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在許多國家，「不平等」正在加深。在美國，最頂端的1%人口的所得，占年GDP的比例，從70年代末期的8%，到現在已經是20%以上。


所得集中導致資金過度儲蓄
市場需求因此疲軟
在20世紀早期，人們發現了一個關聯性：如果財富逐漸集中到某些人手中，這些有錢人因大量囤積儲蓄而導致「儲蓄過剩」，連帶讓國內市場的需求疲軟，國家不得已必須尋求海外市場，從而引發「貿易戰爭」。

但是，自30年代末期以來，西方市場經濟快速成長，收入分配變得越來越公平，這一觀點也逐漸銷聲匿跡。雖然存在景氣循環，但從未出現過需求慢性疲軟的趨勢。大部分總體經濟學家會說，將短期利率降到一定水準，就能刺激出合理的需求以及就業率。

如今，隨著不平等問題再一次惡化，將所得集中和總體經濟問題聯繫起來的觀點，也死灰復燃。

前IMF首席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的拉詹（Raghuram Rajan），在其獲獎近著《斷層線》（Fault Lines）中，描述了所得不平等、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間的關係。其論點讓人信服。

拉詹指出，所得大量向金字塔頂端集中，美國因此採取了鼓勵中低收入者進行借貸的政策，如：房地產部門的補貼和貸款擔保，然而這些借貸方式卻難以長久，只會造成中產階級變有錢的假象，連帶使信用卡債務暴增。中低收入者透過更多的負債來維持過去的消費成長習慣。鉅富階層（其中一些並非美國人）間接借錢給其他所得團體，金融部門在其中開足馬力當仲介。這種「借貸─抵押─再借貸」的過程，果然在2008年戛然而止。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自由墜落》（Freefall），和李奇（Robert Reich）的《餘震》（Aftershock）也描述了相同的觀點；而經濟學家昆夫（Michael Kumhof）和蘭塞勒（Romain Ranciere）則為所得集中和金融危機之間的可能性，提供了數學模型。儘管基本模型與此不同，但凱因斯主義者也強調，如果鉅富階層大量儲蓄，那麼可以預期，不斷增加的所得集中，將導致儲蓄長期超過投資。

政府可以藉由赤字支出和極低利率等政策，來抵銷大量儲蓄造成的需求疲軟。或者，也可以透過匯率貶值來提振國內需求。但如果最高收入群體所占比重持續增加，這一問題將成為慢性問題。遲早，公債數量太大無法繼續支撐赤字，或當利率已降至接近零時，政府將不再能夠以政策解決這一問題。

這個問題還有一個違反常理之處：美國的問題不在於儲蓄太少，而是儲蓄太多？！美國的經常性赤字所反映的並不是消費過度，而是有效需求不足？

拉詹、斯蒂格利茨、昆夫和蘭塞勒，以及其他人最新的研究成果，解釋了這個看似荒唐的悖論：最頂端的人，為其他人的需求提供融資，這就是高就業水準和巨額經常性赤字得以並存的原因。當2008年金融風暴爆發時，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擴張，挽救了美國的消費市場。但這真的解決了根本問題嗎？

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當企業被問到為何不再繼續投資時，大部分企業的回答是「需求不足」；但如今所得仍然不斷流向最頂端的那群人，國內需求如何被提振？

即使金字塔頂端的人增加奢侈品的需求，也不能解決問題。此外，名目利率也不可能為負，同時不斷增加的公債也讓財政政策施展愈來愈綁手榜腳。

因此，如果所得集中的趨勢再不逆轉，巨富階層繼續把很大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奢侈品無法提振充足的需求，低收入者無法再借到錢，財政和貨幣政策已經走到極限，失業又無法轉嫁給外國，那麼經濟就會陷入停滯。

美國經濟活動在2012年好轉，要歸功於反常的寬鬆貨幣政策和難以長久的財政赤字。如果收入不平等能減弱，同時預算赤字能削減，需求就可以藉著持續、基礎更紮實的私人收入得到活水。公債水準也可以在不引起衰退擔憂的情況下得到削減，投資也會隨著需求前景的改善而增加。這條邏輯鏈對美國尤其適用，但所得比重向最頂端集中是一個全球性的大趨勢，我們不能繼續忽視其可能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難題。


作者簡介
克瑪律‧德爾維什（Kemal Dervi）是前土耳其經濟部長，聯合國發展計畫署署長，世界銀行副行長，現任布魯金斯研究所副主席兼全球經濟和發展專案主任。


商業周刊2012 ／德爾維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