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為什麼要干預經濟?

我們都知道,美國上世紀30年代發生了一場經濟大蕭條。在大蕭條時期剛開始的總統是胡佛總統,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差總統。因為他推出了大量臭名昭著的法案和政策,目的當然是減輕大蕭條,但結果非但沒有減輕,反而還加重了危機。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我們無法迴避的,就是政府到底要不要干預市場?

 

閑不住的手
那麼,政府為什麼有必要干預市場呢?我想,一個最最簡單的回答是,當經濟危機出現、市場無法自動調節的時候,政府就必須要出來干預了。

但是,同樣有不少經濟學家論證過,政府干預不僅不能糾正市場失衡,反而會加劇市場失衡。比如,美國經濟學家穆雷·羅斯巴德在《美國大蕭條》這本書中就認為,恰恰是政府干預,使得一場原本普通的經濟危機,終於演變為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蕭條。當然,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觀點。

我這裡要給你提出來討論的問題是:如果羅斯巴德的觀點是對的,政府是不是就不會幹預市場了呢?要我說,即便如此,恐怕政府仍然會幹預市場。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先把觀點亮出來,然後再跟你慢慢分析。我的核心觀點是:跟政府干預有關的決策,很可能不是經濟邏輯決定的,而是政治邏輯決定的。

亞當·斯密說過,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而政府呢,就好比是一隻「閑不住的手」。打個比方,一個公司設置一個部門,本來是為了解決問題,但只要這個部門一設置出來,這些職位上的人,就要「無中生有」地做很多事情。這個,你應該容易理解。其實,政府的邏輯,也差不多。

 

大蕭條和胡佛新政
早在羅斯福新政之前,美國其實已經出現過「胡佛新政」。在1929年10月股市崩盤的「黑色星期四」之後,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就陸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圖以積極干預,來應對經濟危機。但羅斯巴德認為,這種積極干預不僅沒有減輕危機,反而加重了危機。

你可能會想,他憑什麼這麼說呢?我給你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1929年11月開始,胡佛總統就在白宮多次開會,參會者是美國最大公司的總裁們,比如福特公司總裁亨利·福特、通用汽車總裁阿爾弗雷德·斯隆等。胡佛要求這些公司不要降薪,並要繼續擴大投資。其實,在美國這套制度下,企業家未必要聽總統的。但是,總統的公開呼籲,讓企業家們產生了道義上的壓力,他們只好響應總統的政策。

本來,企業在經濟下行時,可以通過降低薪水和壓縮投資來進行自我調整。而胡佛的要求,使得企業和市場無法進行自我調整,結果就是延長了危機,最終引發大蕭條。

除了第一個例子,我再說一個例子。1930年,胡佛總統支持通過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這其實是一部後來臭名昭著的法案。這部關稅法的初衷,是通過提高美國進口關稅,來保護本國的產業。但結果引發了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反而導致了美國出口的大幅萎縮。按我們今天的理解,你提高關稅,一定會引來其他國家提高關稅作為報復。但當時的胡佛總統竟然不這麼想。這一點確實有點出人意料。

總之,按照羅斯巴德這一派學者的看法,如果1929年胡佛總統無視經濟危機,繼續自由放任,讓市場自我調整,危機就不會這樣嚴重,而且美國能更快地走出危機。

但問題是,對1929年的美國總統來說,支配整個事情的,主要已經不是經濟邏輯了,而是政治邏輯。那怎麼理解這個觀點呢?

其實,你可以設想一下當時的情境。一方面,在當時的情況下,美國選民當然是希望總統和政府能夠有所作為,幫助他們擺脫經濟困境。股市崩盤導致的資產價格暴跌,經濟下滑帶來的失業問題等,影響著不同階層的選民。

根據估算,美國高峰期的失業人口高達1300萬,涉及到的家庭人口高達3000萬-4000萬。無數的失業者四處流浪,工程師被迫做臨時工,地產經理甚至淪為乞討者。我順便插一句,按照羅斯巴德的觀點,如果不是錯誤干預,失業問題就不會嚴重到這種程度。

好了,如果在這種情形下,你生活在當時的美國,你是耐心等待市場自行復甦,還是急於要求政府馬上解決經濟危機呢?大部分民眾自然是希望總統能有所作為。1930年,美國勞工聯盟大會甚至公開表揚了胡佛的干預行為,認為這是一位關心民眾疾苦的總統。

另一方面,與這種民意相呼應的是政治家的理性選擇。如果一個政治家希望成為偉大的政治家,有機會跟華盛頓、林肯並駕齊驅,那麼,危機正好為他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當然,即便政治家沒有這樣的抱負,就是為了再次當選,他也要有所作為。

經濟危機降臨時,胡佛這樣說:「我們可以什麼都不做。這樣就會導致毀滅。相反,面對這種局面,我們應該採取經濟防禦和反擊計劃。」反擊計劃,就是要通過干預來克服危機。

胡佛把這種干預,視為「救人民於水火之中」的積極行動。他驕傲地宣稱,「從來沒有哪屆華盛頓政府,在這樣的危機時刻,肩負起如此廣泛的領導責任」。你看,這位總統這樣幹時,他的內心還充滿了英雄般的自我滿足感。當然,他的期望最後都落空了。

 

政策背後的政治需要
講到這裡,我們還可以作一些延伸討論。在政治生活中,很多政治家都會出於政治考慮,而做了很多本來不必要做或不應該做的事情。很多貌似不合理現象的背後,往往就是因為存在著某種政治需要。

比如,20世紀90年代,美國共和黨曾經發起過一個關於財政赤字的憲法修正案,他們明知很難通過,但仍然在國會提出來付諸表決。為什麼呢?因為政治上有需要。即便不能通過,共和黨都可以贏得道義優勢,可以把導致財政與公債危機的責任甩給民主黨。

又比如,在很多總統制國家,很多小黨的黨魁都會跑出來競選總統。他明明知道不可能當選,為什麼還要來競選呢?因為政治上有需要。這樣做,可以提高該黨知名度,從而有利於該黨的議會選舉,還可以提高該党參與政治聯盟的談判籌碼。

再比如,在很多國家,無論總統或內閣送到國會的法案多麼完美,國會議員們可能還是會反對,或提出很多修正意見。其實,其中有一部分議員就是為反對而反對。為什麼呢?因為反對可以彰顯自己的存在感。而只要無保留地同意、批准政府的法案,他們就容易變成「橡皮圖章」。相反,公開表達對法案的質疑,可以給選民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他們正在為了選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這,同樣是因為政治上有需要。

 

接下來,我們再回到胡佛新政這條主線。你可能還有一個疑問:為什麼1929年之前遭遇經濟危機時,美國總統和政府通常會選擇袖手旁觀?

據我的考察,關鍵變化是美國大眾政治的興起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轉向。造成這種變化的,是兩個主要驅動力。

一是1929年之前的幾十年間,美國的投票權進一步普及了,女性也普遍獲得了投票權;二是報紙、時政雜誌等大眾媒體逐漸興起了,廣播作為一種新媒體也出現了。

這樣,此時此刻的政治,已經不再是華盛頓一小撮政治家的事情了。總統和議員的言論與作為,都時時暴露在媒體的聚光燈下了。無論經濟是穩定還是危機,無論政治家做什麼還是不做什麼,普通民眾藉助大眾媒體的報導就一目了然了。更重要的是,這些讀者還擁有投票權。

這就帶來了兩個後果。通過大眾媒體的傳播,不僅民意和大眾情緒每天都可以公開表達,甚至還會被放大,而且政治家們時時都會感受到由此帶來的政治壓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逐漸發生了轉向。大家公認的總統在危機時刻應該採取何種行動、政府是否應該干預的標準,也隨之發生了改變。總體上,進入20世紀以後,美國的自由放任主義就逐漸衰退了,主張政府干預的思潮卻在節節攀升。

所以,我這樣一分析,你應該更能理解,胡佛新政,不僅是對美國陷入經濟危機這一現實的回應,還是對社會主流觀念轉向的回應。換句話說,當面臨經濟危機時,總統與政治家是否選擇迅速介入,固然取決於政治需要,但這種政治需要本身,還是會受到社會主流認知的影響。

實際上,一個社會的主流認知,是決定一個社會的政治決定或公共政策的重要背景條件。就像經濟學家凱恩斯提醒我們的,利益的角色常常被高估,而觀念的力量常常被低估了。

好,我們這一講的重要啟示是:理解複雜的社會現象,很多時候都要藉助政治分析的視角。在政治領域,一件事情之所以發生,不在於這件事本身在邏輯上是對的,而在於身處其中的政治家被形勢裹挾著,或主動或被動地作了很多選擇。但這些選擇的政治後果,往往是身處其中的人們無法預見的。

最後,我還要推薦給你一本書,那就是羅斯巴德所著的《美國大蕭條》。羅斯巴德是一位經濟學家,但我建議,你閱讀時可以更多地考慮其中的政治問題。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西方發達民主國家陷入公債危機,表面上看,是財政問題,其實還是政治問題;貨幣匯率的調整,表面上看,是金融問題,本質上,還是政治的問題。所以,要想理解真實世界,政治學是必須具備的一個視角。

羅輯思維 2019-05-05/包剛升

全站熱搜

峰哥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2)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