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日本人為什麼逃避責任？

昨天我們聊到了一本書，近藤大介的《中國缺什麼，日本缺什麼》。這本書提出了一個看起來很奇怪的觀點，日本人是在用表面上的認真負責，來逃避更大的責任。

昨天我們說到了夏普公司的案例。那請問，這只是近些年的現象嗎？近藤大介說，不，這是日本文化的底色。

近藤大介常年擔任中日雙方商務活動的翻譯。他就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日本人和中國人在談判的時候，總會出現一種「車軲轆話」現象。比如下面這段對話：

日方董事長：向您通報一下，與貴公司的合作項目已經得到了我公司董事會的批准。

中方董事長：也就是說，董事長您批准了，對嗎？

日方董事長：項目是由我公司董事會批准的。

中方董事長：但是，您就是公司董事會的最高負責人，所以項目還是要得到您的批准嘛。

日方董事長：應該是得到了董事會的批准。

中方董事長：難道，董事長您個人是持反對意見的嗎？

日方董事長：我只能說，是我公司董事會批准的這個項目。

你看，車軲轆話發展到這個份兒上，中方的人難免就在心裡嘀咕了，你到底啥意思？你作為董事長還不認同這個項目，那還搞什麼搞？日本人想的是，我們董事會都批准了，你們還這麼追問，是不是有什麼言外之意？你看，一個已經批准了的項目還能這麼陷入僵局。

問題是：日本人為什麼要這麼說話？這就要追溯到日本文化的底層了。

在日本人看來，我是集體中的一員，我不能出風頭，要和其他人保持一致，我的意見要躲在其他人或者東西的後面才能講出來。這是日本文化的基因。

這一點也很明顯地體現在日語的表達習慣中。

我們中國人說話，你我他之類的人稱代詞，通常都會出現在句子的開始位置。其實西方語言也是一樣。但是日語不同，日語很少用到人稱代詞當主語。

比如，我們中國人說，「我把飯做好了」。日本人說話就直接把我字省了，說「飯做好了」。你別覺得這裡面飯是主語啊，飯是不會自己做好的。在漢語看來，嚴格說這是個病句。再比如，我們漢語的結構是：「董事長批准了某項目」，換到日語的表達通常就會是：「某項目董事會批准了」。那到底是誰批准了呢？嗯，沒有人，所有人都不想對這個事單獨負責，要躲在一個集體的後面，還要躲在賓語的位置才有安全感。

你可能知道有一部著名的日本長篇小說，《源氏物語》。大概的寫作年代是公元1000年左右，中國的北宋時期。這部小說號稱是日本的《紅樓夢》，有54回，近100萬字。但是你知道嗎？這麼長的小說中居然幾乎沒有主語。讀者只能根據上下文來推測每段話，說話的人是誰，又是對誰在說。

請注意這個詞——「物語」。 我請教一位通曉日語的同事，卞恆沁博士，他就說，「物語」這個詞其實就是對日語特性的最好的描述。對，日本人的觀念世界和語言世界裡，不太有人的位置，世界的主體是「物」，人是躲在物的後面說話的。

有一個著名的故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問他的幾個學生，英文的「I love you」翻成日語該怎麼說？學生們翻譯了幾種方案，川端康成說都不對，如果是日本人的話，只要翻譯成「今夜月色很好」，就可以了。這當然是一段文壇佳話，日語含蓄的特點被表達得淋漓盡致。但是從我們今天的這個視角，連「我愛你」也要變著花樣，躲在月亮的後面才能說，這豈不也是一種日本人獨特的逃避責任嗎？

理解了這個角度，很多日本歷史中讓人困惑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解釋。

比如說，日本天皇是所謂萬世一系，就是自古至今都是一個家族的基因傳到現在。這一點，中國人很難理解：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嘛，為什麼日本人不換皇帝呢？答案是，天皇自己執政的時間非常短，天皇製成熟之後，很快就切換到了幕府時代，就是幕府將軍掌權，天皇是擺設。

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中，這種亂臣賊子以下犯上的事，這種現象可以有，但不會長久。兩種情況，一種是多少會有忠誠於皇室的人，要來個撥亂反正吧？把幕府將軍幹掉。或者幕府將軍掌權時間一長，就會自己篡位當天皇吧？

這種在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場景，在日本歷史上偏偏就是沒有。幕府時代長達670年的時間，日本一直保持著這種奇怪的政治結構。

按照近藤大介的解釋：這不是什麼亂臣賊子篡權，架空皇帝的故事，這是天皇和幕府將軍都願意看到的一個結構。因為在這個結構里，大家都可以逃避責任。

你看，將軍能夠以「代天皇執政」為由，巧妙地避開責任。出現問題，天皇背鍋。但是在天皇看來，我任命了大將軍，我又沒權，我有個啥責任？所以，這是一個精巧的默契。雙方都在實踐日本民族最大的人生哲學——逃避責任。

好了，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開始現代化轉型，天皇又有了實權。但是這個過程又是非常短暫，明治天皇執政的45年，算是大權在握。但是到了他兒子，大正天皇，身體不好，更準確地說，有精神病。他曾經在開國會的時候，把詔書捲起來，當望遠鏡看人。還有一次在觀看軍事演習時，他會突然跑下檢閱台，打開士兵的背包亂翻一通。這幾十年皇帝是這個德性，天皇又大權旁落。他的兒子昭和天皇繼任的時候，日本又變成了一個奇怪的國家。怎麼個奇怪？就是又形成了一個所有人都逃避責任的政治結構。

比如，在二戰歷史上，一直有一個爭議不休的話題，就是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對啊，按照當時的日本憲法，天皇是國家最高決策者，日本幹了那麼多壞事，你不負責誰負責？這是我們的理解。

但是站在昭和天皇的角度，另有一番解釋。當時日本的國家最高國策會議，是「御前會議」。那麼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二戰結束，一共14年，你猜開了多少次「御前會議」，只有15次。基本是一年才有一次。而且在御前會議上，天皇基本是不吱聲。

這個會議從議題到結論都已經事先做好了腳本，天皇先象徵性地詢問幾個問題，然後說一聲：「諾！」內閣大臣們就可以對外宣布——某某項目已經經過御前會議的批准了。

所以，日本當年乾的那些壞事，在軍部看來，我們的政策得到了天皇的首肯啊。在天皇看來，我的確說了「諾」，可以，但是我只是禮儀性地出席了會議，我是閉著眼睛批准了軍部的決定。你看，這又是一個有利於雙方的「逃避責任」的組織結構和雙方的默契。

1941年12月7號，日本偷襲珍珠港。決定這次行動的御前會議是12月1號開的。請問這到底是昭和天皇的決定？還是當時日本首相東條英機的決定？又或是其他軍部高官的決定？到今天還是一筆糊塗賬。日本就這樣被一幫逃避責任的人推向了絕路。

按照近藤大介的看法，這是日本民族的性格底色。

每個人都躲在一個結構性的掩體後面，想逃避責任。但是，站在外面一看，其實不僅責任逃不掉，反而成了日本國家悲劇的源頭。帶著這個視角，也許我們更能夠看懂日本的樁樁件件。

精彩留言
- 在松下工作，推缷責任的體會那是相當強呀！每次開會都要事先考慮能不能讓其它部門下決定，因為需要他們下決定，就是和領導確認，然後就是繼續找時間開會。

羅輯思維 2019-10-10

【峰語】日本文學、政治、戰爭……通通不負責／2020-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