著重機車,展開了為期九個月,穿越五個國家的萬里壯遊,日後可能只是一個歷史上沒沒無聞的小醫師。

格瓦拉父親日後出版他那本《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在前言寫道:「他旅行,不是為了像一般遊客那樣,尋找景色怡人的地方拍照留念,而是為了在沿路的每一個拐彎處體驗民生疾苦,並探尋這些疾苦的源頭。他的旅行是一種社會考察。」


中國最偉大史家司馬遷 二十歲遍遊九省,用腳寫《史記》
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作品之一《史記》,也是在司馬遷的壯遊後完成。司馬遷是其父太史公司馬談刻意栽培的接班人。他從十歲開始讀萬卷書,父親為他延請當時大儒孔安國、董仲舒為師;二十歲那年,司馬談給他一輛馬車,指導他有目的、有計畫的到廣闊社會中實地考察,接觸壯麗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習俗,並蒐求歷史傳說與各種史料。司馬遷圓滿的完成了這次學術旅行,「讀無字之書,稟山川豪氣」,最後終於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見另文:司馬遷壯遊路線圖)。

要不是壯遊來到中國,廣為《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國家地理雜誌》等撰稿的 Peter Hessler(何偉),可能還像大學時代一樣寫著風花雪月、童年往事。何偉從就讀牛津大學研究所開始,背著睡袋、帳棚,遊歐洲三十國。畢業後,他從捷克首都布拉格出發,分水陸兩路壯遊,以六個月時間從俄國經中國到泰國,跑完半個地球。

對這個世界有了深刻的了解與獨到的觀察,一九九八年,他所寫的《消失中的江城》一推出,即獲得「奇里雅馬環太平洋圖書獎」;最新旅遊文學著作《甲骨文》,也榮獲美國二○○六年「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提名。

壯遊的價值,在於對於人的改變。古今中外,有太多例子是經歷壯遊而改變人生,甚至提升人類的文明。三、四百年來,西方社會的壯遊傳統,已經沉澱到社會的最底層。

中時旅遊第一個「玩家帶路」的國際專業導遊張榜奎表示,當這些原本價值觀單一的年輕人,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行為、社會規範時,會省思:「我們的標準就是真理嗎?」

何偉認為,若是有更多美國人曾在世界各地壯遊,「了解那塊地方的歷史、文化,那麼今天就不會發動攻打伊拉克的戰爭。」他指出,有壯遊傳統的歐洲,比美國更接受聯合國這種國際組織,也更有世界和平的共識。

回頭來看中國,蔣勳感慨表示,我們的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我覺得中國從鄭和以後輸掉的,就是那個走出去的精神。」

根據史書,明成祖在位時(西元一四○二至一四二四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富庶的時期之一。山河探險協會理事長徐海鵬指出,當時米倉的米,多得都發了霉;錢用不完,串錢的繩子都爛了。

然而權力鬥爭,使得明成祖長子仁宗即位後,竟以「經濟空虛」,放棄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將七次出海檔案全部燒毀,還頒布「片板不得入海」、「沿海居民內移一百華里」的敕令。

「明朝實行鎖國政策後,國勢開始往下滑,民國初年到達谷底。」徐海鵬惋惜的說,中國雖然不乏壯遊的前輩,但從此探險、壯遊的精神喪失,在一九○○年前後半個世紀國力最弱時,不僅在探險的領域缺席,還成為其他國家探險的對象。「壯遊代表一個國家、民族的開創精神。缺乏這股精神,富不過三代,國家也會改朝換代。」今天的中國,已有意重溯壯遊傳統。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三十六位學者、媒體、企業家,花了四十天時間,駕駛越野車隊穿越亞洲八國,抵達印度的那蘭陀。這是為了慶祝「中印友好年」,重走玄奘之路的「中國精神追尋之旅」。

「中國有意識的要恢復他的生命力。」蔣勳指出,中央電視台這幾年大量報導這些活動。「最遺憾的是台灣。當年能夠突破海禁來台的,都不是等閒之輩,我們是最有壯遊背景的。」


單騎走天涯胡榮華 花三年騎過六大洲、四十國
台灣早期確有壯遊精神。台商英語不通,卻敢拎著一個小提箱,帶著樣品全世界跑商展、拜訪客戶。留學生在松山機場揮淚告別父老,非衣錦不還鄉。

一九八○年代,台灣更出現真正的壯遊風潮。一九八四年,胡榮華以三年一個月的時間,騎著他的自行車「藍駝」穿行除了南極大陸以外的六大洲、四十國,總騎程比地球赤道一周還長。「那時台灣經濟剛起飛,社會上一股走出去的雄情壯志。」現在經常指導後進的胡榮華,是台灣近代壯遊第一人。

一九八六年,王瀚橫渡直布羅陀海峽。一九八七年,《自立晚報》舉辦「四壯士環球徒步」活動,以兩年的時間,負重徒步二十二個國家,完成環球徒步一萬五千公里的壯舉,後來出書《走出地平線》。後來,雖然還有單車環球騎士陳守忠等,但壯遊的時間和距離,都無法超越最早的胡榮華。

「救國團過去辦的活動,學生搶破頭;現在辛苦一點的像健行,名額都很難招滿,背包要用車運到下一站。」胡榮華認為,時下的年輕人確實比較嬌慣。

「我們的教育太強調『書中自有黃金屋』,不鼓勵年輕人在真實環境中超越自我。」他指出,人口結構改變也有影響。「現在每個家庭都生一、兩胎,每個都是父母的小太陽。不像以前,我們好像跟大自然生生相息。」「壯遊文化在台灣社會裡失落了。」蔣勳從儒家「父母在,不遠遊」的文化根底分析,華人的文化裡,貧窮的時候,是能夠闖的,可是一旦富有,就過度保護子女。「下一代失去了闖的能力,很容易腐敗掉,我覺得我們的競爭力都會失去。」


焊接技士黃進寶 兒子休學,全家騎鐵馬露營環球
也因此,雲門舞集林懷民以自己的獎金,推動藝術人的「貧窮旅行」;創辦山河探險協會的徐海鵬,以十年時間,計畫帶領年輕人重走成吉思汗與鄭和的路上與海上絲路。一九九九年至二○○二年,他們完成首部曲「尋找成吉思汗遠征隊」,現在正進行他的第二部曲——使用中國木造帆船,重溯鄭和航跡。

每個人,一生中,都值得有一次壯遊,不管你有沒有錢。有錢人如全世界片酬第二高的英國影星伊旺.麥奎格(Ewan McGregor),沒錢者如台灣電焊技術士黃進寶,都是實踐者。

二○○二年七月,黃進寶和同為焊接員的妻子楊麗君,帶著建國中學三年級的大兒子黃建家、弘道國中三年級的小兒子黃琮富,暫停工作和學業,以十三個月的時間,完成「鐵馬家庭環球行」。

他們經濟不佳,但爸爸黃進寶決定效法窮和尚只靠一缽一鞋就上路的精神,不僅睡民宿、學校、帳棚,甚至在清真寺、警察局都有過夜經驗。一路上,大兒子負責英語交涉與文字記錄、小兒子負責採購補給、爸爸負責帶隊修車、媽媽負責洗衣煮飯。四人同心協力,以不甚流利的英語,克服了簽證、食宿、異文化造成的誤解等問題。

一路下來,孩子得到許多寶貴的歷練,變得成熟、自信。黃建家曾在奧地利街頭表演扯鈴,賺到第一筆賣藝錢三十歐元(約合新台幣一千二百元);他們在伊朗差點被假警察搶,卻也在德國帕梭市(Passau),由副市長親自解說,帶全家參觀著名建築。在許多人的關懷幫助下,這個平凡的家庭竟然真的圓夢。「星際大戰首部曲」中飾演「歐比王」的伊旺是二○○五年度全球片酬收入僅次於湯姆.克魯斯的男明星,他的片酬收入折合新台幣高達十一億八千萬元。

儘管伊旺的每一秒鐘都昂貴如黃金,但二○○四年四月,當時三十三歲的他暫別繁華,與友人騎摩托車,從倫敦出發,途經比利時、烏克蘭、俄羅斯、蒙古,並向東渡海到阿拉斯加,抵達紐約,遊歷三萬二千公里。兩人一路上歷經無數驚險,入境烏克蘭後還曾被請到黑道大哥家中作客。

這些困境讓伊旺認識自己的極限:「我懂得為每一天而活,自由得像站在路邊的那一排老鷹,我感謝這片有魚子醬、石油及黃金的大地,教會我這點。」「這是我這一輩子做過最棒的一件事。」伊旺回憶。

一直歆羨十七世紀英倫人士壯遊歐洲的建築師姚仁祿,最近在他的部落格上發表一篇文章,引用默劇電影明星約翰.巴里摩(John Barrymore)的話:「人不會老去,直到,悔恨取代了夢想。(A man is not old until regrets take the place of dreams.)」

該用這句話,鼓勵自己,去壯遊。




商業周刊 2007-02-19/陳雅玲



經歷斷崖邊的瀕死 面對軟弱、挑戰極限

在一片漆黑的夜裡,滇藏公路雲南與西藏交界處,白馬雪山大下坡,謝旺霖騎著腳踏車,刷,刷,刷,在黑夜裡前行。

突然,他眼睛掃到前方崩塌的路面。雙手一緊,煞車止住了輪胎,卻止不住連人帶車向前滑倒。一切發生得太快,在他還來不及思考的那當口,腳與車前輪已經掛在充當路擋的大石頭外面。耳邊聽到的,只有砂石沙,沙,沙,不斷滑落斷崖的聲音。

謝旺霖嚇得全身發抖,掙扎的爬進來,緊咬著嘴唇,撿起散落一地的行李,扶起車子,邊發抖,邊推著它向山下的城鎮前進。這是他全程一千八百公里滇藏單車之旅的第一個磨難。

二○○四年,二十四歲的謝旺霖獲得雲門舞集的「流浪者計畫」贊助。他用兩個月的時間整裝完成,十月出發,準備騎單車挑戰滇藏公路。所有聽到他要在深秋出發挑戰這條路的人都認為他瘋了。幫他組裝腳踏車的老闆甚至打電話給他,「幫你組裝腳踏車真的很後悔,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實在是太危險了!」

然而,在他心裡,這次旅行,是他挑戰孤獨與貧窮的見證。從大三起,在東吳大學雙修法律與政治的他,心裡不斷升起一個念頭:「我要把法律跟政治的學業結束,我要去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就是從事文學的路。

內心深處,他卻擔心從事文學代表的是孤獨和沒有出路的窮困。他選擇用單車從雲南麗江西北兩百公里的中甸騎到西藏拉薩,「這次旅行完全是一個人,我一個人要完完全全接受孤獨的考驗。」這是一次考驗自己的壯遊。

但他才剛騎了一百五十公里,就慘痛的把二十七段變速的腳踏車,摔成了十八段,「對這次旅行的浪漫幻想都煙消雲散。」他知道,如果掉下山谷,不會有人知道。

在山下的德欽城,他消沉了三個晚上,因為既不想一直待在同一個地方,更不想走回頭路,只好無奈的繼續上路。


摔車、爆胎、鏈條斷掉……
直到往海拔五千零八十公尺的東達山方向,第二個磨難又來了。載著三十二公斤的行李、兩公升的水及食物,奮力前行。山坡很陡,路面碎石又多,腳踏車鏈條承受不住上坡換檔的拉扯,斷了。技術不熟的他,花了三十分鐘在路旁把鏈條打回去。才剛上路,車胎又爆了。

這下他再也沒有力氣掙扎了,枯坐在路邊等著車子經過帶他上山。等了兩小時,天空下起大雨,靜坐在雨中的他,終於看到卡車經過。怕司機走掉,他直接站在路中間攔車,「大哥,你可不可以帶我過東達山?」他央求著。

司機好不容易答應了,但當他告訴司機,還有輛腳踏車的時候,司機傻眼的說,「不行,車上沒有位置了。」走投無路的謝旺霖幾乎哭了出來,不斷求著司機。最後只好用繩索把腳踏車綁在貨車後面。

經歷過一次「耍賴」被車子載過山頭的經驗,謝旺霖告訴自己,之後的路無論如何要「誠實的」騎或走完全程。

堅持到了旅程三分之二的色季拉山,因為之前上吐下瀉癱了三天,胯下的皮也磨破了,謝旺霖只好下腳踏車,推著車子向上。

來往的車輛,看著他半趴在車上,迎著大雪,辛苦的推著車子。一輛車子停下來問他要不要搭車。謝旺霖告訴自己,「上一次已經在東達山掛了,我一定要撐下去,」於是婉拒了別人的好意。

又來了一台車,他還是堅持不搭。直到離山口五、六公里時,一輛車開過了謝旺霖,又倒車開到他身邊,車上兩個男生跳下車,一口四川口音的說,「雪下得那麼大,不要騎了!」旁邊的男生說著便要幫忙把腳踏車搬上車,「不准騎了,再騎下去,會出事的!」

他沒有力氣反抗。但心裡卻想,只剩五公里,推,也得推上去。「現在放棄的話,是不是每遇到一座山,有下雪,就一直放棄下去?」

他希望藉著這次旅行瞭解自己的極限,「我很希望就這樣推,到我昏倒了,有人來接我,那至少代表我真的不行了。」


雙方僵持了十幾分鐘。車上一個四川女生說,「小哥,你別這樣,我看到你這樣,都快哭了。」謝旺霖回答,「不打緊,快到山上了。就讓我這樣試試看可以走多久。」這一車人擔心他一人在下雪的山上出事,於是開開停停,陪他一起翻越了這座海拔四千七百公尺的大山。


上吐下瀉、被藏獒夾攻……
謝旺霖在近五十天旅程中,面對的總是蜿蜒的灰色公路和赭紅色的山,景致雖壯麗,卻也單調。我們曾問他難道沒想過就這麼回家算了嗎?他說,他總是不斷用各種方法激勵自己,騙自己,「到前面那個轉角就可以休息一下!」「快到目的地了」。也因為怕喪失經歷路途中未知的機會,他就這麼一站站騎下去。

整趟旅程,謝旺霖只帶了人民幣一千五百元,啃乾糧、壓縮餅乾,借宿民家。整趟路他只洗了三次澡,「最後已經沒有力氣擔心身上臭不臭,剩下的,只有全然的孤獨和貧窮。」

現在就讀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謝旺霖回首這次壯遊說,「就像如果你告訴別人,貧窮沒什麼好怕的,別人會笑你,『你又沒經歷過貧窮。』」但現在的他,實實在在經歷過了。這段艱難旅行,他曾上吐下瀉,感冒咳血、被藏獒夾攻,都考驗著他的意志。

回台後,他以這段經驗寫下了許多獲獎作品,並且得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的獎助。這段旅程更讓他對旅行有了新的體悟。「有很多人覺得自己要去旅行,要準備心情、準備時間,準備了那麼多,結果就沒有去旅行。準備,就變成了一種藉口。」

所以如果你問謝旺霖怎麼準備的?他會告訴你:「出發了,就準備好了!」
 



商業周刊 2007-02-19/賀先蕙 



克服文化差異 對未來不再慌張

「這個旅程我有個目標,希望能用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去看他們的社會。」

這是一個二十三歲大學畢業生給自己旅行的期許。

因為參加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AIESEC)交換學生之便,簡奕雯在大學畢業之際,在印度住了十個月,遊歷印度各地。並在去年六月飛到俄羅斯聖彼得堡,經絲路返回台灣。

在印度的時候,她曾經買了印度七種火車票中,最廉價的普通艙(general class),跟一大群印度貧民一同去旅行。


深入印度貧民生活、睡四十人房間
因為沒有劃位又很少人查票,這種艙等幾乎是印度乞丐專屬的移動工具。火車還沒到站,他們便開始助跑,等車速稍慢,一翻身就上了火車。技術好的人,甚至睡在放行李的鐵架上。技術不熟練的簡奕雯,手忙腳亂才剛上了車,一股異味立刻衝入她鼻子。她身邊擠滿了久未洗澡的貧民,原本一排三人坐的椅子,她卻和七個印度人擠在一起,腳下還躺著好幾個印度孩子。

另一次放假,她更獨自從所居住的海德拉巴市旅行到孟買。因為不想多花錢住宿,她選了一間一晚只要新台幣五十元的旅館。「妳確定要住在這裡嗎?」櫃台的印度夥計不可置信的看著年輕的簡奕雯。

房間的景色,卻真的嚇著了她。一百多個印度男人穿著短褲擠在一間大通鋪,盯著這個異地來的女孩。「我真的很害怕,」簡奕雯說。最後,她多花了新台幣七十元,睡在一間四十多人的房間。

這樣的經驗,讓簡奕雯實地的瞭解,這樣的擁擠,是在這個充滿印度淘金客的孟買市,人們的居住方式。

第二天,坐在通往印度最南方的火車上,簡奕雯獨自一人躺在臥鋪中昏睡。沒有空調的車廂裡,周遭透著一股熱氣。她時睡時醒,發著燒。醒來就是爬下三層的臥鋪去拉肚子。

這些,她都努力去嘗試、去克服。吃路邊攤、住印度人住的
旅館,她走遍各個主要城市,感受南北文化的不同,真的用當地人的方法,去體驗印度。

而六十六天的中亞及中國大陸的北絲路之旅,簡奕雯與朋友張舒翔走過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到中國,一路上參觀了六個文化遺址,睡過了游牧民族的氈房,更在吉爾吉斯的高山谷地中,策馬奔騰。

這一段旅程,讓簡奕雯更從容的面對自己,也更立體化她與世界的連結。旅途中意想不到的經歷,更讓她發現自己的心態改變了。


在大漠中洗澡、語言不通靠比手畫腳
一天午夜十二點,在哈薩克的一個小鎮,火車剛到站,簡奕雯和朋友走下火車。原本打算睡在車站的他們,看到眼前的景象,卻都傻住了。因為根本沒有「車站」,只有布滿了黃沙的月台。

同行友人張舒翔只好拿出旅遊手冊《Lonely Planet》,找出哈薩克語的「where」和「hotel」,逢人就問。最後,找到一位老婆婆帶著他們走在沒有路燈的暗夜沙漠中,示意要帶他們去找住的地方。一個哈薩克人家把僅有的房間讓給兩個旅人,一家人就睡在瓜棚下的沙地上。

不到一個小時後,簡奕雯已經站在一間三邊圍著木板,前面是一塊布簾的洗澡間。一個簡易的按鈕按下去,清水一灑而下,她洗到了好幾天以來的第一次澡,在一個全然的陌生人家。

仰頭一望,滿天星斗。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在半露天的大漠中洗澡,也是難忘的一次。

「如果碰到事情,就窮緊張,只會讓之後的旅程更不順利,」簡奕雯體會。
兩人一路上語言不通,只好隨機應變,使用肢體語言。例如買火車票的時候,簡奕雯就會比著火車行走的樣子,發出「卜!卜!」的火車聲,再加上一句俄語的「where」,便會有當地人幫忙他們。

吃素的她碰到吃飯的時候,就比出牛的樣子,發出「哞,哞」的聲音,並且加上俄語「Niet, Niet」(編按:俄語,「不」的意思)。再比出羊的樣子,告訴對方「咩,咩」,加上「Niet」,就可以讓當地人明瞭,她不吃肉。

連跟旅伴吵架,她都試著用更正面的心情面對,先安撫對方,再試著表達自己的不滿。「這點我跟她學到很多。感覺起來她碰到很多問題,都不覺得是問題,就想辦法去解決。其實就是換個心態而已。」張舒翔這麼觀察簡奕雯。


學會隨遇而安、用正面態度溝通
經歷了這些,簡奕雯也認識到一個更從容的自己。「我才知道,原來我也可以把事情想得很簡單,然後達成。」

在台灣的時候,她老是覺得自己是個慌慌張張的人。沒有一次辦事會一次把東西帶齊,更常常為了這樣而責怪自己。

經過兩趟的壯遊,簡奕雯漸漸坦然接受自己。「雖然我會慌慌張張,但這對我的人生也沒有那麼大的影響。我可以用我的方法去承擔和控制。」

壯遊,更讓「世界」對她的意義,變得更立體。別人不會注意到的小新聞,卻因為她散布在世界四十幾個國家的好友,而變成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例如前陣子羅馬尼亞加入歐盟的新聞,也許對大多數人沒什麼意義,但簡奕雯看到,馬上興奮的打電話恭喜在印度認識的羅馬尼亞好友。

因為一段壯遊,普通的新聞在她心裡,產生了更立體的影響。她對世界,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拜訪世界各地的朋友。」回台灣之後,簡奕雯更和張舒翔架設了一個BBS版,專門討論國際新聞,分享心得和觀點。「這些在我心中,真的變成一個事件,而不再只是一閃即過的新聞。」 



商業周刊 2007-02-19/賀先蕙




直升機父母要學放手


婆羅洲雨林的夜晚,會有很多動物出來,充滿生機。新竹荷蘭國際學校美籍老師剛貝(Gumbay)帶著學生在雨林中安靜的行走。「現在請你們排成一列,坐下來,把手電筒關掉。」這十個從台灣來的孩子,居然統統躺在泥土地上,安靜的看著星空、聽著雨林裡熱鬧的聲音,約莫一個小時。

這段時間,遠在台灣的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郭珊珊,和任教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的先生張嘉泓,卻爆發結婚十五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爭吵。兩個人彼此追究,當初究竟是誰決定讓女兒去的。

回憶此事,郭珊珊笑著表示,本來以為行程中有一站可以用 e-mail(電子郵件)報平安,誰知網路不通,八天內杳無訊息。全部家長亂成一團,只能互打電話探聽消息。最後飛機降落桃園機場,他們和女兒的手機才通上話。

「沒想到女兒跟我們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媽媽,好好玩,我下次還要去非洲!』」郭珊珊笑自己:「也許女兒的學習,還沒有我多。」

郭珊珊的女兒張采璇,今年十四歲,是新竹荷蘭國際學校八年級學生。她七年級的時候,剛貝老師決定帶學生到婆羅洲「戶外教學」。他知道對台灣家長來說,孩子到這麼「蠻荒」的地方旅行,是件很恐怖的事。所以他舉辦了好幾次說明會,準備了照片、計畫書,談他過去帶學生到哥斯大黎加、東非的經驗。


考驗:讓孩子出遠門 父母要學的,也許比兒女多
說明會上,郭珊珊的第一個反應是:「我可不可以跟著去?」張嘉泓則提問:「距離最近的醫院在哪?」

「在這方面,台灣父母比美國父母來得更小心。台灣父母非常保守,傾向於對孩子非常保護!」剛貝說。

「答應她出遠門,真是對自己一樁巨大的考驗。」郭珊珊記得自己在國一時,也是第一次離開台北的家,跟老師、同學到高雄澄清湖露營。結果才抵達沒多久,就看到爸媽也到了。原來他們藉口來看親戚,就坐了飛機來看她。露營活動有烹飪比賽,要煎一條魚,適時趕到的媽媽還成了求救的對象。「那個時代,上了大學,只要晚一點回家,爸爸就會站在路口等。」她笑說,後來能出國念書,也是因為男朋友要去。「從媽媽手上交到另一個人手上,從沒真正獨立過。」

也要讓自己的女兒這樣嗎?郭珊珊掙扎猶豫多日,有一天突然想到大一英文課讀過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為子祈禱文」:Build me a son, O Lord, who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know when he is weak, and brave enough to face himself when he is afraid.(主啊!求塑造我的兒子,使他夠堅強到能認識自己的軟弱,夠勇敢到能面對懼怕。)

當時她覺得很感動:人生若能有一求,應該就是「勇氣」了。於是轉念一想,孩子都有這樣的勇氣挑戰自己,作父母的經過基本評估,也得有勇氣讓她接受挑戰。「母女兩代,在同一個時間點離家,突破的程度卻很不一樣。」郭珊珊說,她和先生一方面很高興孩子成長過程接受不同的刺激,一方面又很失落,父母是如此一廂情願的想守著孩子。

也正因為父母的無私,張采璇在婆羅洲的雨林裡親近紅毛猩猩、蝙蝠、野生大象、鱷魚;看到工人採燕窩,吃了獨角仙的幼蟲,到瀑布游泳,還把水蛭拿在手上,帶著牠走路。太陽太大,沒有戴大帽子,老師剪了姑婆芋的葉子讓她們遮陽。她第一次學著用手洗自己的衣服,自己學會清晨五點準時起床。在大自然裡找回人類本能的她,玩得不亦樂乎。

「感謝父母讓我去,讓我經歷很不一樣的體驗。」張采璇打開她的筆記型電腦,秀完她拍的照片,然後,非常認真的轉頭對著身旁的媽媽道謝。

俗話說:「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香港全人發展中心顧問團主席黃重光醫生表示,過分擔憂下一代,經常像災區上空的直升機,「盤旋」在子女左右的「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在華人社會特別普遍。

除了民族性之外,家庭形態的轉變,也造就了直升機父母。香港家庭及事業發展服務機構訓練總監司徒漢明指出,上一代的家庭往往育有六、七名子女,父母的關注及照顧較為分散。如今小家庭是主流,對子女是「一個都不能有差錯」。

藝術評論家蔣勳在東海大學教書時,大約長達十五年,他為大一「藝術概論」課所出的寒假作業,都是「自己背一個背包,離開家,到一個地方住三天,然後寫一封信給他」。但是後來,這個作業越來越難完成。許多家長打電話抗議:「你這樣做,讓小孩子很危險。」不只是女生,男生家長也是如此。

蔣勳記得,有一個很強悍的媽媽,跟他說:「我兒子從小就在金門街長大。我決定陪他到淡水住三天,寫一封信給你。」他感慨,「我們的文化,沒有鼓勵小孩子出走。他永遠都長不大。」

這個問題,在一胎化的對岸更為嚴重。二○○六年九月在南京召開的「中國青少年發展論壇」上,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關穎嚴重警告,父母對孩子「過度保護」,實際上是對未成年人「正當權利」的剝奪。

她指出,孩子缺乏獨立探索的機會,會降低其內驅力和勇氣,甚至弱化他們在社會上發展的能力,而無法成為一個完整獨立的個人。這是家庭教育的最大失敗。


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所研究員徐浙寧最近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優質成長》,提出了類似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相對論的 E=mc2 教育方程式。M是內驅力(Motivation),兩個 C 分別是認知力(Cognition)與創造力(Creation),三者結合,便是成功的教育(Education)。在這方程式中,學校教育著重認知力的培養,創造力最近也開始被強調,但如何啟動孩子的內驅力,卻仍受父母忽略。


鼓勵:讓孩子挑戰自我 要信任他,循序漸進放手
家長該如何適當的放手呢?西方人在這方面的經驗,比我們豐富得多。哈佛大學二年級學生楊程鈞,小時候參加童子軍當義工,挨家推銷耶誕花圈時,母親林玉葉像美國孩子的媽媽一樣,偷偷躲在後面跟著,確定小不點兒懂得安全過馬路、敢按人家門鈴,才慢慢放手。

蔣勳在法國留學,老師把他丟在往義大利的半路上,強迫他去壯遊時,其實也躲在前面不遠處,確定他搭上便車,才離開。

英國皇家預防事故學會專家大衛‧耶利建議,應該先讓孩子體驗一些「可控制的」冒險活動。在英國的自然博物館中,設有專門教育兒童如何探險的區域,教孩子用小錘擊打樹幹,分辨什麼樣的樹幹是中空的、不能攀爬,什麼樣的樹幹沒有問題。等到孩子經驗豐富了,再慢慢放遠。

孩子的自信,是在成人的信任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而成人的信任,表現在對孩子的放手上。一步步放開手,讓孩子帶著壯遊的雄情壯志走自己的人生,是這一代華人父母最該學習的功課吧!


商業周刊 2007-02-19/陳雅玲



動機比能力重要/蔣勳

其實我不太講旅行或旅遊,我常常用的一個字是「出走」。人在一個環境太久了、太熟悉了,就失去他的敏銳度,也失去了創作力的激發,所以需要出走。

我在七○年代在歐洲讀書,那時候我寫關於文藝復興的藝術史,老師問我,「你有沒有去過義大利?」我說還沒有。他說,「你沒有在米開朗基羅的雕像前,熱淚盈眶,你怎麼敢寫他?」

後來我在義大利跑了一個月。身上就是一個背包,兩件襯衫。我也曾經睡火車站,那時候坎城的火車站是一片年輕人睡在裡面。他們問我,「你怎麼沒帶報紙?要鋪報紙的。」他們就分給我。早上五點,警察帶了一大桶的咖啡,噹,噹,噹,敲著桶子,叫醒大家,請大家喝完咖啡離開,火車站要營運了。


不要問該準備什麼?先問你愛什麼?
歐洲有種青年出走的文化。我在翡冷翠(編按:義大利佛羅倫斯)認識十四歲的蘇格蘭小孩,帶個氈呢帽,打掃廁所一個學期存的錢,就到歐洲來旅行。花完了,一點也不害怕,就去街上吹蘇格蘭風笛,再繼續下一段的旅行。

我那時候感觸很深,不同的文化,年輕人可以這麼不一樣。他們將來長大以後,擔當的事情也絕對不一樣。

我們宋朝詩人柳永說,「今宵酒醒何處?」中國文化裡面本來有這個東西。可是這個文化老了,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敢。年輕人的生命力沒有了,生命力消失了。

我希望
壯遊,帶動的是年輕人走出去,打出一片天。如果今天不能打出一片天,將來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

很多人要去歐洲,都會覺得我在歐洲很久,就會來問我:「我要去歐洲,要準備什麼?」我就會反問他,「你覺得你要去做什麼?」當你自己很清楚要做什麼、意志力很強的時候,所有困難可以一層層克服。我們今天小孩的準備,他們的信用卡、語文,絕對比當年拿著商品樣本在歐洲闖的台灣商人好,但是他們就是走不出去,因為他們的安全感。甚至有人好幾年都在問,但最後就是走不出去。

其實壯遊有一部分,是先走出去再說。

我常常跟朋友說,《西遊記》孫悟空那麼厲害,他一翻筋斗就是十萬八千里,那他去取經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是唐三藏取經?因為孫悟空沒有動機,而唐三藏有動機,雖然沒有取經的能力。但是動機是比能力重要的。沒有動機,根本就沒有出發點,連起跑點都沒有。

只要有動機,都很棒。最怕的是無所愛。如果年輕人想要走出去,我會問他,「你愛什麼?」如果喜歡搖滾,要去玩重金屬,想要跟樂團,我都覺得很好。

此外,「壯遊」的「壯」字,不只是炫耀。壯這個字,包含了一個深刻的,跟當地文化沒有偏見的對話關係。

旅遊是很大的反省,是用異文化,去檢查自身文化很多應該反省的東西。比較裡面,才瞭解文化的不同,沒有優劣。就像寫《裨海紀遊》(編按:清朝康熙年間記錄台灣山川風物之著作)的郁永河,他看到原住民被抓來拖牛車,下雨他們就在淋雨。他就問:「為什麼不讓他們在屋簷下躲雨?」翻譯官就告訴他,「他們其實跟動物差不多,他們是不怕淋雨的。」郁永河就嘆了一口氣說,「亦人也。」所有好的旅遊書,都會有這個觀點。

著有《真臘風土記》、出使吳哥城的周達觀是元朝的北方人,所以他南下的時候,受不了天氣。他不瞭解當地人怎麼每天洗好多次澡。一年之後,他變了。當初他帶著大國心態,當時元朝那麼偉大,但他後來說,真臘(編按:今日的柬埔寨吳哥窟),一個小小的東南亞國家,可是禮儀這麼嚴整,「不可輕視也。」我覺得,人不可能沒有主觀,可是慢慢在旅遊裡面,修正自己的偏見跟主觀,才是好的旅遊。


不只向外觀察,而是向內反省
其實即使只是參加旅行團,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體驗跟視野。現在資訊真的很發達,在出發以前,做一些準備的工作。第二個,到現場之後,盡量檢討自己的主觀。我帶朋友去吳哥窟,我會說,「我現在帶你們去柬埔寨人的家。」他們下車都會嚇一跳,真的什麼都沒有。我們叫做「家徒四壁」,他們連壁都沒有。我在台灣,老覺得我還缺什麼。到那裡,我第一次想:「我在台北家有什麼。」我以為我比他們富有。可是後來我看到他們男男女女從田裡回來,脫光光的在河裡、蓮花當中,彼此潑水、唱歌,我覺得他們比我富裕太多了。我一生當中都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覺得這就是個很大的收穫。所以我覺得任何一個旅遊都值得,因為只要一對比,你都會回來檢討自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

旅遊不只是看,更是找到自己內在,最美的東西。外在的風景,其實是你自己的心情。所以壯遊絕對不只是向外的觀察,而是向內的反省。


商業周刊 2007-02-19/孫秀惠、賀先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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