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政治家為什麼要干預經濟？

我們都知道，美國上世紀30年代發生了一場經濟大蕭條。在大蕭條時期剛開始的總統是胡佛總統，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差總統。因為他推出了大量臭名昭著的法案和政策，目的當然是減輕大蕭條，但結果非但沒有減輕，反而還加重了危機。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我們無法迴避的，就是政府到底要不要干預市場？

閑不住的手
那麼，政府為什麼有必要干預市場呢？我想，一個最最簡單的回答是，當經濟危機出現、市場無法自動調節的時候，政府就必須要出來干預了。

但是，同樣有不少經濟學家論證過，政府干預不僅不能糾正市場失衡，反而會加劇市場失衡。比如，美國經濟學家穆雷·羅斯巴德在《美國大蕭條》這本書中就認為，恰恰是政府干預，使得一場原本普通的經濟危機，終於演變為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蕭條。當然，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觀點。

我這裡要給你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是：如果羅斯巴德的觀點是對的，政府是不是就不會幹預市場了呢？要我說，即便如此，恐怕政府仍然會幹預市場。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先把觀點亮出來，然後再跟你慢慢分析。我的核心觀點是：跟政府干預有關的決策，很可能不是經濟邏輯決定的，而是政治邏輯決定的。

亞當·斯密說過，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而政府呢，就好比是一隻「閑不住的手」。打個比方，一個公司設置一個部門，本來是為了解決問題，但只要這個部門一設置出來，這些職位上的人，就要「無中生有」地做很多事情。這個，你應該容易理解。其實，政府的邏輯，也差不多。

大蕭條和胡佛新政
早在羅斯福新政之前，美國其實已經出現過「胡佛新政」。在1929年10月股市崩盤的「黑色星期四」之後，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就陸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以積極干預，來應對經濟危機。但羅斯巴德認為，這種積極干預不僅沒有減輕危機，反而加重了危機。

你可能會想，他憑什麼這麼說呢？我給你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1929年11月開始，胡佛總統就在白宮多次開會，參會者是美國最大公司的總裁們，比如福特公司總裁亨利·福特、通用汽車總裁阿爾弗雷德·斯隆等。胡佛要求這些公司不要降薪，並要繼續擴大投資。其實，在美國這套制度下，企業家未必要聽總統的。但是，總統的公開呼籲，讓企業家們產生了道義上的壓力，他們只好響應總統的政策。

本來，企業在經濟下行時，可以通過降低薪水和壓縮投資來進行自我調整。而胡佛的要求，使得企業和市場無法進行自我調整，結果就是延長了危機，最終引發大蕭條。

除了第一個例子，我再說一個例子。1930年，胡佛總統支持通過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這其實是一部後來臭名昭著的法案。這部關稅法的初衷，是通過提高美國進口關稅，來保護本國的產業。但結果引發了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反而導致了美國出口的大幅萎縮。按我們今天的理解，你提高關稅，一定會引來其他國家提高關稅作為報復。但當時的胡佛總統竟然不這麼想。這一點確實有點出人意料。

總之，按照羅斯巴德這一派學者的看法，如果1929年胡佛總統無視經濟危機，繼續自由放任，讓市場自我調整，危機就不會這樣嚴重，而且美國能更快地走出危機。

但問題是，對1929年的美國總統來說，支配整個事情的，主要已經不是經濟邏輯了，而是政治邏輯。那怎麼理解這個觀點呢？

其實，你可以設想一下當時的情境。一方面，在當時的情況下，美國選民當然是希望總統和政府能夠有所作為，幫助他們擺脫經濟困境。股市崩盤導致的資產價格暴跌，經濟下滑帶來的失業問題等，影響著不同階層的選民。

根據估算，美國高峰期的失業人口高達1300萬，涉及到的家庭人口高達3000萬-4000萬。無數的失業者四處流浪，工程師被迫做臨時工，地產經理甚至淪為乞討者。我順便插一句，按照羅斯巴德的觀點，如果不是錯誤干預，失業問題就不會嚴重到這種程度。

好了，如果在這種情形下，你生活在當時的美國，你是耐心等待市場自行復甦，還是急於要求政府馬上解決經濟危機呢？大部分民眾自然是希望總統能有所作為。1930年，美國勞工聯盟大會甚至公開表揚了胡佛的干預行為，認為這是一位關心民眾疾苦的總統。

另一方面，與這種民意相呼應的是政治家的理性選擇。如果一個政治家希望成為偉大的政治家，有機會跟華盛頓、林肯並駕齊驅，那麼，危機正好為他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當然，即便政治家沒有這樣的抱負，就是為了再次當選，他也要有所作為。

經濟危機降臨時，胡佛這樣說：「我們可以什麼都不做。這樣就會導致毀滅。相反，面對這種局面，我們應該採取經濟防禦和反擊計劃。」反擊計劃，就是要通過干預來克服危機。

胡佛把這種干預，視為「救人民於水火之中」的積極行動。他驕傲地宣稱，「從來沒有哪屆華盛頓政府，在這樣的危機時刻，肩負起如此廣泛的領導責任」。你看，這位總統這樣幹時，他的內心還充滿了英雄般的自我滿足感。當然，他的期望最後都落空了。

政策背後的政治需要
講到這裡，我們還可以作一些延伸討論。在政治生活中，很多政治家都會出於政治考慮，而做了很多本來不必要做或不應該做的事情。很多貌似不合理現象的背後，往往就是因為存在著某種政治需要。

比如，20世紀90年代，美國共和黨曾經發起過一個關於財政赤字的憲法修正案，他們明知很難通過，但仍然在國會提出來付諸表決。為什麼呢？因為政治上有需要。即便不能通過，共和黨都可以贏得道義優勢，可以把導致財政與公債危機的責任甩給民主黨。

又比如，在很多總統制國家，很多小黨的黨魁都會跑出來競選總統。他明明知道不可能當選，為什麼還要來競選呢？因為政治上有需要。這樣做，可以提高該黨知名度，從而有利於該黨的議會選舉，還可以提高該党參與政治聯盟的談判籌碼。

再比如，在很多國家，無論總統或內閣送到國會的法案多麼完美，國會議員們可能還是會反對，或提出很多修正意見。其實，其中有一部分議員就是為反對而反對。為什麼呢？因為反對可以彰顯自己的存在感。而只要無保留地同意、批准政府的法案，他們就容易變成「橡皮圖章」。相反，公開表達對法案的質疑，可以給選民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他們正在為了選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這，同樣是因為政治上有需要。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胡佛新政這條主線。你可能還有一個疑問：為什麼1929年之前遭遇經濟危機時，美國總統和政府通常會選擇袖手旁觀？

據我的考察，關鍵變化是美國大眾政治的興起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轉向。造成這種變化的，是兩個主要驅動力。

一是1929年之前的幾十年間，美國的投票權進一步普及了，女性也普遍獲得了投票權；二是報紙、時政雜誌等大眾媒體逐漸興起了，廣播作為一種新媒體也出現了。

這樣，此時此刻的政治，已經不再是華盛頓一小撮政治家的事情了。總統和議員的言論與作為，都時時暴露在媒體的聚光燈下了。無論經濟是穩定還是危機，無論政治家做什麼還是不做什麼，普通民眾藉助大眾媒體的報導就一目了然了。更重要的是，這些讀者還擁有投票權。

這就帶來了兩個後果。通過大眾媒體的傳播，不僅民意和大眾情緒每天都可以公開表達，甚至還會被放大，而且政治家們時時都會感受到由此帶來的政治壓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逐漸發生了轉向。大家公認的總統在危機時刻應該採取何種行動、政府是否應該干預的標準，也隨之發生了改變。總體上，進入20世紀以後，美國的自由放任主義就逐漸衰退了，主張政府干預的思潮卻在節節攀升。

所以，我這樣一分析，你應該更能理解，胡佛新政，不僅是對美國陷入經濟危機這一現實的回應，還是對社會主流觀念轉向的回應。換句話說，當面臨經濟危機時，總統與政治家是否選擇迅速介入，固然取決於政治需要，但這種政治需要本身，還是會受到社會主流認知的影響。

實際上，一個社會的主流認知，是決定一個社會的政治決定或公共政策的重要背景條件。就像經濟學家凱恩斯提醒我們的，利益的角色常常被高估，而觀念的力量常常被低估了。

好，我們這一講的重要啟示是：理解複雜的社會現象，很多時候都要藉助政治分析的視角。在政治領域，一件事情之所以發生，不在於這件事本身在邏輯上是對的，而在於身處其中的政治家被形勢裹挾著，或主動或被動地作了很多選擇。但這些選擇的政治後果，往往是身處其中的人們無法預見的。

最後，我還要推薦給你一本書，那就是羅斯巴德所著的《美國大蕭條》。羅斯巴德是一位經濟學家，但我建議，你閱讀時可以更多地考慮其中的政治問題。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西方發達民主國家陷入公債危機，表面上看，是財政問題，其實還是政治問題；貨幣匯率的調整，表面上看，是金融問題，本質上，還是政治的問題。所以，要想理解真實世界，政治學是必須具備的一個視角。

羅輯思維 2019-05-05／包剛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