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有筆的人。筆,是一種權力,它可以針砭時事,裁判是非,它可以混淆誘引,定奪毀譽。做為政務官的三年三個月三天期間,我封筆不作,停止評論。不是因為行程太忙,而是對權力另有思索。

開始整頓二二八紀念館的管理制度時,像打翻了一個蜂窩一樣,攻詰與批鬥撲天蓋地而來,語言激烈,聲勢凶猛,社論、評論、專欄、投書,在特定的報刊上一篇接著一篇出現,甚至結集出書,充滿了政治的黨同伐異。這種鬥爭的語言使我想起當年《野火集》所引來的國民黨報刊的集中圍剿,唯一的差異是,當年被國民黨指控為「獨派」,現在則被另一群人指控為「統派」。

我不作聲,悶頭做事。但是當「龍應台是文化希特勒」這樣的大字標題出現時,我開始問自己:這是不是已經超過了文明社會應容忍的底線?龍應台,你是不是應該把把筆從「鞘」中拿出,把是非說個清楚?


權力,可載可覆,可生可死

精疲力盡回到官舍,總是午夜時分;打開電視,又是唇槍舌戰煙硝滾滾,媒體記者臧否政治人物,學者專家論斷行政官員,行政官員反駁民意代表,民意代表品評天下事物,每一個人都在恣意行使他的權力。

關掉。

這樣張牙舞爪的權力,使我不安。

每一種權力都有它本來的目的。政務官負責政策的擘劃,事務官負責政策的執行,民意代表負責審查,媒體記者負責監督,知識份子用知識和筆做時代的眼光。這五種人手裡都掌握了一個東西,叫做權力,但是每一種權力作用不一。

政務官的權力在於理念的實踐,他意念中想做的事情,因為手中擁有權杖,全部都可以變成現實。在這個意義上,總統和縣市長都是政務官。他說,河邊應該有一個音樂廳,河邊就有一個音樂廳;他說,古蹟應該全面保存,古蹟就被全面保存。反之亦然,他說,鎖國開始,國家的大門就啞然關閉;他說,打倒「偶像」,「偶像」就在煙塵中轟然倒下。

這種「點石成金」的權力是任何建樹的必要條件,但同時蘊藏著破壞和毀滅的能量。海珊把國家帶到滅亡的深淵,布希把國家拓展成武裝的世界警長,都是這種權力的行使,它可載可覆,可生可死。

事務官的權力在於執法,政策和法規透過事務官的實際操作才發生效力。手中握著法規,他決定發不發給建築執照,通不通過環境評估;他起草的公文、蓋下的印章,決定他所服務的社會做不做得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他是否聰慧,能活潑解釋死板的條文?他是否具執行力,能貫徹政策的初衷?要窺探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先去測量這個國家事務官聰慧和執行力的程度。

事務官手中的權力行使適當,國家機器運轉順暢,就是國泰民安。事務官濫用權力,就成為荼毒生靈的惡吏。司馬遷以不世之大才,被「吏」的「威約之勢」踐踏折磨,以至於讀書人「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吏」治清明與否,其實是國家禍福的指標。

民意代表的權力,透過預算以及法案的審查,體現在對於官吏施政的監督。預算編列符合不符合國家發展的需要,預算執行符合不符合預算的編列,法案的精神符合不符合現實,含不含配套措施,有沒有遠見,都是民意代表可以而且必須定奪的地方。他的權力不在於空談國是,漫天批判,而鎖在一個非常明確的焦點領域:檢驗政務官提出的施政藍圖,秋毫明察,錙銖必較。民意代表是政策品質的把關者。

民意代表如果失職,推出的法規制度可以禍國殃民,通過的施政預算可以勞民傷財;民意代表如果濫權,官商可以需索無度,國事可以空轉虛耗。民意代表的權力若是使用在刀口上,那麼政務官不敢無識,事務官不敢無能,法規不容偏頗,施政不許懈怠。這樣的權力是為智者設計的。

如果民意代表的監督權力限制在一個小而關鍵的焦點——預算和法案,那麼媒體的權力領域就大多了,它可以「空談國事,漫天批判」,只要有事實的根據。一個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媒體權力可以大到左右國家前途,形塑社會價值,決定元首的去留,它更可以輕而易舉地成就一個英雄或者毀掉一個偶像。這種權力被扭曲、被操縱的時候,就是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基礎開始腐蝕的時候。真和假,是與非,崇高或可恥的標準,一旦顛倒混淆,幾代人的努力都可能變成虛無,又要從零開始,可是誰不知道:不斷地從零開始是絕不可能累積成文明的。

知識份子依靠知識和見識取得指點江山的權力。知識使他懂得多,見識使他想得深看得遠,下筆如千軍萬馬,人們屏息傾聽。國家有難、局勢有變的時候,他的言論可以是混沌中的明燈,他的行為可以做為人們仰望的典範。在亂世中,他的言行更可以與當權者抗衡較勁,比春秋長短。知識份子手中有筆,筆就是權力。當他的筆無法行使權力的時候,知識份子就得反躬自省:是亂世危邦的客觀環境不許,還是自己的無知無能與墮落?


每一種權力都很可怕

相較於廣大的平民百姓,政務官、事務官、民意代表、媒體記者、知識份子都是掌有權力的人。細究之下,每一種權力都很可怕,它可以興邦,可以覆邦,影響這一代人的此刻,下一代人的未來。掌權的人對自己手中所握有的權力——權力的性質、權力的界限、權力的責任,是否深思過呢?

政務官該不該做事務官的工作?不應該,可是內政部長硬是會帶著大批媒體記者親自挨家挨戶去臨檢居家隔離的人,一件基層事務官該做的事。而當政策執行不力的時候,政務官又要指責是事務官失職。疫病席捲全國,總統、行政院長、部長等等不停地在媒體前,義正辭嚴地,指責各層事務官的處理疏失——口罩遺失、疫情謊報、設備不全、後援不足……,為什麼不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五十年都沒建立起完善的基礎醫療體系以及科學的管理制度,以至於疾病一來潰不成軍?而基礎醫療體系和科學管理制度的建立難道是事務官的權力?政務官幹什麼去了?

誰有權力,誰就要負責任;誰的權力愈大,誰就要負愈大的責任。權大責小,造就虛偽怠惰的政務官;責大權小,培養推諉避過的事務官。

民意代表該不該行使媒體的權力——經營媒體,或者在媒體主持政治節目?不可以。問題有兩重,一是球員兼裁判的不公。民意代表也是媒體的監督對象,自己怎麼監督自己呢?一是公器私用的不正。民意代表的俸祿得自人民,所佔的位子是謂公器,自己的工作時間、所蒐集的資料、所得來的訊息、所聘用的人員,所過手的一張紙一枝筆一枚針,都應該百分之百用在預算和法案的審查上。任何一點點一絲絲因為公器而得來的,用在與此公器無關的事情上,都是一種公器的私用與濫用。博物館館長不能開古董店,公私分明,利益迴避,是權力行使的前提。

政務官該不該使用知識份子——作家的權力?不應該。一旦「下海」成為政務官,就應該是各方檢驗批評的對象。政務官的舞台是他的施政,他一切的自我辯護應該都在他的施政措施中不言自明。一面享有施政實踐的權力,被批評時又想同時擁有知識份子的言論利器,豈不等於既是馳騁場上的球員,又要做吹哨子論斷成敗的裁判?施政者掌有知識份子沒有的權力,就是使理念成真;知識份子擁有施政者沒有的權力,就是對現實進行批判。知識份子可以進入官場取得實踐權,施政者也可以在退出官場後行使言論權,但是同時要擁有兩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權力,是不誠實的。

民主是責任政治,掌什麼權力就負什麼責任。政務官事務官有職責,民意代表、媒體、知識份子有言責,兩者各有所司,彼此制衡,不可混淆。

我的筆,不能出鞘。


一篇文章讓我瞿然而驚

因二二八而招來的侮辱和攻擊三年中沒有停過,我不曾寫過一個字回應。在一個失眠的夜晚,讀古書解鬱,一篇文章讓我瞿然而驚,徹夜清醒。

陽子是一個聲望極高的知識份子,被朝廷延攬為諫議大夫。他在朝時和在野時舉止一致,照樣修身養性,謙抑不語,輿論加以讚美。作者卻大不以為然。他說,「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處於不同位子上,君子的作為必須兩樣。陽子在野時,只對自己負責,可以潔身自好;一旦在朝為官,對天下負責,就應該積極任事。陽子顯然沒有認識到在朝與在野,有權與無權的分際。

對於政務官的去留,作者引用孟子的話,「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負施政責的,無法施政就應該求去;負言論責的,不被採納就應該辭職。陽子在位而不作為,「得其言而不言」,與那些「不得其言而不去」的戀棧者,是一樣的有虧職守。

政務官以實踐理想為己任,不為俸祿而出仕;為了俸祿就應該做事務官。事務官也必須盡責。「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孔子當過倉庫管理員、飼養牲畜的小吏,也要把物品數清,牛羊安頓了才能下班。

有人為陽子辯護,說他的靜默是由於不願意以喧嚷君主的缺失來表現自己;他的諍言都是關起門來說的。作者說,關起門來對長官進諷勸而不讓外人知道,是幕僚的本分,幕僚對君主負責,但是諫議大夫不是幕僚,是諫官,諫官對天下負責,他的意見應該讓「四方後代」都聽見。在什麼位子,負什麼責任,責任不能錯置。

而作者又站在什麼立場上對政務官提出這樣的批判呢?「君子居其位則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掌有施政權力的人,應該為他的責任粉身碎骨,不掌施政權的知識份子另有職責,就是「修其辭以明其道」,把眼光和理念,用筆,說清楚。

午夜的我掩卷嘆息:是什麼時代的什麼人,對於權力與責任有這樣深刻的洞見?

寫「爭臣論」的韓愈,只有二十五歲,距離今天一千兩百年。那是今人所瞧不起的「專制封建」的時代。如果「專制封建」的「仕」和「士」比民主自由時代的政務官和知識份子還要有擔當、有分寸,對權力更嚴謹、更不惑,對責任更進退有據、更有為有守,民主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


媽媽,你去買就是腐敗

文化局的活動有很多企業廠商的贊助。有一次一家世界知名的運動鞋廠捐給了我們八千雙跑鞋。合作的過程愉快,熱情的經理說:「局長,帶孩子來買鞋,給您打對折。」十三歲的孩子從德國飛來,我就準備帶他到鞋店去買鞋。他很興奮,因為那是名牌,但是他說:「不過媽媽,你要知道喔,你去買就是腐敗。」

我大吃一驚:「什麼意思?你在說什麼?」

孩子慢條斯理地解釋,經理的半價優待來自你和他們的合作,那是政府的行為。由政府行為所衍生出來的優惠,就不應該由你個人來接受,接受了就是公器私用,就是腐敗。

孩子說完就轉身去玩電腦,留下我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孩子說得完全正確,我那麼注重公私分際的人竟然被孩子教訓。但是,這個十三歲的孩子從哪裡得到這樣的概念呢?他怎麼知道公器不能私用而且還會對現實生活中的事情做對錯的價值判斷呢?他的公民教育是怎麼形成的呢?

我追過去問他,他覺得我大驚小怪,不耐煩地瞪我一眼,說,「吉斯是怎麼下台的?」吉斯是德國
PDS黨的主席。因為公務常常飛行所以累積了附贈里程,他就利用這附贈里程去度私人的假期。吉斯因此下台。


當權力在手

三年筆不出「鞘」,是因為我希望謹守民主的遊戲規則。我不安,是因為認識到: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所可能辜負的人,愈多。權力大,而又不知謙卑的必要,一不留心,就是一個「以萬物為芻狗」的結局。(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2003.6.1/第276
卸下公職,龍應台重新執筆,再次以知識份子與作家的身分,一抒己見。《天下雜誌》自本期起刊登龍應台專欄,天下網站同步刊載。本期專欄內容,是龍應台三年政務官生涯,對權力的深刻思索──「權力愈大,責任愈大,所可能辜負的人,愈多。權力大,而又不知謙卑的必要,一不小心,就是一個『以萬物為芻狗』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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