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有人一邊diss他的尖銳，一邊卻翻爛了他的著作
今天，吳老師為你解讀的書是研究大眾心理學的開山之作——《烏合之眾》。
今年年初，吳老師在擬定《影響商業的50本書》書單的時候，他特別選了經濟學、管理學類的書籍。但《烏合之眾》，它既不屬於經濟學，也不屬於管理學，卻是任何一門學科都無法忽略的著作。
吳老師這樣評價這本書：「即便對於經典經濟學家而言，所有的模型、公式和數據仍然需要建立在最為微妙的消費者心理之上。」
群體的「上帝」從未消失，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條的創立者之所以能夠站住腳，是因為他們成功地激起了群眾想入非非的感情，他們使群眾在崇拜和服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隨時準備為自己的偶像赴湯蹈火。
—— 古斯塔夫·勒龐
所有政治、經濟規劃或商業活動的成敗，歸根到底，都取決於受眾的行為：他們在什麼時候，願意以怎樣的價格或方式，為什麼買單——它可能是一個商品，也可能是一個理想。黑格爾認為，獲得認可的慾望，是人最基本的願望。可問題正在於，認可和慾望，都很難徹底地量化和被評估。
在這個意義上，很多人便認為，經濟學和管理學終歸不是一門「科學」，它們儘管已經獨立門派，但是在根子上，仍然無法剪掉人文哲學和歷史學的「臍帶」。
即便對於經典經濟學家而言，所有的模型、公式和數據仍然需要建立在最為微妙而波動的消費者心理之上。凱恩斯在建構他的宏觀經濟學體系時，便提出了三大基本心理規律，分別是邊際消費傾向規律、資本邊際效率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它們被視為凱恩斯主義的支柱。
在過去一百年里，有三位非經濟學科出身的人——他們分別是心理學家、碼頭工人和政治傳播學家，先後寫出了三本著作，勾勒了群體心理在公共行為中的非理性表現。
這三本書中，最出名、也最具理論價值的是法國人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眾》，它是大眾心理學的奠基之作。
勒龐出生於1841年，是一位醫學博士，他到43歲左右的時候才開始研究群體心理，而那時，正是工業革命再造歐洲社會的轉折時刻。在書的引論中，他就明晰地寫道，當今時代是人類思想正在經歷轉型的關鍵時刻之一，它來自兩個基本因素，一是宗教、政治和社會信仰的毀滅，二是現代科學和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條件。
混亂造成了群龍無首的過渡狀態，勒龐稱之為「群體時代」，而可怕的是，立法者和政治家對「大眾階層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滋生出力量的」，其實一無所知。
作為一個資深的病理學家，勒龐把正在發生巨變的社會看成一個「集體發作的病人」。他認為，當無數的人群集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的行為在本質上不同於人的個體行為。群集時有一種思想上的互相統一，勒龐稱之為「群體精神統一性的心理學定律」，他得出了一個非常可怕的結論：理性對群體毫無影響力，群體只受無意識情感的影響。
在《烏合之眾》一書中，勒龐提出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觀察：
他發現了「群體無意識」。理性對群體毫無影響力，群體只受無意識情感的影響。即便你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你在一種被儀式化的群體性行為中，也會成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分子。
在群體中，還會出現一種現象——「集體造神運動」。勒龐說群體用形象思維思考，這些形象之間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邏輯關係。形象暗示所產生的情感有時非常強烈，以至於能夠被付諸行動。因此，一群人在一起，最容易受到打動的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奇蹟和傳說。
勒龐發現，在一個群體性的行為下，高深的觀念必須經過簡化才能被群眾接受。他因此提出了「口號大於一切理論」。影響想像力的絕對不是事實本身，而是事實引起人們關注的方式。掌握了影響群體想像力的藝術，同時也就掌握了統治他們的方式。
勒龐這樣說——
「群體需要一個極端的情感來打動。在這樣一個環境下，真理是被重複出來的。希望感動群體的演說家，必須出言不遜、信誓旦旦、不斷重複，絕對不以說理的方式證明任何事情。」
「群體的道德，會比個人的更好或更壞，他們可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是也能表現出極崇高的獻身、犧牲和不計名利的舉動，即孤立的個人根本做不到的極崇高的行為。以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作為號召，最有可能影響到組成群體的個人，而且經常可以達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在這本並不太厚的心理學著作中，充斥著這樣的文字，如手術刀般冰冷，卻又精準細微。
勒龐在書中還附錄了「密西西比計劃」，描述群體癲狂效應是如何在商業行為中發酵、並被資本家們所利用。在那個事件中，一位法國銀行家以一個子虛烏有的密西西比流域經濟開發計劃為由頭，發行並炒作股票，釀成法國金融史上最大的泡沫。勒龐發問道：「是金錢導致了癲狂，還是癲狂製造了幻想？群體聚在一起的荒唐行為可見一斑。」
勒龐的《烏合之眾》開了群體心理研究的先河，其後數十年追隨者頗多，而最值得閱讀的兩本書是沃爾特·李普曼（1889—1974）的《公眾輿論》和埃里克·霍弗（1902—1983）的《狂熱分子》。
李普曼是美國當代最偉大的政治評論家，撰寫專欄60年，有人戲稱，美國人早上起床兩件事：喝牛奶和讀李普曼的專欄。二戰前後的歐美自由世界，李普曼和凱恩斯是政經界知名度最高的公共知識分子。
《公眾輿論》出版於1922年，彼時，報紙和電台開始普及，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傳播具備了切實的土壤。對民眾群體心理的了解以及對輿論的利用與掌控的能力，成為了一個政治組織和商業機構獲得民意和利益的決定性因素。
李普曼在書中創造了一個新詞：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他認為，我們人類生活在兩個環境里：一是現實環境，一是虛擬環境。前者，是獨立於人的意志、體驗之外的客觀世界；而後者，是被人意識或體驗的主觀世界。與此類似，同樣存在著「真實人格」和「虛擬人格」。
據此，他提出世界和偉大人物，其實都是被想像和定義出來的。道德準則是固化了的成見。大人物是通過一種虛構的個性而廣為人知，他的形象往往是自我塑造與大眾塑造的產物，而在這一塑造過程中，集體沉迷其中，不亦樂乎。虛擬甚至會自我實現為真實。
跟勒龐一樣，李普曼同樣表達了對群體心理的極度不信任，他寫道：「在所有錯綜複雜的問題上，都訴諸公眾的做法，其實很多情況下都是想藉助並無機會知情的大多數介入，來逃避那些知情人的批評。」進而，他提出了民主的重要性：「只有當社會狀況達到了可以辨認、可以檢測的程度時，真相和新聞才會重疊。」
相比精英知識分子的李普曼，寫出了《狂熱分子》的霍弗則要草根得多，但他對群體心理的洞察同樣敏銳深刻。
霍弗7歲失明，15歲復明，父母早逝，靠自學成就學問，他終身的職業是碼頭搬運工。正是在汗臭、空酒瓶和貧瘠無聊中，他發現了群眾運動的秘密。
霍弗認為，群眾運動最強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它可以成為個人希望的替代品。一個人愈是沒有值得自誇之處，就愈容易誇耀自己的國家、宗教或他所參與的神聖事業。
霍弗還提出了一個群眾運動領袖的養成公式：領袖 = 理論家 + 鼓動者 + 行動人。
「能為一個群眾運動做好鋪路工作的，是那些善於使用語言和文字的人，但一個群眾運動要實際誕生出來和茁壯成長，卻必須藉助狂熱者的氣質與才幹，而最後可以讓一個群眾運動獲得鞏固的，大半是靠務實的行動人。」若一個人的身上同時具備了這三種能力，那麼，他一定是一位天才的群眾領袖。
霍弗的這個公式，普適於古往今來的政治和商業世界。
勒龐的《烏合之眾》寫成於1895年，霍弗的《狂熱分子》則是1951年出版的，這半個多世紀正是科技再造傳播的時代，也是群眾運動改變歷史的時代。
勒龐的書出版後，迅速引起各國政治人士的關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認真閱讀了《烏合之眾》，堅持要與作者見一面。有人感慨說：「我們譴責勒龐，但卻翻遍了、讀爛了他的著作。」甚至有不少學者論證說，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蘇聯的早期革命家們都是勒龐的信徒，他們把勒龐的理論熟記於心，並忠實地將之付之行動。
到霍弗的《狂熱分子》出現的時候，文明世界已經對群眾運動的某些機制具備了一定的免疫力。
不過，令人悲哀的是，勒龐、李普曼和霍弗所揭示出的群體心理的衝動與晦暗，是人性天然的組成部分之一，它們即便被發掘、被警示、被防範，但是，仍然會在某種條件下，不可阻擋地大面積發作。
吳曉波頻道 201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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