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歷經 1960 出口創匯年代，1970 十大建設年代，1980 年後期政治解嚴年代，1992～2002 年，正是台灣多元民主、百花齊放的年代，不過也因為開放多元，政經社會價值交錯，變遷的十年，也是矛盾的十年。
1990 年代，政治上是全球民主發展最快速的十年；經濟上，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經濟體紛紛出現，但引起舉世矚目的新星，卻是後起之秀——大陸經濟體的崛起。
台灣搭著全球大浪，進入後解嚴時代的民主化列車，也展開全面國際化。走過十年，兩岸在政治關係僵局仍舊如同雪上加霜，只是台灣與大陸在經濟上，在吵嚷聲中，已經悄悄合流。
台灣這十年間最驚人的變化，兩岸政治「戒急用忍」；兩岸經濟卻演成「唇齒相依」。
2002 年歲末的頭條新聞，我對中國大陸出口持續暴增，累計全年兩岸進出口貿易總額達 505 億美元，大陸首度超越美、日經濟體，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市場，台灣經貿史全然改寫。
兩岸經貿共同體已是擋不住的趨勢。「兩岸經濟合流，未來十年，會繼續更密切影響台灣，」外交部長簡又新說，
事實上不只貿易，兩岸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台商赴大陸投資，從傳統產業到電子產業，到矽晶圓廠，第三波高科技投資熱潮蓄勢待發。
1992 年，鄧小平南巡，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路線後，台商赴大陸投資急速進入高峰。
台商對大陸投資，根據經濟部投審會官方統計，累計已達 229 億美元，投資家數達兩萬五千六百六十三以上；而民間非官方統計，目前台商投資大陸家數，累計達六萬兩千三百五十一家，實際投資金額是官方的六倍，達 1394 億元。
低成本、低工資、大市場，中國大陸「世界工廠」的力量，已經對全球產生致命的磁吸效應。
亞洲經濟分工所奉行的「雁行理論」，是以日本為雁首，亞洲四小龍為輔，而中國大陸和東協各國在後的說法，在大陸世界工廠出現之後，已經不復存在。
1990 年代，是台灣輝煌的「資訊日不落國」年代，在世界資訊產業鏈上，台灣的筆記型電腦、滑鼠、鍵盤等多項代工產品都是世界No1。
台灣代工產品對資訊世界的影響力，當 1999 年全台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時，震波遠及美國那斯達克股價。
但是 2002 年，當全球第一大電腦商戴爾（Dell）總裁麥可．戴爾下令，2003 年台灣各大廠為戴爾代工的電腦全部由大陸出貨時，「台灣的製造業開始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了，」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所所長高長說。
大陸經濟體的崛起，台灣產業勢必面臨再一次大解構。
民主解嚴，信心失落
1987 年，台灣解嚴，正式宣告台灣進入民主多元時代。「1990 年代，台灣最大的成就是民主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說。
世界潮流中，民主發展最快速的時期，就是 1990 年代，台灣也同步趕上這十年。
「人類歷史從沒有那麼多國家同時變化，而且變化如此快速，」簡又新說。
1992 年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進行第二屆國代、立委改選；1996 年總統改為直接民選，2000 年時台灣第一次進入政權交替，民主化的雛型已逐漸成型。不過民主尊重多元化，凡事看選票的結果，使得「發展導向型的政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選舉導向型的政府」。
發展導向型政府存在時，政府和工商界關係是互信，彼此期待不易相差太遠；一旦走向選舉導向型政府時，非經濟性議題常成為首選，「經濟發展政策的地位與重要性被迫退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朱雲鵬分析。
台灣製造業在 1980、1990 年代，美元兌新台幣一比二十五大幅升值情況下，依然成功轉型當家，除了人力素質提高之外，與發展導向型政府也有絕對的關連。
台灣到底要政治，還是要經濟？
根據中研院進行的「台灣社會態度價值變遷趨勢調查」，在政治態度方面有關多元化的分析，在解嚴之初，有近八成的民眾普遍贊同社會要多元，要有異聲，不過最近這個比例已降到六成。
「政權移轉後，執政黨在國會議席沒有過半數，是不穩定的原因，」政大歷史系教授薛化元分析。
聲音多元，也易意見紛歧，開放程度愈高，不安性也愈高。這十年，「台灣最大的失落就是信心，」瞿海源指出。信心來自不安，不安導致沒有互信。「在野政黨對執政黨完全不信任，執政黨為了選票，又沒有專心國家大政，內心有恐懼，自然沒有信心，」瞿海源說。
2002 年末，教師、工人、農民三大基層民眾紛紛走上街頭。九二八教師節十八萬教師第一次集體大遊行，對教改、對賦稅不滿；緊接著工人秋鬥提出「活不起、住不起、生不起、讀不起、老不起、病不起」六大訴求；11月23日來自全省十萬農漁民進行大遊行，抗議廢除農漁會信用部。
來自民間的聲音，已反映社會結構的不安。
台灣是風和日麗的寶島，雖然十年內平均氣溫仍在攝氐二十三度上下，但是從 1994 年開始，台灣的有感地震次數益發頻繁。
從 1940 年代起，台灣有感地震一般多在四百次上下，但 1994 年激增到一千一百八十二次，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更增加到兩千八百九十二次，即使到 2001 年，仍然接近一千次的大關。
經濟大地震
台灣的社經結構在 1990 年代，也開始面臨正負反轉的大地震，經濟成長率急速下滑，貧富差距拉大、失業率、自殺率、離婚率都再創新高。
受全球不景氣及產業外移影響，2001 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出現全年負成長 1.9％，為近幾十年來僅見；走過十年，經濟成長率從 1992 年 7.5% 高峰，十年內一下跌掉快十個百分點的成長率，平均國民所得僅1萬2941萬美元，一下子倒退到四年前（1998年）的水準。
行政院曾經喊出 2010「Taiwan Double」口號，使 2010 年台灣國民生產毛額（GNP）成長一倍，依然無法力挽狂瀾。
雖然國際景氣大勢不可逆，不過台灣產業結構的大解構，卻也造成了「失業大潮」滾滾而來。
傳統產業中的成衣皮革家具代表了台灣光榮的過去，但是隨著產業外移，成衣業由 1985 年雇用二十四萬人高峰，降至 2001 年僅有八萬人，銳減三分之二；皮革竹木及家具業也由 1987 年的十五萬人高峰下滑到 2001 年的六萬人。
除了傳統產業第一波淘汰賽；加入WTO之後，台灣的農業也將出現失業大軍；當原本寄望產值上有遞補效用的資訊電子業也開始西進，台灣嚴重的失業問題，千方百計似乎也難解。
財富縮水、就業機會減少、失業人數激增，到 2002 年，全台失業人口已破五十二萬人，波及的家庭總人數至少一百一十萬人以上，而失業勞工泰半都是家庭經濟主要支柱，一人失業，等於全家失業。
經濟衰退，引發的貧富落差亦日益擴大。1992 年前，所得差距一直維持在十五到十七倍間，但 1993 年開始升至十九倍，2001 年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者的貧富差距已擴大為六十一倍，「富者恆富，貧者益窮」現象持續惡化。
民間投資原本是創造就業的不二法門。但是台灣 2001 年民間投資負成長近三成，創四十五年新低紀錄，就業之路益發崎嶇坎坷。
隨著台灣告別以往的高成長、低失業時代，經濟進入低成長、高失業之際，貧窮化可能持續。「傳統的經濟成長已失去動力，一定要用知識經濟來取代，」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說。
財富縮水，就業機會減少，失業人數激增，導致自殺率及離婚率紛創新高。2001 年，自殺死亡率每十萬人口平均有十二．四人自殺身亡，為近年最高點。婚姻狀況也呈現相對不穩定，光是2001年，就有五萬七千對夫妻離婚，離婚率攀升到二．五（對／千人）。等於每千名有偶人口中，就有十一．五人離婚，亦為歷年最高。
教育的落差
1990 年代，也是台灣教育改革陣痛的十年。1994 年，民間發起四一○教改運動，拉開了教改的序幕。
人力即國力。台灣戰後五十年，能發展成為現代工商社會，教育即是重要一環，但 1990 年代的教育改革，走得並不順遂。
當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變遷的大潮，浩浩蕩蕩的湧現。
當時剛回國的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發現，如果不把「背得動的書包，變成帶得走的能力」，把每個學生帶上來，台灣競爭力一定大受影響。
1994 年 9 月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由李遠哲擔綱。經過兩年研議，總諮議報告書內寫著：「未來人類面對的，是一個急遽變遷的社會、一個腦力密集的時代、一種無國界的競爭。迎向新世紀的台灣，無論是國家競爭力的提升、社會的和諧凝聚、自然環境的永續發展、人民能力素質的提升和生活品質的改善，成功的關鍵都在教育。」
不過教改一路走來，歷任五任部長，從多元入學方案，到九年一貫諸多改革，不但社會質疑聲浪爭執不下，建構式數學、英語的城鄉差距，以致中小學校採取一、二、四、七年級跳躍式方式實施九年一貫，社會升學主義至上的目標，遠大於教改的理想，「背得動的書包，變成得拉著走的行李」，矛盾日劇。
事實上，台灣的教育這十年也出現學生學習成就分布曲線「雙峰」化的趨勢。
1999 年全球科學教育成就調查，台灣的國二學生在三十八個國家中，科學成就（數學、物理、化學得獎數）高居全球第一，科學成績（數學、物理、化學分數）排名，也居全球第三。
但是若回頭看成大教育研究所所長李坤崇對台南一萬名國一學生做的智力測驗，成績比三年前低二至六分。「雙峰化的趨勢，愈來愈多學生放棄學習，」高雄師大理學院長林煥祥在第一次全國科學教育會議上說。
拿到第一名真的能代表競爭力嗎？
除了基礎教育學習雙峰化現象之外，代表高級人力以及高等教育競爭力指標的專利權，以及學術論文數，表面上雖然名列前茅，但是其中卻也暗藏玄機。
目前，台灣專利數已超過英國及法國，位居全球第四，如果除以人口，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名。不過朱雲鵬分析，在全世界專利「六強」中，只有台灣技術貿易的收支比與專利數目不成比例，技術貿易的收支比差距高達三十三倍，台灣專利權數目雖多，但能賺錢的卻不多。
反映在學術報告上的數據亦是如此。
我國在工程領域發表的論文數，在 2001 年達到台灣每百萬人發表兩百一十八篇，己經超過美國的兩百零八篇，居全球第一，即使是科學類的論文索引，台灣也居全球第一，然第一並不能夠代表被國際社會肯定；實際上，台灣論文被引用的強度，遠遠地落在美、韓、德、日之後。
高級人才出現斷層
台灣教育出來的高階人才，真的管用嗎？最近教育部預估，明年大學聯考錄取率將達到 110%，想要念大學比念幼稚園還容易。二十五年來，就讀大學的學生人數已經成長了四倍。
教育落差，呈現在人力素質上。小小台灣，目前已有一百五十所大學，每年超過三十萬的畢業生進入市場，但是企業，尤其是高科技業，卻反映找不到人才的窘境。高學歷變成高失業，國家投資的高等教育，從專利輸出及論文報告被引用的情形可以看出，高等教育「量」的增加，並不等於「質」的提升。
教育經費也是「質」的其中一環。
「2000 年，台灣公立大學生平均教育經費僅新台幣 14.9 萬元，已比北大、清大為低，遑論東京大學每人 180 萬元，香港大學 90 萬元，即使韓國漢城大學至少也有 30 萬元，」朱雲鵬指出。
另外還有一個令人極度憂心的現象。
台灣出國留學生人數，最近也呈現急速銳減。
我赴美留學生人數，從 1992 年每年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人，到 2002 年僅有兩萬八千九百三十人。
「我們的高級人才已經出現斷層危機，」玉山協會理事長劉兆玄說。
除了本身質量的缺口，兩岸人才也出現競爭。
「近十年，兩岸不約而同立基於教育的改變，不亞於教育大地震，」政大教育系教授周祝瑛表示。大陸念名校的是百中選一，台灣卻可能只是二十選一。
中國大陸近年來大力的拓展高等教育，2002 年大陸錄取的大學生人數達到了一百六十餘萬人。
「未來台灣的人才競爭，絕對不是在台北的台大、在新竹的清大，而是在對岸的北大、清大，」簡又新說。
「未來製造業主管需求幾乎有五、六成都在大陸，工作穩定性也將由五年縮短到三年，」經緯智庫公司總經理許書揚表示。
除了高級人才的隱憂之外，教育資源的貧富差距也在島內發酵。
2001 年，所得排名前 20% 的家庭平均每戶高等教育在學人數，是最低所得家庭在學人數的兩倍，兩者平均教育支出，一為 13.2 萬元，一為 4.3 萬元，貧富之間也有兩倍的差距。
貧富差距就是知識差距。如果差距繼續不斷擴大，將會引起諸多的社會問題，影響最深的即是低收入家庭孩童的教育問題。
貧富差距的高牆也會築起教育高牆。最近不但有家庭付不出子女午餐費，也有許多家庭因繳不起學費而被記過，「教育的民間疾苦，政府應趕緊重視這個問題，」暨南大學資工系教授李家同疾呼。
一旦低收入戶子女僅能完成義務教育，台灣的貧窮化只會惡性循環。
十年，是台灣一個浪潮的結束，全球高速變遷的挑戰，台灣的下一個浪潮才剛剛要開始，新的浪潮到底能把台灣推向何方？
人才與競爭力，仍然是台灣輸不起的遊戲。
天下雜誌 成章瑜
1990 年代，政治上是全球民主發展最快速的十年；經濟上，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經濟體紛紛出現，但引起舉世矚目的新星，卻是後起之秀——大陸經濟體的崛起。
台灣搭著全球大浪，進入後解嚴時代的民主化列車，也展開全面國際化。走過十年，兩岸在政治關係僵局仍舊如同雪上加霜，只是台灣與大陸在經濟上，在吵嚷聲中，已經悄悄合流。
台灣這十年間最驚人的變化，兩岸政治「戒急用忍」；兩岸經濟卻演成「唇齒相依」。
2002 年歲末的頭條新聞，我對中國大陸出口持續暴增，累計全年兩岸進出口貿易總額達 505 億美元，大陸首度超越美、日經濟體，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市場，台灣經貿史全然改寫。
兩岸經貿共同體已是擋不住的趨勢。「兩岸經濟合流，未來十年，會繼續更密切影響台灣，」外交部長簡又新說，
事實上不只貿易，兩岸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台商赴大陸投資，從傳統產業到電子產業，到矽晶圓廠，第三波高科技投資熱潮蓄勢待發。
1992 年，鄧小平南巡，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路線後，台商赴大陸投資急速進入高峰。
台商對大陸投資，根據經濟部投審會官方統計，累計已達 229 億美元，投資家數達兩萬五千六百六十三以上；而民間非官方統計，目前台商投資大陸家數，累計達六萬兩千三百五十一家，實際投資金額是官方的六倍，達 1394 億元。
低成本、低工資、大市場，中國大陸「世界工廠」的力量，已經對全球產生致命的磁吸效應。
亞洲經濟分工所奉行的「雁行理論」，是以日本為雁首，亞洲四小龍為輔，而中國大陸和東協各國在後的說法，在大陸世界工廠出現之後，已經不復存在。
1990 年代，是台灣輝煌的「資訊日不落國」年代，在世界資訊產業鏈上，台灣的筆記型電腦、滑鼠、鍵盤等多項代工產品都是世界No1。
台灣代工產品對資訊世界的影響力，當 1999 年全台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時，震波遠及美國那斯達克股價。
但是 2002 年，當全球第一大電腦商戴爾（Dell）總裁麥可．戴爾下令，2003 年台灣各大廠為戴爾代工的電腦全部由大陸出貨時，「台灣的製造業開始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了，」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所所長高長說。
大陸經濟體的崛起，台灣產業勢必面臨再一次大解構。
民主解嚴，信心失落
1987 年，台灣解嚴，正式宣告台灣進入民主多元時代。「1990 年代，台灣最大的成就是民主化，」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說。
世界潮流中，民主發展最快速的時期，就是 1990 年代，台灣也同步趕上這十年。
「人類歷史從沒有那麼多國家同時變化，而且變化如此快速，」簡又新說。
1992 年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進行第二屆國代、立委改選；1996 年總統改為直接民選，2000 年時台灣第一次進入政權交替，民主化的雛型已逐漸成型。不過民主尊重多元化，凡事看選票的結果，使得「發展導向型的政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選舉導向型的政府」。
發展導向型政府存在時，政府和工商界關係是互信，彼此期待不易相差太遠；一旦走向選舉導向型政府時，非經濟性議題常成為首選，「經濟發展政策的地位與重要性被迫退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朱雲鵬分析。
台灣製造業在 1980、1990 年代，美元兌新台幣一比二十五大幅升值情況下，依然成功轉型當家，除了人力素質提高之外，與發展導向型政府也有絕對的關連。
台灣到底要政治，還是要經濟？
根據中研院進行的「台灣社會態度價值變遷趨勢調查」，在政治態度方面有關多元化的分析，在解嚴之初，有近八成的民眾普遍贊同社會要多元，要有異聲，不過最近這個比例已降到六成。
「政權移轉後，執政黨在國會議席沒有過半數，是不穩定的原因，」政大歷史系教授薛化元分析。
聲音多元，也易意見紛歧，開放程度愈高，不安性也愈高。這十年，「台灣最大的失落就是信心，」瞿海源指出。信心來自不安，不安導致沒有互信。「在野政黨對執政黨完全不信任，執政黨為了選票，又沒有專心國家大政，內心有恐懼，自然沒有信心，」瞿海源說。
2002 年末，教師、工人、農民三大基層民眾紛紛走上街頭。九二八教師節十八萬教師第一次集體大遊行，對教改、對賦稅不滿；緊接著工人秋鬥提出「活不起、住不起、生不起、讀不起、老不起、病不起」六大訴求；11月23日來自全省十萬農漁民進行大遊行，抗議廢除農漁會信用部。
來自民間的聲音，已反映社會結構的不安。
台灣是風和日麗的寶島，雖然十年內平均氣溫仍在攝氐二十三度上下，但是從 1994 年開始，台灣的有感地震次數益發頻繁。
從 1940 年代起，台灣有感地震一般多在四百次上下，但 1994 年激增到一千一百八十二次，1999 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更增加到兩千八百九十二次，即使到 2001 年，仍然接近一千次的大關。
經濟大地震
台灣的社經結構在 1990 年代，也開始面臨正負反轉的大地震，經濟成長率急速下滑，貧富差距拉大、失業率、自殺率、離婚率都再創新高。
受全球不景氣及產業外移影響，2001 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出現全年負成長 1.9％，為近幾十年來僅見；走過十年，經濟成長率從 1992 年 7.5% 高峰，十年內一下跌掉快十個百分點的成長率，平均國民所得僅1萬2941萬美元，一下子倒退到四年前（1998年）的水準。
行政院曾經喊出 2010「Taiwan Double」口號，使 2010 年台灣國民生產毛額（GNP）成長一倍，依然無法力挽狂瀾。
雖然國際景氣大勢不可逆，不過台灣產業結構的大解構，卻也造成了「失業大潮」滾滾而來。
傳統產業中的成衣皮革家具代表了台灣光榮的過去，但是隨著產業外移，成衣業由 1985 年雇用二十四萬人高峰，降至 2001 年僅有八萬人，銳減三分之二；皮革竹木及家具業也由 1987 年的十五萬人高峰下滑到 2001 年的六萬人。
除了傳統產業第一波淘汰賽；加入WTO之後，台灣的農業也將出現失業大軍；當原本寄望產值上有遞補效用的資訊電子業也開始西進，台灣嚴重的失業問題，千方百計似乎也難解。
財富縮水、就業機會減少、失業人數激增，到 2002 年，全台失業人口已破五十二萬人，波及的家庭總人數至少一百一十萬人以上，而失業勞工泰半都是家庭經濟主要支柱，一人失業，等於全家失業。
經濟衰退，引發的貧富落差亦日益擴大。1992 年前，所得差距一直維持在十五到十七倍間，但 1993 年開始升至十九倍，2001 年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者的貧富差距已擴大為六十一倍，「富者恆富，貧者益窮」現象持續惡化。
民間投資原本是創造就業的不二法門。但是台灣 2001 年民間投資負成長近三成，創四十五年新低紀錄，就業之路益發崎嶇坎坷。
隨著台灣告別以往的高成長、低失業時代，經濟進入低成長、高失業之際，貧窮化可能持續。「傳統的經濟成長已失去動力，一定要用知識經濟來取代，」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說。
財富縮水，就業機會減少，失業人數激增，導致自殺率及離婚率紛創新高。2001 年，自殺死亡率每十萬人口平均有十二．四人自殺身亡，為近年最高點。婚姻狀況也呈現相對不穩定，光是2001年，就有五萬七千對夫妻離婚，離婚率攀升到二．五（對／千人）。等於每千名有偶人口中，就有十一．五人離婚，亦為歷年最高。
教育的落差
1990 年代，也是台灣教育改革陣痛的十年。1994 年，民間發起四一○教改運動，拉開了教改的序幕。
人力即國力。台灣戰後五十年，能發展成為現代工商社會，教育即是重要一環，但 1990 年代的教育改革，走得並不順遂。
當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變遷的大潮，浩浩蕩蕩的湧現。
當時剛回國的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發現，如果不把「背得動的書包，變成帶得走的能力」，把每個學生帶上來，台灣競爭力一定大受影響。
1994 年 9 月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由李遠哲擔綱。經過兩年研議，總諮議報告書內寫著：「未來人類面對的，是一個急遽變遷的社會、一個腦力密集的時代、一種無國界的競爭。迎向新世紀的台灣，無論是國家競爭力的提升、社會的和諧凝聚、自然環境的永續發展、人民能力素質的提升和生活品質的改善，成功的關鍵都在教育。」
不過教改一路走來，歷任五任部長，從多元入學方案，到九年一貫諸多改革，不但社會質疑聲浪爭執不下，建構式數學、英語的城鄉差距，以致中小學校採取一、二、四、七年級跳躍式方式實施九年一貫，社會升學主義至上的目標，遠大於教改的理想，「背得動的書包，變成得拉著走的行李」，矛盾日劇。
事實上，台灣的教育這十年也出現學生學習成就分布曲線「雙峰」化的趨勢。
1999 年全球科學教育成就調查，台灣的國二學生在三十八個國家中，科學成就（數學、物理、化學得獎數）高居全球第一，科學成績（數學、物理、化學分數）排名，也居全球第三。
但是若回頭看成大教育研究所所長李坤崇對台南一萬名國一學生做的智力測驗，成績比三年前低二至六分。「雙峰化的趨勢，愈來愈多學生放棄學習，」高雄師大理學院長林煥祥在第一次全國科學教育會議上說。
拿到第一名真的能代表競爭力嗎？
除了基礎教育學習雙峰化現象之外，代表高級人力以及高等教育競爭力指標的專利權，以及學術論文數，表面上雖然名列前茅，但是其中卻也暗藏玄機。
目前，台灣專利數已超過英國及法國，位居全球第四，如果除以人口，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名。不過朱雲鵬分析，在全世界專利「六強」中，只有台灣技術貿易的收支比與專利數目不成比例，技術貿易的收支比差距高達三十三倍，台灣專利權數目雖多，但能賺錢的卻不多。
反映在學術報告上的數據亦是如此。
我國在工程領域發表的論文數，在 2001 年達到台灣每百萬人發表兩百一十八篇，己經超過美國的兩百零八篇，居全球第一，即使是科學類的論文索引，台灣也居全球第一，然第一並不能夠代表被國際社會肯定；實際上，台灣論文被引用的強度，遠遠地落在美、韓、德、日之後。
高級人才出現斷層
台灣教育出來的高階人才，真的管用嗎？最近教育部預估，明年大學聯考錄取率將達到 110%，想要念大學比念幼稚園還容易。二十五年來，就讀大學的學生人數已經成長了四倍。
教育落差，呈現在人力素質上。小小台灣，目前已有一百五十所大學，每年超過三十萬的畢業生進入市場，但是企業，尤其是高科技業，卻反映找不到人才的窘境。高學歷變成高失業，國家投資的高等教育，從專利輸出及論文報告被引用的情形可以看出，高等教育「量」的增加，並不等於「質」的提升。
教育經費也是「質」的其中一環。
「2000 年，台灣公立大學生平均教育經費僅新台幣 14.9 萬元，已比北大、清大為低，遑論東京大學每人 180 萬元，香港大學 90 萬元，即使韓國漢城大學至少也有 30 萬元，」朱雲鵬指出。
另外還有一個令人極度憂心的現象。
台灣出國留學生人數，最近也呈現急速銳減。
我赴美留學生人數，從 1992 年每年三萬七千五百八十人，到 2002 年僅有兩萬八千九百三十人。
「我們的高級人才已經出現斷層危機，」玉山協會理事長劉兆玄說。
除了本身質量的缺口，兩岸人才也出現競爭。
「近十年，兩岸不約而同立基於教育的改變，不亞於教育大地震，」政大教育系教授周祝瑛表示。大陸念名校的是百中選一，台灣卻可能只是二十選一。
中國大陸近年來大力的拓展高等教育，2002 年大陸錄取的大學生人數達到了一百六十餘萬人。
「未來台灣的人才競爭，絕對不是在台北的台大、在新竹的清大，而是在對岸的北大、清大，」簡又新說。
「未來製造業主管需求幾乎有五、六成都在大陸，工作穩定性也將由五年縮短到三年，」經緯智庫公司總經理許書揚表示。
除了高級人才的隱憂之外，教育資源的貧富差距也在島內發酵。
2001 年，所得排名前 20% 的家庭平均每戶高等教育在學人數，是最低所得家庭在學人數的兩倍，兩者平均教育支出，一為 13.2 萬元，一為 4.3 萬元，貧富之間也有兩倍的差距。
貧富差距就是知識差距。如果差距繼續不斷擴大，將會引起諸多的社會問題，影響最深的即是低收入家庭孩童的教育問題。
貧富差距的高牆也會築起教育高牆。最近不但有家庭付不出子女午餐費，也有許多家庭因繳不起學費而被記過，「教育的民間疾苦，政府應趕緊重視這個問題，」暨南大學資工系教授李家同疾呼。
一旦低收入戶子女僅能完成義務教育，台灣的貧窮化只會惡性循環。
十年，是台灣一個浪潮的結束，全球高速變遷的挑戰，台灣的下一個浪潮才剛剛要開始，新的浪潮到底能把台灣推向何方？
人才與競爭力，仍然是台灣輸不起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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