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讀韓愈《祭鱷魚文》,佩服得不得了。“盡三日,其率丑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多麼有氣勢啊!難怪鱷魚聽了文章,既慚且感,西避六十裏,從此吃齋持素,變成一只好鱷魚。後讀胡適《白話文學史》,說鱷魚遠徙六十裏的故事,是韓愈自己編造的。我那時想,胡適也許是在嫉妒。

但韓愈確實是個讓人頭暈的人。比如他自稱“日與宦者為敵”,但又寫詩拍大宦官的馬屁,以至寫出“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這樣的名句,不得不在中國文學噁心史中占一席之地。他掊擊道家,反對服食,說服食“殺人不可計”,自己卻甘冒奇險,偷偷地服丹餌石,用硫黃喂公雞,每天吃一隻——公雞何辜?而且如果白居易的話可信,韓愈竟是死于服用硫黃。

他一生好言天命,又在與友人書裏說:好人總無出路,不怎麼樣的人倒做上大官,好人總是活得艱難,不好的人志滿氣得,好人未必長命,不好的人倒可長壽,不知造物者到底居心何在?是老天爺他老人家的價值觀與我們完全不同呢,還是漫無主張,百事不理,任人浮沉呢?

在一種內在的矛盾著的價值體系中,有這樣的疑問,是自然的。聰明的辦法是把這種心事藏起來,繼續遵從主流,至少是在口頭上。至於矛盾不能不映射到行為上,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韓愈《諫佛骨表》的骨氣,讓人敬佩。此事導致湖州之貶,是韓公一生中的大事蹟,還促他寫出一生中最好的一首詩,有“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這樣的好句子。但讀詩之後,千萬別再讀他在同月中寫的《到潮州謝上表》。這種上表乃是通例,並無可議,但寫到韓愈這個份上——他甚至勸唐憲宗封禪泰山——可謂佞之雄者。還有更有趣的,韓愈以排佛遭貶,到潮州不到半月,便求見當地的名僧大顛和尚。看來宋代的理學家攻擊韓愈言行不一,也不是全無理由。

曾國藩說韓愈“心有所恥,行不能從”,略近持平之論,其實,想做官,想發財,想出名,有什麼可恥的呢?義利之辯,一直被人為地尖銳化,似不如此不能顯出儒者以及他們的命題的重要。而又有多少人只顧搬起石頭砸人痛快,全不管自己下面的腳。所恥的事那麼多,又怎麼遵從呢?後儒起而倡言行合一,又怎麼可能完全做到呢?難不在行,難在言。

韓愈確實喜歡做官,不在乎為此低聲下氣,他自己說,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王公大人無以成其志——問題來了,問題出在給對利益正常的追求套上義的光環,這一來人們只好聽信你自己的話。但實際呢?比如韓愈沒當上史官之前,史學講得極好,一當上了,全不是那麼回事,氣得柳宗元大老遠的寄信給他提意見:你的志跑哪兒去了?朱熹說韓愈一生事業,只是做官,這是太過份的話。

韓愈是個有志向的人,做官只是其中之一。看他一生事蹟,果然好人,至少道德水準在平均以上。只不過調子唱得太高,後人拿他宣揚的標準來要求他,自然難以收場——其實拿那些標準來衡量任何人,都難以收場。

人常奇怪驕傲一生的嵇康臨死前寫的《家誡》,小心煩碎,簡直不像《與山巨源絕交書》的作者寫的;捧韓愈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蘇軾讀到韓愈的《示兒》,失望地說“所言皆利祿事”。我不知道他們希望嵇康或韓愈怎麼寫,難道對自己的兒子也不能說幾句老實話嗎?

韓愈得罪程朱,也和他的高調有關。他杜撰出所謂的道統,堯傳授給舜,舜傳給禹,最後傳到孟子,孟子之下,就是他自己了,可謂百代單傳。宋儒不服氣(如程頤認為直接孟子而復興聖學的是他哥哥程顥),所以要把韓愈從座位上趕開,換上自己的屁股。韓愈吃虧在於原來不是個擅長思維的人,比不得周程輩會鑽牛角尖,在這方面不成對手。

想不明白的是,他為什麼非要以道統自命,這是何苦來呢?王夫之批評韓愈只是文章寫得好,“琅琅足動庸人之口,技止此耳”。但自古及今,文章能寫得如此之好的,能有幾人?將此作為立身的根本,還不足嗎?

 

羅輯思維 2014-11-14/刀爾登

    全站熱搜

    峰哥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