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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莫.廷禮

是不丹呼聲最高的首任民選總理人選,這是他首度接受華文世界的媒體專訪,暢談不丹如何實現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

實施王政一百年的不丹,即將在二○○八年,誕生第一個內閣制民選政府,並選出首任民選總理。當前民間呼聲最高,一致看好的首任總理頭號人選,是現任內政部長吉莫.廷禮(Lyonpo Jigme Y. Thinley)。

他先後擔任過外交與內政部長,熟稔國內外政務,一九九八年,以最高得票獲不丹國會選為內閣制政府的首任總理(編按:閣員依票數輪流出任總理,一年一任)。緊接著二○○四年,內閣重新改選,吉莫.廷禮再次以最高得票,第二度獲選總理。

《商業周刊》經過長達十個月的連繫與交涉,終於獲得首肯,在二○○六年秋,穿過戒護森嚴的警衛,進入內政部專訪吉莫.廷禮,這是他首度接受來自華文世界的媒體採訪。

這位風趣且充滿智慧的政治家,在接受訪談時,不厭其煩的詳細解說不丹在政策選擇與國家方向的深層思考,從「國家快樂力」(GNH)的由來,維繫「國家快樂力」的四大支柱,到不丹的分享哲學,多處展現出不丹雖然是國民所得僅一千四百美元的小國,其思考卻不遜於北歐先進的福利國,足為許多先進國家參考,以下為訪談精彩紀要: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國王提出「國家快樂力」概念時不過十九歲,這麼年輕的人為何會有這個想法,這甚至超越了許多先進國家?
吉莫.廷禮答(以下簡稱答):國王是個非常聰明的人。當他父親去世時,他先繼位,但還未加冕之前,這個年輕人,用了兩年時間,步行不丹全國,嘗試了解人民的需要,人民的夢想。他親眼見到人民艱苦的生活,因為不丹地理環境艱困,生活非常不易,特別是農民。旅行回來後,他發現,不管是在首都廷布,或是偏遠地區的人民,都有同樣的夢想,就是希望「快樂」。

他回來後,便開始分析政府的政策、發展計畫,然後發現,當中居然沒有一條,提到如何促進「快樂」,只有GDP(國內生產毛額)、只有GNP(國民生產毛額)。他試著想找追求「快樂」的範例來仿效,居然沒有,他只看到物質的發展——更多的收入,更多的消費,卻沒有指標顯示,更多的收入,更多的消費,可以讓你更快樂。

再從另一面看,他看到,特別是工業富國,物質豐富,但精神空虛。國王看到此一現象,他相信,要得到快樂,你必須均衡你的人生,在物質與精神之間,達到平衡。因為人類,不只是追求活著就好。
他們有精神、靈性的需求,因此,發展「國家快樂力」,就是根據這一點的需求,在經濟與物質的發展下,讓精神層面與文化層面也能同樣獲得增長。

此外,當不丹開始邁向現代化時,大約是在一九七○年。當時,其他國家,已經現代化了,那時,我們就在觀察,開發中的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究竟該如何發展?就在此時,我們看到,特別是已開發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人際關係被輕忽了,被傷害了,甚至,傳統文化消失了。人們以自己的文化為恥,他們想拋棄自己的文化。但在不丹,我們討論現代化,我們認為,當其他國家拚命想找回失落的文化時,我們還很妥善的保存了我們的文化。我們了解,現代化,不應該是以犧牲我們的身分認同,犧牲我們的文化為代價,當然,也不應該犧牲我們的獨特價值體系。


第一大支柱:均衡發展 不分都市、鄉村,利益公平分配

問:可以更具體的描述你們的政策細節嗎?

答:我們的政府,是以四大策略來建構追求快樂的環境。這四個策略,我們稱為「國家快樂力」的四大支柱。

這四大支柱,分別是,第一、促進經濟、社會的平等與均衡發展。我們是個窮國,在不丹,許多地方,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辛苦,為了讓他們快樂,你必須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必須得到教育,人民必須有工作,人民必須有房子住,人民必須得到安全保障,以及運輸、通訊等服務。因此,基礎的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

我們的政策,在確保開發的利益,必須均衡分配於全國,不分都市、鄉村,以達到相同的水平。譬如說,教育水平,不管是小學或中學,在廷布的水準,跟在非常非常偏遠的地區,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水平,必須相等。


問:以教育水準來說,所謂均衡,是指教師的程度,還是其他設施?
答:首先,硬體設備水準,都是一樣的。其次,全國的課程,都是一樣的。我們還有全國老師輪調制度,今天,你可能在廷布教書,明天,你可能在非常偏遠的地區。因此,任何地方,都有相同水準的教師,相同水準的教育,這就是我們確保教育水準一致的做法。


第二大支柱:環境保護 少數森林覆蓋率仍在成長的國家

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可以用GDP來衡量,但是對許多國家來說,觀察GDP,可能是他們的唯一發展支柱,我們卻還有其他三項。

第二支柱是環境保護。不丹位在喜馬拉雅山區,這是一個新興的地殼變動所成的山脈,這裡的山,並不穩固,不像歐洲或非洲等古大陸。因此,當我們造鎮、築路,我們必須非常非常小心,如果我們挖錯了位置,很可能,整面山崩下來。而且,在高山地區,環境變化很精微、脆弱,唯有人們懂得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才不會彼此互相毀滅。像不丹,很有可能形成高山荒漠,這些例子,在喜馬拉雅山西部地區,已經發生過,當你砍了樹,地勢陡直的結果,土石沖刷下來,寸草不生。我們應該是非常少數不把森林視為經濟資產的國家,在我們的政策,樹木必須被保護,伐木,必須非常審慎。因此,不丹應該是非常少數的國家,森林覆蓋率仍在成長,從十五年前的六四%,到現在的七二%。

森林是家人,不是經濟資產。


問:這對台灣是個很大的啟示。你們的具體措施呢?
答:為了保護森林,我們的政策是,在鄉村蓋第一間房子,木材便宜提供,但如果蓋第二間房子,或在都市蓋房子,那木材就很貴。樹木也有延緩全球暖化的作用,不丹主要收入來源之一是水力發電,我們的河流來自高山冰原,但受暖化影響,冰原正在退縮。科學家說,未來三十五年內喜馬拉雅山區的冰原將消失。若是如此,所有不丹的河流,也將跟著消失,我們非常關心這件事。


問:你們很擔心這個問題?
答:當然,冰河融解後,會引起洪水、湖水暴漲,接下來,河水、湖水乾枯。全球暖化,正在影響我們。因為我們對生態環境政策的堅持,因此,不丹的現代化發展,是溫和緩進的,有系統的,而非躁進的。如果沒有這些政策,不丹會有更富裕的物質生活。但我們降低發展進程,因為我們不想失去我們現有的。


第三個支柱:保護文化 強調部落精神,人與人間樂於分享

問:第三個重要政策是?
答:不丹的第三支柱,在於保護與提倡我們的文化。在邁向富裕的工業化過程中,人類變得越來越缺少人性,越來越像冰冷的機械。我們越來越少探索對心靈好的事物,卻越來越重視對肉體好的事物。

我們了解,要重新尋回快樂,你必須照顧身體,但也要照顧你的心。
所以,像台灣、美國,這些物質富裕的國家,在冬天,你們不必怕冷,因為屋內有暖氣,你不必爬樓梯,因為有電梯。你搭電梯,直達地下室,車已經等在那裡了,你只是走幾步路,上了車去工作。

你想跟家人朋友說話,拿起電話就可以了,但這欠缺人與人的親密接觸;因為你沒有時間,你回家很晚了,累了,結果你日夜工作賺錢,想要升遷,卻沒有時間分給你的朋友、丈夫、妻子,甚至只給小孩一點點時間。

我記得,一位富有國家的一位朋友對我說:「你們很幸運,你以不丹人的方式成長,你的小孩也用同樣方式,你們共享同樣的價值。但我們的孩子,卻不是與我們成長在同一文化裡,我們的孩子,成長在另一種文化環境,而這種文化環境,是從外國傳進來的。」


問:你所敘述的,正是發生在台灣的現況。
答:我朋友說,「我們沒有時間帶小孩,讓他們自己看電視,給他們巧克力。」認為父母的責任,只是給他們錢,確保他們的安全。但父母的責任遠遠不僅止於此,你必須要給愛。

在工業化的環境下成長,我們只知道競爭,要贏過其他人,到處都在競爭,友誼變得不再重要,你也要贏過你的朋友。結果,人性、友誼,全成了經濟的犧牲品,我們因而成了完完全全的經濟動物,而不再像個人。

文化,就是為了發展人性,那什麼是文化?以不丹人的背景,「國家快樂力」的觀點,我們稱為人性的文化(culture of humanity),它的基本價值,若以家庭來說,是夫與妻的關係,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在現代化社會,所謂家,就是你吃飯的地方,睡覺的地方,但沒有安全與歸屬感。如果你問不丹人,「你家在哪裡?」他們會說:「在A村落或B村落。」我們提到家,是指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叔叔、嬸嬸,是很大的家庭。家的真正意義,是指我們「根」的所在,會給我安心,讓我安全的地方。因此,在不丹的「國家快樂力」發展計畫中,就是要提倡「你的根在哪?」


問:有任何的誘因或措施,去促成此一發展嗎?
答:是的,在每個村落,每個地方,都有祭典。我們讓這些祭典不要消失,這些祭典,就是讓平時散居各地的家人與朋友,能再相聚,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分享食物,在祭典中,這是重要的社交機會。而每個家庭,每年也許都有類似的宗教儀式,每年到此時,不管家人在哪裡,都會來相聚一起。

而且,基本上,我們是佛教國家,作為一個佛教國家,有一點比較容易被理解,如果你想要快樂,你必須「施予」,這也是佛教、甚至其他宗教價值體系中重要的一環。這是因為有憐憫心,你就容易去施予,你看街上有人凍著了,沒有外套穿,你施捨你的外套,然後你看著他露出溫暖的表情,你感到非常快樂。

因為你的施予,讓別人快樂,你也能快樂。施予,帶來快樂;分享,帶來快樂。如果你沒有朋友,你也得不到快樂。


問:所以分享是你們非常重要的價值體系?
答:是的。施予、分享、悲憫,如果在佛法裡講,這叫「業」(Karma,意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你施福給人,這些福,也會再迴向你,就是這種價值觀,讓人們樂於去施予。所以快樂,與人際關係(Relationship)息息相關,這些關係,包括你跟家人、鄰里、同事、甚至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因此,這不僅關乎個人的快樂,更關乎國家的快樂,全球的快樂。


第四個支柱:政府治理 扮演前三大支柱最堅強的後盾
第四支柱是好的政府治理,這點,我們已做了許多努力,我們的國王,有絕對權力,但他卻選擇逐漸釋放權力。至二○○八年,我們將完成權力下放的最後一階段,實施全面民主。

這一緩進的過程,始於一九八一年,分段實施。第一個十年,目標是將權力由中央下放到各地方行政區,九一年開始,再將權力由地方下放到各村落。因此,從九一年起,地方的發展計畫,就是由下而上提出,而地方的首長,也是由各地方選出。我們已經擁有民主制度,但最後一階段,在二○○八年。若沒有好的政府治理,其他三大支柱,就無法強而有效。


問:但不丹人好像比較偏好維持王政?
答:是的,但我們的國王說:「今天,你們或許擁戴我,那明天呢?幾百年後,也許出現一個壞國王,我是生而為王,我努力服務你們,但我不是因為我夠好,而被推選為王,我成王,因為我是皇家子孫。你可能生而為明君,也可能生而為暴君,所以這個國家未來的前途,不能交給未知的命運。」


問:所以,不丹人民長遠的快樂還是要由自己來決定?
答:的確是,而現在所做的都是為了更好的將來而奠基。我們很謹慎的在往前走。


商業周刊第 1000 期 2007-01-22/林正峰 




牛糞草地上的拖鞋足球賽


經過漫長的飛行與轉機,我們終於來到不丹,16 天的採訪,處處充滿驚奇與感動。

從不丹返國,我又趕赴美國進行另一場採訪。在紐約哈得遜河畔度過的每個深夜,寫著萬里之外,喜馬拉雅山下的小國故事。

窗外,凍骨冷風颯颯的吹著,窗內,攝氏二十五度的空調,供我舒適的寫稿環境,然而,不丹農家留下的跳蚤咬痕,不時犯癢,彷彿怕我忘卻那十六天的難忘體驗。

十六天裡,《商業周刊》採訪團隊,從不丹西部進入中部河谷,再從中部轉向南部邊境,在寬僅一個車道的崎嶇山間,行過不丹九大區(共二十區),走一千里路,雖然時速僅得三十公里,但幾乎每五十公尺一彎的山路,一天連續十小時的趕路行駛,仍甩得我們眼昏頭暈,幾度作嘔。

為了不只是「聽」快樂,而是感受每個面向,真實的不丹生活。我們因此深入山區與鄉村,在三千公尺的高山懸崖邊,遭遇冰雹襲擊,見識了喜馬拉雅山氣候兩分鐘內急速翻臉的無情。

凌晨五點,從沒有電力,半山腰被梯田包圍的小屋,彎著腰摸黑下山,趕赴破曉即始的祭典採訪。鄉村地區衛生條件略差,我們遭到潛伏田間的水蛭襲擊,又碰上欺負生人的跳蚤,資深攝影主任駱裕隆身上成片紅腫猶如被跳蚤轟炸過。讓習慣都市生活的我們,先後向當地醫院掛急診。

即使早有心理準備,在採訪時接連碰上這些意外,套句裕隆的話:「不丹人很快樂,我不太快樂。」

但回到現代都會,不丹的回憶,卻讓人滋滋有味;那裡一張張
台灣看不到的滿足臉孔,一幕幕簡單卻有活力的生活場景,都挑戰了我們習以為常的資本主義價值觀。

我必須承認,剛回到辦公室的那幾天,我總是很容易神遊,回到布姆唐谷地的偏遠村落,在那裡的簡樸小屋,我們與農民同寢共食,學習用手抓飯,聽他們說故事。在百羅的四千公尺高地,遙眺白雪皚皚的七千公尺聖山,聽不丹人引吭高唱祖先傳下的民謠。

還有在廷布街頭,我只好奇看了一眼不丹人手中的檳榔,身旁一位素未謀面,十六歲的小女孩,就向商店買了一包送我,不丹人總是願意把最好的食物,與訪客分享。我還記得女孩名叫貝瑪,宗喀語是蓮花的意思,她的笑容也燦爛如蓮花。

離開不丹前一天,我欣賞了一場喜馬拉雅山下的足球賽,球員從八歲到十六歲,二十二雙腳,九雙穿著拖鞋上陣,來回奔跑在黑炭繪線,處處皆牛糞的草地上,踢著一美元,表面徹底磨平的足球。你很難忘記場上一張張喜悅的臉孔,彷彿光是奔跑,就很快樂。

而我,吸飽了資本主義的養分,習慣在競爭中,找尋自我價值,習慣在比較中,獲取快感。從不丹回來,我才發覺,很多時候,我必須仰賴別人的眼光肯定自己,而幾乎忘了自問:這樣的生活,我,快樂嗎?

望著窗外匆匆趕路的紐約客,到底該羨慕誰?我自己也在找答案。 



商業周刊第 1000 期 2007-01-22/林正峰 




減與簡 創造滿足感


不丹人刻意用「減」的邏輯來生活,凡事簡單,結果卻是心理富有。

去不丹,小心愛上辣椒。在這個物資不充裕,一天三餐上桌的菜色少得可憐的地方,我卻感覺吃到畢生最美味的美食——辣椒煮起司。

夾起一口片成小塊的綠色辣椒,還未入口,就有濃濃的香氣從鼻子傳到前庭,那感覺有點像爬山極累時,忽聞林間一股高濃度松香,頓時神清氣爽。送到嘴裡,不丹的辣椒辛辣燙嘴,毫不客氣,但舌頭的苦痛,卻又被軟香濃稠的起司給快速安撫。只有兩種簡單食材,加上少許的鹽與水,卻譜成極為平衡的味覺感受,鮮綠色與乳黃色融合的盤中畫面,也讓視覺感受同樣平衡。

回到了台灣,我試圖「還原」這不丹美味。但怎麼做都失敗。少了天賦?辣椒不夠味?也許起司種類不對?無論如何,當時的美味再也沒出現過。


研究發現:追求享受將增加失落感 購買立即的快樂,無法換來長久滿足
沉澱一段時間後,我突然想到,那時候吃辣椒如此的心滿意足,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不丹沒有五光十色的菜餚,我只能專心品嘗辣椒。菜色減了,反而視覺、嗅覺、味覺,甚至心情都對這簡單的食物產生極大的反應。

我們都以為「加」才是喜樂的源頭,但事實上,減與簡,更容易帶來喜樂,在科學的研究上早有驗證。

曾有曼徹斯特大學針對樂透百萬獎金得主做研究,發現他們除了得獎的那幾週享受興奮感,之後生活就變得理所當然。而且,有經濟能力享受更多的東西,反而還出現更多的
不滿足,主要因為購買得到的享受持續感不強,「不過爾爾」讓這些人的失落變高,若持續追求更高享受,失落感還會增加。

「我們常把快樂與滿足混為一談,但快樂出現在當下,滿足則是腦海裡長久的感受。兩者未必全然相關,甚至還可能衝突。」做這項研究的學者海斯(Linda Hess)發現。

所以,好消息是,富裕中人,有能力購買更多當下立即的快樂。壞消息是,你擁有第一輛小車帶來很大的快樂與滿足,但等你有能力換到百萬名車時,可能只有交車那一刻高興一下;再來,可能要千萬名車才能帶來同樣的興奮。

研究也發現,能讓這群樂透得主心滿意足的事情,都還是最簡單的事物——與好友相聚、專心完成了一項工作……。

資本主義社會向來強調「加」的邏輯,卻造就了許多的心理貧窮的富人。但在不丹這個凡事簡單,甚至還刻意用「減」的邏輯來生活(不要太多觀光客、不砍伐樹木、不隨意開發礦產)的國家,問人快不快樂,他們換個說法告訴你:「我很滿足。」

也許少了不斷消費興奮感,但「減」,讓不丹人心理富有,也讓我這個外人,在不丹享受了最美味的辣椒。


商業周刊第 1000 期 2007-01-22/孫秀惠 




國家快樂力


「國家快樂力」(GNH)研究,正如雨後春筍般在全球展開,成為21世紀的新顯學。

去年七月二十七日,一份包含全球一百七十八個國家,最新的國家排名出爐,立即吸引全世界目光。因為,它所使用的指標,不是一般的經濟指標,而是「快樂」。

這份報告,稱為「世界快樂地圖」(World Map of Happiness),來自英國萊斯特大學社會心理學者懷特(Adrian White)。在報告中,北歐小國的丹麥,被選為全球最快樂的國家。(詳下期《商業周刊》)

位處喜馬拉雅山麓下的不丹,排名全球第八快樂的國家。人均所得僅一千四百美元的不丹,她的快樂名次竟與最高人均所得國盧森堡相同(兩國同分)。

「最快樂的窮國」不丹,人均所得僅盧森堡的四十三分之一,台灣的二十分之一,卻在「快樂」上,把富國,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七大工業國(G7)先進國家,全都比下去。

為什麼窮國會比富國快樂?財富買不到快樂嗎?「世界快樂地圖」發表後一週,懷特在倫敦西北方二百三十公里的萊斯特,接受《商業周刊》專訪,他指出,「大體上,擁有健康、高所得,與教育機會的國家人民比較快樂。」而財富,雖然可以帶給人一定程度的滿足,卻無法讓快樂極大化!因為財富與快樂的相關係數僅為○.五二,低於健康(○.六二),與教育(○.五一)相近。


富國人民,不一定快樂! 美國擠不進前十名,日本名列八十八
不光是懷特,越來越多學者,投入快樂的研究,而民眾對快樂的關注,也越來越高,根據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的調查,高達八一%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該更重視如何讓人民更快樂,而非更富有。

因為多項研究發現,全球多數族群,從美國、西歐到日本等先進國家,「這些國家,遠比五十年前富裕,卻沒有更快樂。」倫敦政經學院教授萊亞德(Richard Layard)在《快樂經濟學》(Happiness)一書中指出。日本是最好的例子,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所得是不丹的二十五倍,但是在「世界快樂地圖」排名中,卻屈居第八十八名。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是許多第三世界落後國家嚮往的天堂,卻只能排名第十七,連前十名都無法擠入。

從西半球的美國,到東半球的日本,這些富國過去半世紀的發展進程錯了嗎?又錯在哪裡?

原因是許多先進國家,在二十世紀後半,都把發展經濟、提升國內生產毛額(GDP),列為國家發展的最優先要務。以日本為例,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從一九七○到二○○○年),GDP勁揚近七倍,但同一期間的快樂程度,根據荷蘭鹿特丹伊斯拉謨大學維恩哈文教授(Ruut Veenhoven)主持之「世界快樂資料庫」(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的長期調查研究,卻幾乎停滯不前。

顯見,「金錢買不到快樂」這句俗話,確有其學理上的意義。

若更深入分析,將快樂與財富的相關性,繪成一坐標圖,以快樂程度為縱軸,人均所得為橫軸,從圖中的分布來看,財富對於快樂的影響,呈現邊際效益曲線。亦即,超過一定狀況後,每多增一分財富,所能「買」到的快樂,呈現效率遞減。


財富越多,快樂感卻遞減! 導因人類對物質富裕的適應力太快
萊亞德指出:「當人們更富有,額外收入所能增加的快樂,就會越來越少。」因為人類對物質富裕的適應力很快,一旦「適應」了,物質帶來的快樂感便大幅消退。

但是物質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紀不斷被強化,萊亞德甚至形容為:「資本主義的好處,被過度誇大。」

亦即,當我們一心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卻幾乎遺忘,所謂GDP,是人類追求快樂的手段,而非目的,是中間過程,而非終極價值。
芝加哥大學商學院教授奚愷元說:「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人們從電視上看到的,不僅是道瓊指數或生指數,還包括跟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幸福指數。」在經濟學重鎮的芝加哥大學,奚愷元接受《商業周刊》專訪。他正倡導一項新的研究方向,稱之為「幸福學」(Hedonomics),嘗試以嚴謹的理論,研究如何極大化人類的幸福與快樂。

國家如何提升國民快樂,發展為既富有且快樂的國家,對於亞洲後進國家,格外有其意義。以亞洲四小龍為例,在「世界快樂地圖」排名都不高,新加坡排名四十九,香港與台灣同列名六十三,南韓則為第一百名。

台灣,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根,正站在國家發展的十字路口,我們的願景在哪裡?我們要走向既富裕且快樂的丹麥?還是陷入日本式的泥淖,在財富快速倍增的同時,卻無法更快樂?

要兼顧提升經濟與快樂,英國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快樂星球指數」研究,提供了方向。這份報告,以國家快樂總量(國家快樂值乘以預期壽命),除以消耗資源,得到一份以消耗資源多寡為前提的快樂國家排名,因為高度重視資源消耗,因此名列前茅者,全屬低度開發國家:第一名的萬那杜,是西南太平洋的小島國。

因為過度重視資源消耗要素,「快樂星球指數」雖然有原創性,但未引起廣泛注意。因此,懷特根據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發表的研究(採用資料來自全球超過一百個以上的學術研究,受訪人數超過八萬人),剔除消耗資源的因素,跑出引起較大關心的「世界快樂地圖」。

根據各國的主觀快樂(或生活滿意度問卷調查)調查與學術研究
,新經濟基金會發展出一套計算國家快樂值的模型,在這套複雜的模型中,影響國家快樂值的變數分四大塊:預期壽命、政治指數(又分發言權、政治穩定度、行政效率、管理品質、法律、貪腐程度六大項)、自然資本(包括綠地、森林與天然水源覆蓋率)與人類福利指數(包括健康、財富、教育、社群、公平等變數)。

從此模型中,不難看出,波羅的海旁的富國丹麥,與喜馬拉雅山下的窮國不丹,何以能達到高度快樂。因為他們致力於追求社會公平,而不是炫耀財富、比較財富;在改善生活條件的現代化過程中,仍不斷鞏固重視環境保護,以及分享、互助的社群文化。


快樂國新定義! 尊重自然、重視社群,越能贏得快樂
同時,這兩個相隔萬里的國家,即使貧富差距懸殊,卻都有一個清廉有能的政府,與自尊自重的人民。因此,都贏得了快樂。而丹麥能贏過不丹,只在更好的社會安全網與更高度的政治參與。

這也正是快樂不丹,目前努力要更快樂的長期方向。他們根據這些經驗,擬出九大指標,以增進「國家快樂力」(GNH),呼籲全國人民,明確而堅定的朝此共同努力,分別是「生活水平」、「健康」、「教育」、「生態多樣化與延續性」、「文化活力與多元性」「個人時間分配與平衡」、「良好治理」、「社群活力」、「心理幸福感」。

現在,對於快樂的學術研究正日以倍增。除了新經濟基金會,維恩哈文教授在鹿特丹大學主持「世界快樂資料庫」,英格雷哈特(Ronald Inglehart)教授在密西根大學主持的大型計畫「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也都積極研究快樂。以世界價值調查為例,始自一九八一年,過去二十六年來,已完成四次全球性大調查,第五次調查目前正如火如荼進行當中。這兩大研究都是快樂國家的重要科學基礎。

看過不丹,我們更需要了解,在一百七十八個國家中,丹麥,憑什麼拿到第一?能被評定為全球最快樂的國家,下一期,我們就來看丹麥,向世界第一的國家快樂力,學習。 



商業周刊第 1000 期 2007-01-22/林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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