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社群網站龍頭臉書（facebook）下周將公開上市，市值預估達960億美元（約2.8兆元台幣），持有股份的投資者資產將倍增。近日傳出臉書共同創辦人沙佛林(Eduardo Saverin，圖，翻攝網路)為避稅，已在去年放棄美國公民身分，並取得新加坡居留權。
彭博報導，30歲、擁有巴西國籍的沙佛林現居新加坡，在就讀哈佛大學時資助薩克柏（Mark Zuckerberg），成為臉書創辦人之一。據「誰擁有臉書」網站，沙佛林持有約4％臉書股權，預估持股價值約38.4億美元（約1129億元台幣）。

導語：近日國內媒體稱“中國每年因跨國公司避稅損失300億元”，指責在華跨國公司避稅是“社會責任缺失”，還提出“應該向經濟開放國家學習反避稅經驗”。這些報導乍看是取之于民的錢沒收到手，但事實上避稅和逃稅有根本區別，避稅在全球經濟活動中合理合法無可指責。
一、避稅不可恥，沒有人要肩負比法定底限交更多稅的義務
“中國政府每年因跨國公司避稅損失300億元”“避稅是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缺失的表現”這些聲討中隱含的邏輯是：只要政府想收多少稅款，企業就必須繳納多少稅款，未達所欲，政府就聲稱自己受損了。如果企業通過合法途徑躲開了政府大開的獅子口，那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就湊不夠，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就沒有被完全履行。現實中，這兩個理由很難成立。
稅不是交的越多越好，作為私營企業的跨國公司首要目的是為投資者尋求收益，而非為稅務局貢獻政績
很多企業喜歡用“完成利稅多少”來標榜自己的成績，似乎利潤和稅收都是貢獻，這是國有體制下的語境。企業經營是以盈利為目的，納稅只是一種法律規定範圍內的義務。作為國有企業，“利”和“稅”最終都為國家所有，所以“利稅”都是政績。但作為私營企業的跨國公司要對股東負責，首要目的是為投資者尋求收益，而非為稅務局貢獻政績。同等經營狀態下，給政府的稅交多了，股東所能獲取的收益就少，“利”和“稅”是一對矛盾。
但中國近幾年稅收收入增長遠高於GDP增速，如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89720.31億 元 ， 比上年增加16509.52億元，同比增長22.6%，遠超GDP9.2%的年增速兩倍多，而同期政府一直沒有擺脫財政赤字。這說明中國政府的“斂財”能力遠比在中國的企業避稅能力強，是國家積極的財政支出侵害了竭力減輕稅負的跨國公司，而非相反。而收入越寬裕，政府越揮霍無度，越無法擺脫入不敷出的困境。為了遏制政府的過度支出，企業應該更主動合理避稅，這比“納稅光榮”對社會的幫助大得多，更體現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心。
法律只能干預非法逃稅，不能阻止合法避稅，多交稅不是法定義務
法律行為的結果只有兩種,要麼是合法，,要麼是違法的。合法避稅“是指納稅人以不違反稅收制度為前提而減輕稅收負擔的行為”。按照這一定義，如果稅務機關在對納稅人進行反避稅的調查審計過程中，發現其有違反稅收制度的具體行為，那納稅人就不是在進行“避稅”而是實施“偷稅”或“騙稅”。可見“不違反稅收制度”是“避稅”的構成要素之一，只要企業在“非不允許”和“非不應該”範圍內，採取降低稅負的措施，都是正常。比如，將企業設立在有稅收優惠政策的經濟開發區、申請高新技術企業、調整固定資產折舊、調整資本結構等等。只要不違法，熟練利用各種政策和法律合理避稅，是企業綜合經營能力的體現。
這次指責“跨國公司避稅無良”的媒體在報導裏提到2011年谷歌在華子公司涉稅違法案，但當時披露的情況顯示這三家子公司存在使用假髮票、不按規定代扣代繳營業稅等問題，這類明顯涉嫌偷逃稅款的行為並不能與避稅相提並論。正如美國大法官利爾德·漢德的著名判詞所說， “任何人都可以將自己的業務安排得使自己的納稅額盡可能低，沒有人必須選擇一種最有利於財政部而非自身的經營模式；多交稅甚至不算一種愛國義務；需要反復強調的是，盡可能避稅並不邪惡，避稅者不論貧富都沒錯，因為沒有人肩負著繳納比法定底限更多的稅的義務。”
二、合理避稅促進資本流動並不會收到懲罰
只加強徵稅而不減稅，可能會將投資者驅離中國
早在早於經濟全球化的近三百年前，亞當.斯密就在《國富論》中指出：“……資本所有者則不然，他很可以說是一個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著於那一個特定國家。一國如果為了要課以重稅，而多方調查其財產，他就會舍此他適了。他並且會把資本移往任何其他國家，只要那裏比較能隨意經營事業，或者比較能安逸地享有財富。他移動資本，這資本前此在該國所經營的一切產業，就會隨之停止。耕作土地的是資本，使用勞動的是資本。一國稅收如有驅逐國內資本的傾向，那麼，資本被驅逐出去多少，主權政府及社會兩方面的收入源泉，就要涸竭多少。” 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作為資本所有者的企業和個人要轉移投資和駐在地，比在亞當.斯密的時代要容易太多，因稅收征管加強而涸竭社會經濟源泉的風險也顯著地增大了。
規避企業所得稅只是症狀的表面，癥結是在於企業所得稅率太高。如果跨國公司竭力避稅是一種普遍現象，那就是企業稅負已經不堪重負的表徵. 考慮到這一點，“加大打擊企業避稅的力度，提高政府利稅收入”之類的話似乎就不這麼動聽了。如果跨國公司發現沒有辦法能稍稍減輕稅負，那麼亞當.斯密的預見就會在今天的中國成為現實
經濟開放國家不懲罰合法避稅的企業，“2008年美國通過反避稅調查補收稅款1000億美元”是謠言
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美國的確是企業所得稅率最高（高達40%）、政府徵稅姿態最為激進的國家。然而美國國稅局（IRS）的許可權和能力再大，也只能對違反稅法的美國企業和公民補收應繳稅款和課以罰款，而對合法避稅的企業無可奈何。美國特拉華州就是世界知名的“避稅天堂”之一，“在美國避稅就要罰款”的說法顯系子虛烏有。美國國內確有政治行業從業者籲求政府向“避稅天堂”國家施壓以堵死跨國公司避稅的管道、譴責他國的低稅率政策，但這些意見從來只停留在討論階段，沒有成為行政部門履行的法律條文。
美國媒體從未曾報導過“2008年美國通過反避稅調查補收稅款1000億美元左右”，在2008年充斥美國媒體的是“為富不仁的大亨們逃稅額高達1000億美元”。拋開這個指控和現在中國一些媒體對跨國公司的污蔑有多相似不談，1000億美元這個數字本身就是捏造的產物。“逃稅一千億美元”的來源是民主黨參議員約翰.克裏2008年的一位幕僚傑克.布魯姆。但當美國國會研究處（CRS）質詢他這個數字的出處、究竟哪些企業和個人如何偷逃了如此巨額稅款時，傑克.布魯姆承認這是自己信口開河的瞎編。美國國會研究處關於此事的公開備忘錄很委婉地承認了“逃稅一千億美元是謊言”：“……布魯姆先生無法提供關於這個數位的估值程式的書面材料……他表示這數值是一個不確定的估計。”
三、不減稅的中國沒有資格敵視避稅的跨國企業
近二十年中國對企業減稅幅度遠低於其他經濟開放國家，在中國已不享受優惠的外企稅負和國內企業平等
其他國家對“跨國企業避稅”抱有敵意，是因為近二十年來為了刺激經濟，正常國家都在大幅降低和放寬企業所得稅方面的限制。不過減稅幅度遠不如這些國家的中國，是否有同樣的資格敵視避稅的跨國企業，實在很值得懷疑。從1993年到2008年的十五年間中國政府一直在聲稱融入國際市場、大力招商引資，但從稅率調整幅度上看，這些美好的口號恐怕沒有太多真誠的內涵。
1993年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規定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3%，到了2008年，中國稅法才將企業所得稅率降低到25%。根據畢馬威會計事務所的調查報告，在2009年4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G20倫敦峰會上提出打擊“避稅天堂”的不少國家中，1995年至2009年企業所得稅率下調幅度平均都在10%左右，加拿大的這項減稅幅度是11%，愛爾蘭是36%。與這些減稅的國家相比，在同樣的時段內中國企業所得稅率的下降幅度只有7%，比2000年至2011年全亞洲所有國家的企業所得稅率平均降幅還要低0.46%。
自2008年1月1日實行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代替了之前對外資有不少優惠條款的《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跨國企業要就“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場所的，應當就其所設機構、場所取得的來源於中國境內的所得，以及發生在中國境外但與其所設機構、場所有實際聯繫的所得”繳納和國內企業稅率一致的企業所得稅。跨國公司現在的稅負已經並不顯著低於國內企業。換言之，在中國的幾乎所有私營企業，稅收負擔已經達到了公平——被奴役的公平。
降低稅率才會使經濟騰飛稅收增加，香港與愛爾蘭用減稅創造了經濟奇跡
一些媒體在呼籲稅收征管的同時忘記了一件事，那就是稅收的增加有賴於稅基的擴大。換言之，只有把經濟總量做大，才會有稅收的增加。相反，在經濟困難時期加強稅收征管，雖然可以暫時性增加稅收，但是從更長遠的角度而言卻是得不償失的。如上文提到的，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資本可以在全球性流動中獲得最佳的稅賦負擔地，如果一個地方稅負增加，那麼它可能會逃離該地，從而不利於該地的經濟發展，稅收增長當然也就無從談起。
減稅是一種薄利多銷的思路，銷量增加，賺的錢自然就會多起來。政府要獲得更多財政收入，不應該是在分蛋糕的比率上做文章，而應考慮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減稅雖然降低了稅率，但是有利於稅基的擴大，是把蛋糕做大的一個好辦法。香港和愛爾蘭就是典型的通過減稅造就的經濟奇跡：在實行低稅率政策前，這兩個地區的經濟表現並不優於周邊國家和地區。但當愛爾蘭將國內企業所得稅率先調低一半再降到12.5%、外企所得稅率調低到10%到12.5%後，“歐洲病夫”成為了“凱爾特之虎”和21世紀初世界最大的軟體產品出口國，在20世紀最後十年達到了幾乎零失業率和沒有“愛爾蘭國家統計魔術局”摻水的每年９％經濟增長率。當香港實施15%的低固定企業稅率之後，從二戰後的近乎赤貧成為了全世界增長最快速的經濟體之一，頂峰時高出曾經的宗主國英國5倍以上。
結語：無論是從投資者、社會公眾、徵稅者任一方的角度出發，跨國公司的避稅行動都該被允許、被理解而非遭到指責和攻擊。把避稅幾乎等同於逃稅的宣傳背後其實是一張再熟悉不過的面目，吃著碗裏還望著鍋裏，取之於民再多還嫌不夠。
網易 2012-05-09

境外公司簡介
境外公司又稱離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簡單的說，凡在台灣以外登記註冊的公司都可稱為境外公司。但是我們這裡所稱的「境外公司」是指在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貝里斯、汶萊或薩摩亞等這些被稱「租稅天堂」或「租稅樂園」 ，甚至在「避稅地」的國家或地區所成立的海外公司。
上述國家或地區為發展貿易及投資，且吸引外國人到該地區設立公司，多另行制頒特殊的國際公司法律與制度（此特殊的領域被稱之為“境外或離岸法域”，亦就是所謂的Off-Shore），以提供「非居民」的外國人或外國公司依據此些特殊的國際公司法律與制度所設立的「境外公司」免稅或極低的稅收優惠。

永遠不要輕視人民的智慧，在長期稅制不公，政府改革遲緩中，其實早有許多中產階級，發展出一套又一套合法抗稅的手段，而這些手段正在許多小市民團體中口耳相傳，成了一股潛流。本報蒐集了三個較為多數人使用的手法，為了保護當事人，都用化名稱呼，這些手法也許都不是大金額，但正如受訪者黃先生所說：認為如果有足夠數量的受薪階級都採用「合法抗稅」，政府或許就會感受稅收減少的壓力，承認目前稅制對小老百姓的不公不義，他希望政府能聽到受薪階級心中的不滿，順應民情調整，如此一來，小市民也不用「自力救濟」發明自救節稅招數了。
【小市民合法抗稅寶典一】：自己開公司享受富人節稅術
三十五歲的賈先生奮鬥了十年，靠著專業和每天十二小時以上的超時工作，好不容易混到一家資訊公司中高主管的職位，月入十萬元左右，每到了報稅時分，都要心痛萬分地繳出約十萬元的稅，將近一個月的薪水給了政府，卻從來沒感受到政府為他作了些什麼？ 賈先生思索著，為什麼開公司的朋友，吃飯喝酒、生活必需樣樣可以扣稅，他卻只能扣除七萬四千元的最低生活免稅額，在台灣，可能用這七萬四千元生活一年嗎？又氣又惱的他決定用行動對抗不合理稅制。
STEP一：開人力派遣公司自己當老闆
首先，他前往地方政府主管營利事業登記機關，正式登記申請公司行號，成立「賈氏人力派遣公司」的一人公司。
STEP二：派遣自已回原公司上班。
他再和原公司協議，從他是甲公司的職員改成為「賈氏人力派遣公司」派到甲公司的人員。甲公司支付每月十萬元的派遣費用給「賈氏人力派遣公司」，而「賈氏人力派遣公司」則每月支付他最低薪資一萬五千八百元。
STEP三：開立合法憑證，開銷全抵稅。
合法憑證有三類：1.統一發票；2.收據、證明或普通發票；3.經手人之證明（例如出差報告）。
從此以後，身為「賈氏人力派遣公司」員工的賈先生一切生活所需都打統編，帶女朋友唱歌看電影報交際應酬費，房租水電、營業用雜支（如文具、耗材、電腦設備等）、差旅費等，房屋裝潢也可報修繕費用抵稅、甚至買車登記為公司營業用車，連罰單、停車費都可報公司開銷，參加補習班進修也可申報為員工教育進修費用。
他用公司名義購買電腦、電視、DVD等一切用品，皆可列入公司生財器具固定資產，各項用品時間一到(例如，機車五年，汽車七年，各項物品時間不同)，都列入資產損失的固定資產報廢、折舊扣稅。甚至健保費用都可以抵稅，他的每一筆花費都可以忠實反應「最低生活費不受課稅」的基本精神。
STEP四：合法節稅是權利
根據規定，行號若屬於核定課稅（免開統一發票），不論經營盈餘或虧損，每三個月要繳交營業稅三千到五千元不等，年終須繳交約一萬多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開立發票之行號或公司若虧損時，則不必繳交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兩個月之營業額須依據發票上繳稅捐稽徵單位五﹪之營業稅。
「賈氏人力派遣公司」實際收入只有甲公司支付的每月十萬元，在各項實際開銷都依法開立發票扣抵之後，所剩無幾，且根據兩稅合一制度，國稅局會將所繳之營業稅退回給「賈氏人力派遣公司」的老闆賈先生，而同樣是「賈氏人力派遣公司」員工身份的他，在個人所得稅的部份，依每月實領一萬五千八百元收入計算，扣除免稅額和扣抵額之後，實際收入達不到最低應繳稅之開徵點七十五萬元，已經四年不須繳稅。
賈先生指出，也許年薪百萬以上的人用這種方法節稅才能損益兩平，但目前雙薪家庭要達到百萬年收入並非難事，且家用所須的開銷支出更大，成立公司行號，確實反應真正的盈餘所得，合情合理且「合法」。
【小市民抗稅寶典二】分分合合，夫妻阿Q節稅法！
結婚之後，柴米油鹽醬醋茶樣樣要錢，都是貿易公司員工的曾姓夫妻兩人一起生活並不會比較省錢，孩子出生之後，開銷更是驚人，然而夫妻合併申報的標準扣除額卻較單身者更低，一人為四萬四元，兩人合併申報卻只有六萬七元，政府的稅法常被譏為「懲罰婚姻」。
曾姓夫婦對此深感不平，他們利用結婚、離婚的當年可選擇夫妻分開申報的規定，因此在五年前開始，在第一年的一月一日辦理結婚，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辦理離婚，每兩年的年初、年末都辦理一次結婚離婚，合法規避夫妻合併申報的不公。每兩年辦一次手續，雖然有點麻煩，但曾姓夫妻樂此不疲，他們除了獲得了對抗稅制不公的精神勝利之外，更有實質斬獲，曾先生表示，例如本來合併申報的淨額超過13%的稅率上限九十九萬元一點，就必須適用二十一%來的稅率計算，但分合戰法可以減去這兩萬一千元的差額可讓他們的稅率下降一級，省下了不少錢。但不擔心弄假成真嗎？頗有風運與姿色的曾太太笑著說，肯不肯再辦理結婚，「要擔心的應該是他啦！」，看來對夫妻對感情深具信心，才敢能用這一怪招節稅。
【小市民抗稅寶典三】合法拖稅，稅金化作理財基金
黃先生是一個民間企業的中高階主管，在二○○三年總收入超過一百六十萬元，想到政府遲遲不願進行稅制改革，年輕時自栩為左派的黃先生總想找機會對抗一下，他和一位高科技公司任職協理的朋友討論出「稅金變成理財金」的對抗方式。
黃先生於是在二○○四年五月報稅時，「不小心」漏報了一張稅單，他就把這筆應繳的九千七百四十三元稅金去購買股票，看看政府會怎麼樣。等到了十月，黃先生收到國稅局通知，說要他補稅，補稅單上有一個申訴電話，黃先生就依號碼打去詢問，國稅局對黃先生的收入根本一清二楚，黃先生心理很不舒服：「明明政府就很清楚每個人稅收情況，幹嘛還要每年麻煩百姓找各種稅單。」黃先生因此把「不小心」漏報的稅單在期限內補寄給國稅局。到了二○○五年三月中，國稅局再度寄了補稅單給黃先生，要他在四月中前補稅款，補稅單上依然有一個申訴電話，黃先生再度依法申訴，又爭取到一個月的緩衝期，結果直到二○○五年四月三十日，黃先生才把去年應繳的九千七百多元繳納國庫，一毛錢都不用罰，而他用這筆錢買的基金，也獲利二一﹪。
黃先生說，拖稅的稅額也許不多，但若是百萬納稅人都合法一起幹，政府恐怕就有稅收不足的國庫危機了，這樣子政府有壓力，才會正視稅法不公的問題，認真進行稅改，而拖稅就像一般企業開立三個月、六個月的支票，當作理財手段一樣，納稅人當然也可以把稅金當成是一年支票，稅金當理財金了。
新新聞周刊／秦美華、黃創夏

九十二年度綜合所得稅自即日起開始申報，泛紫聯盟目前發動全民抗稅，痛批台灣稅制不公，是在劫貧濟富。這場抗稅風波，在台灣確是前所未見。儘管事起突兀，然而，這項空前抗稅的舉措，確也點出了台灣稅制的長期不公現象。
平實而論，抗稅之舉並不可取。泛紫聯盟自己都承認，目前台灣財政支出只有五一％來自稅收，其他四九％則來自出售國有財產、發行公債，財政結構嚴重不穩，如果再推動大規模抗稅，繼續減少稅負佔支出比例，無疑促使財政結構繼續惡化，無補於健全國家財政。更何況，抗稅意識一旦覺醒，抗稅行動普及之後，必然往其他領域蔓延，對水、電、通訊、交通等各種公用事業，產生「抗費效應」，絕對有礙於社會運作，這絕對是大多數納稅人所不樂見的。
然而，泛紫聯盟藉由抗稅運動所揭櫫的「稅制不公，劫貧濟富」的議題，卻相當值得朝野政黨重視。泛紫聯盟所反映的，是整個社會絕大多數民眾的心聲，反射出社會多數民眾對於租稅現況的不滿。這些不滿，邏輯很簡單：所得愈高者，減稅優惠愈大，位於社會經濟地位中低階層的受薪大眾，卻是涓滴所得難以逃逸。
依照財政學與租稅理論，民眾收入可概括區分為勞動所得與非勞動所得，前者以薪資所得為主，後者則包括土地、房屋、有價證券交易所得，又稱為資本利得。從民國七十年代迄今，政府對勞動所得稅負的減免杯水車薪，卻持續不斷大幅度減免資本利得稅負。
例如，民國七十四年免除土地交易所得稅，使得出售土地所產生的資本利得，完全免徵所得稅。儘管另有土地增值稅作為補救，但是，土增稅稅基低於實際交易價格，加上土增稅稅率則自民國九十一年元月起，至今減半徵收。至於有價證券資本利得，自民國七十九年起，免除證券交易所得稅，出售股票所獲收益，全部免徵所得稅。
資本利得幾乎全部免稅之後，民國八十六年更推出兩稅合一政策。在此之前，台灣雖然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重複課稅，但是，卻先後訂有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科學工業園區條例等租稅減免法律，大幅減少「兩稅重複課徵」實質稅負。但實施「兩稅合一」之後，消除了營所稅、綜所稅重複課稅現象，照理說，應該同時取消上述諸項減稅法令。然而，以高科技為主的業者卻一直極力反對，使得目前台灣的所得稅既有「兩稅合一」，又有「租稅減免」。
在以上所有減稅措施的眷顧下，對台灣持有房地產愈多者、持有股票愈多者的受惠最大。簡單來說，就是整個社會財富分配金字塔當中，居於頂端部分的高所得者，獲得最大的減稅收益。無力從事房地產買賣、無力大量買賣股票的受薪階級，卻支撐國家大部分稅負，成了最大受害者。
儘管稅負不公外加財政惡化，然而歷屆政府卻侈言稅制改革。多年以來，每次談到稅改政策，都會提出「提高營業稅一個百分點」，作為籌措財源方案。營業稅，以消費行為為稅基，課稅對象為所有消費者，一旦提高一個百分點，必然會對物價產生推波助瀾效應，屆時，佔社會絕大多數的薪資所得者，又將成為最大受害者。
抗稅之風固然不足取，但泛紫聯盟藉抗稅運動所揭示的稅負不公問題，卻絕對值得朝野政黨省思。稅負不公與政治立場無關，與統獨問題無涉，藍綠陣營領導人，都應該正視這項問題。唯有朝野政黨獲得共識，別再拿犧牲稅收作為爭取選票工具，不再獨厚高所得者，才有可能慢慢改善目前租稅制度不義不公的現象。
從國民黨政府時期的賦稅改革委員會，到民進黨政府的行政院財政改革小組，對於如何改革財政，其實很早就提出確切結論，所差者僅是朝野政黨願不願拿出決心，將稅制與政治脫鉤，讓選票歸選票，財政歸財政，逐步提高稅制公平性，如此，才能平撫社會多數群眾心中所持續存在的不滿與憤慨。倘不如此，任令現行稅制繼續為惡，台灣社會根基將繼續受到腐蝕，對抗稅行動支持的人恐怕會越來越多。
中國時報社論 2004-05-01 

日前伴隨蔡萬霖過世消息引起的話題，是蟬聯十屆《富比世》雜誌「台灣首富」的蔡家集團，「遺產稅要繳多少」？從一億到七百五十億，都有人說。根據《富比世》雜誌二○○四年最新發布，蔡萬霖擁有四十六億美元、是排名世界第九十四名的富豪；但一九九八年蔡萬霖輕微心肌梗塞後，當時名下財產僅約三億元，以此推算遺產稅大約在一億元。經過國稅局調閱的財產資料，初步估計其名下財產總值略超過新台幣十億元，因此推算遺產稅額頂多四至五億元，換言之，國庫原本依法可徵得的七百五十億元的遺產稅，早已經被蔡家巧妙轉移。
1990 年間「委託書大王」陳德深走得突然，遺產包括 147 家上市公司股權與千筆土地，總價值達 35 億元，完全來不及做節稅規畫，因而報繳了 19 億元的遺產稅。前英業達副董事長溫世仁，抱持回饋社會精神，生前未做任何節稅規畫，海內外財產總額達一百六十億元，遺產稅高達四十億元，創下遺產稅繳納金額最高的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