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最近，我們節目策劃人李子暘推薦我讀了一本書，劉守剛老師的《中國財政史十六講》，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本以為是很枯燥的學術書，但是，看進去之後，才發現別有洞天。這本書顛覆了過去我們對「財政稅收」這個話題的基本理解。

所以，這一周我將用五天的時間，為你介紹這本書給我的啟發。

顛覆在哪兒呢？過去，我們總覺得，財政稅收，就是政府從民眾手裡提取財富，重要的話題，無非是三個。第一，稅收多還是少，不能收多了把老百姓逼急了，要輕徭薄賦。第二，政府怎麼收，才能更加公平和高效。第三，收稅的過程中，怎麼避免腐敗。

你看，這三個問題，都是政府該關心的。老百姓的心思從來一樣，能少收就少收，最好不收。至於那些政府的問題，我們為啥要過問呢？

但是看了劉守剛老師的這本《中國財政史十六講》才恍然大悟——稅收不僅是一個單向的政府收稅的過程，也是一個反向塑造政府的過程。說白了，有什麼樣的稅收，就有什麼樣的政府。稅收，不僅是一個全民該關心的話題，而且也是民間社會參與國家制度建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我們先來看一個簡單的道理，傳統的農業社會和商業社會到底有啥區別？

傳統的農業社會，政府的稅收主要來自土地。土地無法移動，也難以隱藏，民眾逃避稅收的可能性就很小。

於是我們便看到，農業社會政治的壓迫性要比工商社會嚴酷得多。為啥？你想啊，對傳統農業社會的政府來說，徵稅時固然也要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但是只要政府擁有足夠的武力，民眾就得老老實實地繳稅。反過來說，這種收入來源也促使政府把執政重點放在確保武力優勢上，那當然就是嚴酷的壓迫性社會。

而反過來看那些工商業社會，工業、商業創造了大部分財富。政府要從流動資產上徵稅，比從土地上徵稅，就難多了，因為民眾隱匿流動資產的手段多得多。徵收商業稅，政府的武力雖然也有用，但效果要大打折扣。實在把商人逼急了，要麼跑掉，到別處做生意，或者乾脆少做生意。因此，工商社會政治制度的壓迫性就小得多，協商性、開放性要強得多。

從這個角度來看制度建設，就會豁然開朗。比如，議會制產生於英國，過去我們從文化、政治觀念等角度來解釋，但是從稅收的角度也能解釋。因為英國靠商業立國，政府稅收主要來自流動資產。當政府需要更多錢時，比如要和法國人打仗了，僅僅依靠武力強行徵收，很難擴大收入。增加稅收必須取得民眾的支持，至少是默認。

於是，吸收工商業代表進入政府，直接參与稅收法案的制定和執行，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不過這樣一來，議會就擁有了制約國王的權力，議會制在國家落地生根。

所謂「無代表不納稅」這種看起來很先進的觀念，實際上不是什麼制度優越性的結果，根子是在稅收方式上。

有了這個基本觀念，其實我們就獲得了看歷史的另外一個工具。

比如，為什麼中國從清末開始，國家也開始了現代化過程，有了很像樣的工業，但是社會建設就是不行。一直到1949年，農村社會的變化實際上不大。為啥？其實也可以從稅收來源上找原因。

清政府後期，他的主要稅收增長是來源於海關，一度達到了四分之一。你想，在農村收稅，那個成本多高啊。就算沒有抗稅，僅僅挨家挨戶把稅收上來，就是一個耗費巨大的工程。

但是海關就不一樣，在港口設一個衙門就行了，數額又大，又穩定。只要國家貿易在增長，稅收就在增長，你要是清政府，肯定也是更指望海關稅收啊。

國內缺乏海關專業人才，清政府幹脆聘請英國人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過去我們總說，赫德一個洋人擔任中國的海關總管，這是喪權辱國的表現。但是你想，赫德一干就是半個世紀，和清政府上上下下關係那麼好，這恐怕就不是強加的，而是朝廷自己的需求了。

表面上，這是一件好事，但是往深一想，關稅的特點是徵收簡單，對國家整體社會環境的依賴不高，政府只要能確保主要進出口岸的正常秩序即可。不需要建立複雜的財政機構，不需要對經濟進行有效管理，也不需要健全和完善國內的公共設施。那怎麼可能花心思搞內地農村地區的建設呢？

民國之後，這個現象就更明顯了。國民黨政府，它的主要稅收來源，是江浙的工商業，和上海的海關稅收，對內地的治理可有可無。所以，當然就把廣大的農村地區讓給了共產黨去經營，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國際上的例子是19世紀的拉美國家。當時，關稅收入占拉美國家收入的一半以上，比清末的中國還要高。這種收入結構，不但造成拉美國家長久貿易保護傾向，還直接導致了這些國家制度建設的嚴重不足。這些弊端延續至今，嚴重阻礙了拉美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從稅收這個視角，也可以理解現在很多國家的現狀。

比如，如果一個國家主要靠尋租型收入，就是指那些不依靠生產，而是通過特殊資源獲取的收入，比如中東國家依靠出售石油獲取收入。

這對國家發展的危害尤其明顯，經濟學家稱之為「資源詛咒」。特殊的自然資源是先天形成的，和國內製度建設、市場環境、人民素質等等都沒多大關係。政府只要嚴密控制這些特殊資源，就可以確保收入源源不斷，自然也就沒有興趣去做艱苦的國內製度建設。

這種國家，短期內收入會很多，甚至能給老百姓發很多錢，但代價是國家制度長期不上正軌。社會潛伏著各種危機。國家和人民之間，沒有互相制約、互相促進的共同激勵，國家的認同感、整體性都有很大問題。我們就不舉例子了，大家一想就知道有哪些國家了。

稅收本是國家大事，對我們個人來說，分析這個問題的啟發是了解一個重要的規律：收入來源會反向塑造組織的行為方式。

就拿公司來說，公司也是一種組織，它也是被收入方式反向塑造的。

比如，靠牌照掙錢的公司，最重要的是保住那個牌照，至於人就無足輕重了。那不管他怎麼高喊重視人才，你都不要信。一個想發展的人，要離這種公司遠遠的。

一些大型製造業公司，主要依靠特殊的、昂貴的設備賺錢。一個人在這種公司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你能和物綁定，比如熟練掌握操作專用設備的技能。設備和技術一過時，人的價值也就消失了。

而在那些主要依靠人來賺錢的公司里，個人的重要性和未來的發展空間就要廣闊得多。當然，同時對員工個人的要求也高得多。最典型的是律師事務所，和各種創意類公司。他們的老闆說尊重人才，那才是一句掏心窩子的真話。

一個系統對人的態度，對制度建設的誠意，實際上在他決定怎麼賺錢的那一刻，就已經定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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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輯思維 2018-04／李子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