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佛里曼是記者？還是意見領袖？ 為什麼他的話，全世界都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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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佛里曼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記者，一點也不為過。
全球記者公認最高的榮譽桂冠普立茲新聞獎，
一輩子拿到一次就已是至上光榮了，而佛里曼竟拿到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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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多數記者都有地域性，因為大都是報導本國議題。但是佛里曼透過著作變成有國際級影響力的作家。說他是記者，還不如說他是世界級的意見領袖。

2005年英國《前景》雜誌為紀念創刊十周年，會同美國《外交政策》雜誌進行了一次網路調查，評選在世的全球「百大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佛里曼就位居16，可見其地位。

目前他還擁有五所美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新聞工作之餘，他也曾在哈佛大學開了一門「全球化」的課。


影響力
不管何時，要見誰就見誰；1000字專欄，帶來以巴和平
現在，他在《紐約時報》寫的專欄同步供稿給全球700家媒體轉載，讀者至少上百萬，以如此高聲望報紙的明星級作家身分，佛里曼幾乎可以要見誰就見誰，不管什麼時候。

多年前，佛里曼和前國防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和現為歐巴馬的副總統參選人――民主黨參議員拜登（Joe Biden）準備由阿富汗美軍基地登機回家時，接到來自五角大廈的禁航令。佛里曼立刻從包包中拿出衛星電話，背出一組腦袋裡的國務院總機電話，最後拜登、倫斯斐輾轉連上鮑威爾將軍，機長最後臉色慘白對他們說：「歡迎登機！」這件事說出了佛里曼在外交事務上的份量。

佛里曼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朋友，甚至一國領袖、部長等。很多政治人物信任他，往往帶給他意想不到的消息。2002年初，當時還未繼位為國王的阿布都拉王儲（Crown Prince Abdullah of Saudi Arabia）就是透過佛里曼的專欄，公布阿拉伯聯盟對以巴和平的建議方案。透過這個1000多字的專欄，佛里曼已超越一名記者，而化身為和平大使。

他的足跡可說遍布全球，護照蓋滿數不清的戳記，甚至包括委內瑞拉南方荒野至印尼雨林。


轉捩點
15歲到耶路撒冷，從此變身中東專家
今年55歲的佛里曼，是個猶太裔美國人，個子不算高，髮鬢稍白，也有微凸的中年肚。大大的鼻子，配上兩撇八字短鬚，笑起來甚至有種促狹的表情。但他走路快，渾身散發一種幹練氣息。如果現在他戴起帽子，拎起皮箱，就更像一個猶太商人。

但本該是一個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平凡猶太人，卻從15歲那年改變了命運。

1953年，佛里曼出生於明尼亞波利市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商人，而母親是家庭主婦。

15歲那年，1968年耶誕節，佛里曼跟爸媽到以色列看正在特拉維夫大學讀大三的姊姊。

那是他第一次離開美國，第一次搭飛機，對以色列和中東感到新鮮好奇，他形容走在耶路撒冷舊城漫步，只感到萬分親切，他感受到中東和他的關係比明尼蘇達更密切。佛里曼說：「這趟旅行改變了我的一生。」

回美後，他投身研究以色列，包括為校刊訪問到當時還在美國沒沒無聞的夏隆（Ariel Sharon）、之後的以色列總理。高中三年暑假他都在以色列集體農場度過，他說：「不過一年時間，我的夢想從有朝一日成為職業高爾夫球手，變成以色列問題專家。」

之後他進了猶太學生占多數的布蘭黛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又到英國牛津聖安東尼學院攻讀，精通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主修中東研究。

1981年開始他為《紐約時報》供稿。1982年派駐黎巴嫩貝魯特時，隔年他就得到普立茲新聞獎國際報導獎。1984年改派耶路撒冷新聞部主任，1988年他第二度獲普立茲新聞獎國際報導獎。1989年出版《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奠定其地位，至今仍是中東問題專書。911後，他對中東恐怖主義的分析，在2002年得到第三座普立茲獎。如今已是普立茲獎的終身評審。


新觀點
串聯中東和全球化科技，提出情報套利等五大理論
從一個中東問題專家，佛里曼在1995年變成《紐約時報》國際事務專欄作家後，又延伸關懷視野到全球化問題，這才是奠定他今天全球影響力的基礎。

1999年他出版第一部探討全球化議題的作品《凌志汽車與橄欖樹》，在美國暢銷；2005年再出版《世界是平的》，全球熱銷。

他尤其對科技的發展將如何改變人類社會與經濟行為，有很大的興趣。佛里曼在美國大學的演講中，自剖他想像力與創造力兩大根源，一個是阿拉伯中東問題，另一個是全球化科技發展，他最厲害的是把他們串在一起（connecting all the dots），混合出新的觀點。

做為一個記者，佛里曼最擅長情報套利。他認為記者是「懷有定見的觀光客」（tourist with an attitude），為瞭解複雜多變的全球化體系，他得運用他所謂的「情報套利」（Information Arbitrage）技巧，賺取不同時空的「資訊差」，像西班牙作家荷西．賈賽特（José O. Gasset）說：「在倫敦購買廉價情報，在西班牙高價賣出。」

當然佛里曼所以能特別成功，在於它個人「尖銳的想像力」。佛里曼具有一種狡黠的本領，知道每一則訊息重量，可以從細小潮浪看到背後巨大伏流。

例如911重創美國後，他花了三年時間走訪中東回教各地，為Discovery拍紀錄片，挖掘恐怖主義根源與範疇，但他逐步瞭解產油國石油及能源的地緣政治意涵。這些觀點已經呈現在他的新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中。

又如2004年1月，他在印度拍外包紀錄片時，受到Infosys執行長奈里坎尼（Nandan Nilekani）一席話的刺激，如天打雷鳴般地驚覺到，世界商業競爭舞台，統統剷平了，而美國人卻在睡大覺。那次訪問讓他日後寫出了《世界是平的》一書。


防彈衣
經歷過貝魯特式的死亡，情感上如穿了防彈衣，冷靜旁觀世局
不過佛里曼的記者生涯也不是一帆風順。1982年，剛派駐貝魯特不久，他的出租公寓就遭炸彈攻擊，趕到現場時，公寓已炸成兩半，地上滿布殘磚爛土。隔天，佛里曼50歲助理的三個孩子的遺體在瓦礫堆裡被挖出來，最小的男孩哈南死時才七歲，笑起來有可愛小酒窩。

幾歷過無數次「貝魯特式的死亡」（沒有任何理由，最荒唐可笑、又駭人聽聞的死）之後，佛里曼說，「即使離開黎國多年，我老覺得不管身在何處，我都未曾離開那裡。」

即使日後身處鬧哄哄人堆，坐在棒球場或歌劇院裡，歌舞昇平中，他腦中會「一瞬間閃過炸藥崩毀的畫面，」他說，貝魯特的經歷，已使他的情感上穿了一層防彈衣。這層防彈衣，讓他對世局變成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經由他褐色的眼珠過濾的世界，也變成由文字及語彙構成的無邊大網。我們也在他精湛的情報套利下，找出這個複雜混亂世界的新秩序。


遠見2008-10／吳錦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