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前不久，臺灣女子洪素珠辱駡臺灣老榮民的視頻在網上熱傳。視頻中，女子辱駡老人為“啃臺灣人的骨”的“中國難民”，引起公憤。一時間，“臺灣榮民”這類正在被歷史和時代遺忘的特殊人群，驟然受到兩岸的共同關注。

榮民，即“榮譽國民”，特指中華民國退伍軍人，一般指隨蔣介石政權遷台的外省籍退伍軍人。

李師科搶銀行案

1982年4月，還是軍事戒嚴時期的臺灣，發生了一件異常轟動的案件：李師科搶銀行案。這也是臺灣第一起持槍搶劫銀行案，當時沒有人想得到，這件搶劫案的影響有多深遠，甚至改變了兩岸關係的進程與方向。

李師科本人為退伍老兵，1927年生，山東昌樂縣人，濟南解放後輾轉至青島，隨國民黨軍隊由海南島入台。1959年因病退役，以修車及開計程車為生，逐漸萌發搶劫銀行的念頭。

1982年4月14日，李師科戴著假髮、白色鴨舌帽，蒙面闖入位於臺北的臺灣土地銀行古亭分行洗劫。他手持槍械在銀行裏大喊，“錢是國家的，命是你們自己的”，隨即搶走新臺幣531萬後逃逸。而早在兩年前，李師科射殺臺北市保安大隊警員，並搶走其身上的點三八左輪手槍，為之後的搶劫銀行所用。

23天后，一名酷似李師科的計程車司機王迎先被檢舉（因搶匪將運鈔袋丟棄在中正紀念堂大門側，剛好附近有一床遭丟棄的破棉被，被人認出是計程車司機王迎先家所有，王所開汽車又與搶匪車牌號碼相似），並遭到調查小組刑求，被迫承認犯案。5月7日，王迎先謊稱帶領警方尋找犯案工具及贓款，過程中趁機跳橋，自殺明志。全台譁然，臺灣當局不得不將承辦人員移送法辦。

王迎先死後不久，李師科寄了400萬到一名老友家中，被老友檢舉，並在租屋處被捕。“友人有個小孩念小學，很可愛。我想，我一定會被捕，乾脆把錢送給友人的女兒，讓她安心念到大學畢業。”被捕後的李師科曾對記者說。除此之外，李師科大概花了5萬元在女人身上，還買了一台電視機、一隻電鍋與一隻電刮胡刀。

在偵詢時，李師科表示是“因為對現實不滿，對社會不滿”犯下此案。更承認殺害員警，是為了搶奪手槍來搶銀行，目的是為了養老；他不搶民眾，要搶公家單位，因為“民眾的錢比較少，公家機關的錢比較多”，且“政府虧欠太多，所以要搶銀行”。最終，李師科於1982年5月21日被判處死刑，5月26日清晨執行槍決。

李師科這類老兵，國民黨口中的榮譽國民，半生戎馬，曾為國民黨犧牲了那麼多，卻被臺灣對大陸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困在這小島的社會最底層，一生默默無聞地逝去。他們不是社會關切的對象，只能在陰暗的角落裏獨自掙扎。

事件發生後，來台老兵組織串連發聲，到處示威、抗議，要求國民黨開放探親。最終，1987年7月，蔣經國正式廢除戒嚴令，宣佈“解嚴”。12月起開放一般民眾可赴大陸探親，兩岸開始了一波波的返鄉探親潮，也讓兩岸關係邁入了新的紀元。

為老兵李師科喊話

土地銀行搶案說破案了，報紙滿版、電視滿檔、員警滿面堆笑、內政部長滿口胡言——竟要全國人民做員警耳目，處處一片叫好聲，一點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這名嫌犯——計程車司機李師科。一般認為他會去酒廊賭場，他卻不吃不喝不抽不賭；一般認為他是江洋大盜，他卻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認為他有犯罪習慣，他卻紀錄清白全無前科；一般認為他是年輕小夥子，他卻年過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認識李師科的人，對他都是一片讚揚之聲：“老實”，“誠懇、和善”，“客氣”，“義氣”，“豪爽”，“人緣不錯”，“生活很儉樸”，“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愛小孩子”，“在長巷弄裏，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個偽裝的好人，怎麼可能十幾年來一點破綻都沒有？”“好多的鄰居．都沒有人說李師科是個‘壞人’！”

不但如此．李師科在鄰居辦喜事的時候．免費提供計程車隊；在乘客遺落物品時候，主動送到廣播電臺；在自己吃饅頭喝白水時候，花一千元為小朋友們買玩具；在綠燈戶見到那些可憐女人時候，加倍給她們賣肉錢！

而李師科自己，卻一二十年，長在陋巷之中，房間只有三坪大，被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顆對國家破碎的心。

中國農民的淒涼身世

李師科生在1927年三月五日，是山東昌樂人。他在家鄉念小學時候，日本侵略中國，他書也不念了，上山去打遊擊，那時他十幾歲，已用槍聲和行動，證明了他是愛國者。

李師科是中國農民，在抗戰勝利後，他想解甲歸田，重新回到家鄉和土地，但是，巨掌攔住了他，他要繼續愛國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參加戰鬥，在槍林彈雨中，他只被打敗，沒被打死；最後，他跟到臺灣。他眼看政府退後，自己卻不能退伍，因為，正如政工人員所說：“國家需要他！”

“國家需要他！“國家需要他！”在國家的需要下，李師科付出了他的二十歲，付出了他的三十歲，付出了他的四十歲，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與眼淚。為了防守臺灣，他不准退役而不斷服役，不准結婚也無力結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獲准自軍隊離開。

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間，我做預備軍官第八期排長，在野戰部隊中，見過成千上萬李師科型的人物。他們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異，但在風沙裏、在烈日裏、在惡臭的營房裏、在粗糲的伙食裏、在昏暗的燈光裏、在迷茫的回憶裏，他們卻有著共同的身世與淒涼。

他們絕大多數是中國農民，他們勤勞、樸實、忠厚、愚魯，他們愛鄉土、愛母親、愛老婆，愛小孩小狗、愛成長中的稻田與麥穗。但是，當政府不再能保護他們，他們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護那永遠保護不完的政府。他們有的是上街買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從床上拉起。從此就遠離了屬於自己的一切，自己屬於國家了！

一次又一次的劫後餘生

在我接觸過的和經年累月一起生活過的這些中國農民，他們當兵的前夜，都大同小異的歷經過“挨打”、“少而粗糲”的食物、“拉肚子”、’‘集體大小便”、“奄奄一息”、“手與手用繩子穿成一串”等苦難，最看，他們劫後餘生，正式編人了部隊，又面臨一次又一次的戰場上饑餓與傷亡。在多年的“子彈沒眼，上天有眼”以後，他們再劫後餘生。固守在台澎金馬，年復一年的升旗、點名、操練、換防。他們手下的充員士兵，在服役兩三年後，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們卻不准，他們無伍可退，無家可回，眼看著一批充員走了。一批充員又來，來去之間，又是兩三年過去了。幾次來去，一二十年就過去了。

當他們老了，當他們受傷難醫、有病難治了，國家開始放走他們，讓他們自由，由他們自力更生。但是，他們也知道他們跟社會脫節太久了，“以軍為家”太久了。太久的單調軍人生活，使他們除了放槍以外，什麼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會，他們滿懷欣喜，卻也為之情怯。我排裏的一位老兵，當他手提包袱，腳穿球鞋，淚流滿面的接受我們歡送的時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為國家打了這麼多年的仗，在我年輕時候把我抓來，不讓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動了，又要趕我走。我到哪兒去啊！”

到哪兒去？去做蹩腳工人，去做瞥腳工友，去做瞥腳門房，去做蹩腳守衛，去做蹩腳司機，能找到這些差使的，還是他們之中的幸運者。等而之下的，就要去基隆海邊做貧戶，去屏東河床搬石頭了。

他們老了，也需要親情。大陸上的家，對他們已恍如隔世。在臺灣成個家吧，那又談何容易！只好“買”個殘障女人、高年寡婦、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買”到了，那是靠他們多年累積的儲蓄和不可思議的財源。有一次我看一個老兵攤出他的儲蓄—— 一捆捆鈔票 ——在數，數完一捆，朝床上一丟，說：“這搞可買條大腿！”又數一捆，又一丟，說：“這捆可買只胳臂！”有朝一日，整個的老婆，就在這樣分解結合中湊成了。在他數錢的時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圍觀的老兵們，面露羡慕之色，那種對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自己屬於自己了

李師科是千千萬萬老兵中的一位，他退役時間在一九五九年，是因為病退下來的。退下來後，在兵工基地做工兩年；再申請到巴西做工，可是不准出境。於是，他奔波謀生，“日子過得好苦。”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找到開計程車的職業，“車子是向車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塊，有時跑了一天車，還不夠吃飯。”

不夠吃飯還不夠，還得應付員警找麻煩。李師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開“紅單”，要不斷的繳罰金，使他非常怨恨。員警是國家權力的象證，他恨上這種兩腳會走的國家。

生活的困苦與對員警的怨恨，隨著他的年紀，情況越來越深了。他戎馬一生，到頭來一無所有，他既不能養兒防老，又不能獲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註定要堪憐的。現在的困苦，都沒有人理他；將來的死活，又有誰理他呢？現在尚有能力謀生，都拮据都如此；將來更老了，又怎麼度餘年呢？這種沒有安全感，在他也是與日俱增。

要退伍不讓退，要出境不讓走，困苦、怨恨、沒有安全感，每一項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構成一個老兵的抗議，都構成一個公民的抗議，都構成一個人的抗議。沒有這種抗議，人還叫人麼？

在另一方面，李師科沒有家鄉，也沒有家庭。這種情況，是國家造成的。李師科的問題，實際是一種變相的“家庭破碎”（the broken home）問題，他在大陸的家庭，已因戰亂而不能重建；他在臺灣的家庭，也因戰亂而不能新建。他的愛、他的感情，都沒有歸宿與寄託。他沒辦法“老吾老”，也沒辦法“幼吾幼”，最後“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愛小孩子。更愛以前房東的一個兩歲小女兒，他把自己的一無所有、自己的沒有安全感，都投射在這兩歲的小女兒身上，他希望這小女兒不要像他一生那樣困苦失敗、那樣飄零而沒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給這個小女兒美滿安全的一生。

道德問題

當他看到國家銀行千千萬萬的鈔票放給特權、成為呆帳的時候，當他看到他犧牲青春、犧牲自己與家庭來捍衛的國家竟這樣對待他的時候，當他看到這個國家如此缺乏公平與正義、公理與正道的時候，他湧起搶劫銀行的念頭，他終於在五十六歲的年紀，完成了這一任務。這樣高齡又沒有前科的銀行劫犯，在犯罪學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這種奇例，我們無法從犯罪學中的“體形學派”（typological school）來解釋，也無法從“精神病理學派”（psychiatric school）來解釋，甚至無法從蛋頭們的學理研究來解釋。這種奇例，只有從幾十年來，一個老兵，他的生與死，他的愛與恨，他的委曲與耿直，他的汗斑與淚痕來解釋。我們才能恍悟事實的真相。

李師科在搶劫前對朋友說：“要搶也不要搶老百姓辛苦賺來的錢，如果是我就搶政府的錢”；在搶劫時對銀行職員說：“大家不要動——錢是國家的，命是自己的！”這些表現，充足證明了他是道德性極高的。他顯然認為搶這種國家這種銀行的錢絕非不義之財。搶錢，是為了補償“他愛國家、國家不愛他”的代價；搶錢，是為了向貧富不均的社會抗議；搶錢，是為了給員警好看、給窮人出氣；搶錢，是為了給自己養老、給兩歲小女兒念大學！……他每一個搶錢的動機都是羅賓漢式的、廖添丁式的、“打漁殺家”蕭恩式的，從道德觀點看，李師科實在是一位非常高段的人。國民黨官方和國民黨輿論醜化他的道德，這是十分不道德的。李師科的道德之高，實在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記者問：你搶劫銀行的動機何在？

李師科答：我看不慣社會上許多暴發戶，經濟犯罪一再發生，所以我早就想搶銀行。

問：那天如果銀行警衛在場，你會下手搶劫嗎？

答：不一定，也許會把警衛打死。不過，我曾考慮到警衛薪水沒多少，他們的妻兒可憐，所以我問明警衛不在才下手。

問題道德

更動人的是，李師科把搶到的錢五分之四——四百萬，都包在一起，送給那兩歲小女兒。據小女兒的母親回憶：

那天下午大概五點多，我先生不在，李師科拿了一包東西來說要寄放我家，因為他從來沒有到過我家，而我們跟他多少還有點距離，所以當時我就覺得很奇怪。我問他裏面是什麼東西，他只簡單地說了聲：“錢”，然後又說：“沒有什麼關係的，有事我負責！”我覺得更怪，再問他：“這個錢是要做什麼的？”他只是搖了搖頭，眼淚突然落下來，便什麼話也沒有說地走了。

當記者追問這位元母親：李師科說他只打算留一百多萬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萬是留給你的小孩作教育津貼的，你知道嗎？這位母親“黯然無語，只是低著頭。”

合理的研判是：李師科知道這種行為又被小女兒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還是做了。告密的獎金是贓款的一半，小女兒的父母告了密，至少還可合法拿到兩百萬。兩百萬留給小女兒，那也差強人意了。

就這樣的，在小女兒父母告密以後，幾乎不可能破的搶案，等於由李師科自己給破了。——李師科求仁得仁，李師科盜亦有道，李師科甘願自我犧牲，李師科不惜從容一死。

美國文學家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寫《化石森林》（Th Petraified Forest）寫那個窮苦文人斯魁爾（Alan Squrier），甘願請強盜殺死他，為了死後可領五千保險金，送給他心愛的女孩，幫她離開沙漠，去過好日子；法國文學家雨果（Vuctor Mrie Hugo）與《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寫那個砍樹枝的窮苦工人尚萬近（Jean Vlean），甘願坐長年大牢，為了養育他姐姐的七個小孩，而偷一個麵包，這些動人的故事，告訴我們，窮苦的人有他們的價值觀念與正義。

國民黨的下三濫報紙《民族晚報》，聯不知恥的以“重振社會公義精神”為社論，滿紙“人心大快，社會公義得到伸張。”“秘密證人制度的彈性運用，實際上也是公義精神的高度發揮。”這真是顛倒是非的謬論。因為真正的“社會公義”，是抑強扶弱，而不是欺負窮人；是衷矜勿喜，而不是人心大快；是鼓勵行俠仗義，而不是收買賣友求榮。

國民黨《中國時報》說告密者“以無比的道德勇氣，出面向警方舉發”，“道德勇氣，發揮淋漓盡致”，也是謬論。告密者“淋漓盡致” 的，可以是恐懼，可以是勇氣，但絕非道德。古往今來的道德裏，從來沒有把賣友求榮當道德的，國民黨把賣友求榮當道德，這種道德，是問題道德，是線民道德，是國民黨的道德，不是人類有史以來千千萬萬志士仁人所獻身的道德！

“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國民黨《聯合報》也登出謬論，是臺灣大學心理系蛋頭教授寫的。寫李師科：

對偵訊人員說：國家虧欠他太多，所以他要搶銀行。從這種種蛛絲馬跡看來，李師科反社會心態的對象，很明顯的是“公家機構”、“員警”、“銀行’……等等代表“國家”的象徵。

李師科的行為很明顯是錯了。“國家”本身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可能對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滿，都可能覺得國家對自己有所虧欠。按理說，一個人對政府或“國家”有所不滿，他應該循求合法的途徑，向政府提出抗議，或要求國家給予賠償或救濟，絕不能肆意攻擊代表”國家”的象徵。

這話說起來堂皇，但是蛋頭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師科這樣窮苦的人，這樣低層的小市民，他們有什麼“合法的途徑，向政府提出抗議，或要求國家給予賠償或救濟”呢？他們能嗎？他們敢嗎？縱使做了，又有效嗎？正相反的，他們但求政府不再擾民就謝天謝地了！試看李師科這件案子，在沒破案前，多少計程車司機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員警可以公然沒有法院的傳票，把他們一個個私設公堂，灌水修理，他們啊他們，他們有什麼“合法的途徑”，拒絕員警的非法抓人呢？”

李師科的“合法的途徑”，想來想去，還有什麼呢？

在法律上．李師科的途徑是不合法的。但我們別忘了，李師科絕非普通的殺人越貨的罪犯。李師科不是千千萬萬罪犯的縮影，而是千千萬萬老兵的化身。李師科如有錯誤，那不過是他對國家對不起他的一種回饋，國家對不起他，遠超過他對國家不起。他十幾歲就上山打遊擊，如今從愛國愛到寒心、愛到有罪，我們何不問問：“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何不問問：這種罪，真該李師科負擔的，究竟該有多少？究竟該占幾成？

萬萬的李師科在活著千千

當李師科被捕，治安人員把他推出展示的時候，他被包圍在一個個彪形大漢裏，一副手銬銬住他，再一副手銬銬住他的右臂，一隻巨掌抓住手銬，右臂再被一隻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隻巨掌套住，右肩再被一隻巨掌按住，太多的手銬和巨掌，現顯出權威的膨脹，和個人的渺小。但是，在鞭炮聲裏，在慶功宴上，在獎金的分紅中，在內政部長的談話下，我們看不到一絲悲憫的氣氛，大家都在無情的對待這位老兵，像對待一隻過街的老鼠。這種現象，不是太沒心肝了嗎？

在大陸，李師科用子彈保護我們的國家；在臺灣，李師科用子彈保護我們的安全。當他老了，病了，孤苦無依，三餐不繼，他用子彈保護他自己，保護他老去的一點血本，保護他老去的一點愛，一點希望。他的方法是錯的，但他沒有更對的方法，他不會巧取呆帳，只會豪奪現款，用蒙面的豪奪，暴露他一點悲憤與抗議。他這種行為，難道還得不到被他保護多年的統治階級的憐憫嗎？但統治階級卻要把他“速審速決，明正典刑外，井應要求三家電視臺聯播行刑實況，以嚇阻歹徒效尤”（1982年五月十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了。這種現象，不是也太沒心肝了嗎？  

國民黨的宣傳媒體上，已經用新文藝的辭彙，做著這樣的預言：

李師科，在證據確鑿下，一顆子彈，代表著法律，正飛向他的心窩！

也許，子彈正如他們所說，“代表著法律”，但它絕不代表著正義。照正義法學家的看法，法律必須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離的法律，只會使人“目無法紀”！

李師科“目無法紀”，但他淡笑自若，乾脆而從容，他顯然毫不怕死。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人民不怕死的時侯，不論明正典刑多少個，也嚇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頭子鄭為元，聲言李師科是榮民的恥辱，鄭為元顯然錯了！去問問那些老兵看，他們就不會同意這種將軍的評論。李師科是他們的兄弟，他們一無所有、但還有著微弱的悲憤與抗議。李師科的打前站，使他們多少知道了他們兄弟的血沒有白流，使他們多少知道了他們也有聲音嘲諷了這無情的社會。李師科代表的，是千千萬萬被侮辱者的悲憤與抗議，李師科遭遇的，是千千萬萬被損害者的反射與回饋。他的音容，就是他們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們的熱情；他的流血，就是他們的犧牲。

恰像狄更斯（Dharles Dichens）《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爾登（Sidney Caroth）臨刑前的說話，李師程做完了比他做過的更好的事，即將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師科不會死，因為千千萬萬的李師科在活著。

原文刪除部份段落，完整全文請至：臺灣持槍搶銀行第一人，改變了兩岸關係走向

曉松奇談 2016-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