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沉重的肉身」

最近我們欄目的策劃人李子暘老師推薦我看了一本書:《香港電影史》,讓我對這個現代互聯網企業的管理問題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香港電影在上世紀非常興盛,但是它並不是一條直線發展起來的,中間經歷過一次模式切換。

香港電影的第一種模式叫大廠制。代表公司是邵氏兄弟影業。就是後來在中國內地各個大學捐錢建逸夫樓的那個邵逸夫老先生的公司。

這種大廠制模式的優點,我們想都想得到:不管你是管道具的普通工人,還是拋頭露面的電影明星,所有人都是公司的僱員。拿固定工資的。這種體制下,電影生產效率很高,產量很大,因為本質上就是個工廠嘛。這非常適合早期電影業的發展。因為那個時候的觀眾,只要是到電影院能看到個影兒,看上個故事,都願意掏錢買票嘛。

但是,隨著電視的普及,看影兒看故事,在家就可以了,這就逼得電影業必須走精品化路線,那這種大廠模式的劣勢也就越來越明顯了。要拍精品,就得靠人才。而真正的人才,怎麼會滿足於當僱員,拿死工資呢?所以你看,這個「沉重的肉身」就不管用了。

所以香港電影的第二種模式就出來了,叫「衛星制」。代表公司是嘉禾影業。嘉禾的創辦人叫鄒文懷,其實原來也是邵逸夫手下的得力大將。後來鄒文懷覺得,要拍出精品電影,就必須改變薪酬制度,得有分成制度,讓導演、演員掙到更多的錢。邵逸夫堅決不幹,鄒文懷只好出走,1970年創辦了嘉禾影業。

第一個跟嘉禾合作這種分成制的,是大明星李小龍。1971年,嘉禾投資,李小龍拍出了功夫片《唐山大兄》,票房高達320萬港幣,創下香港最高票房紀錄。第二年的《精武門》更進一步,票房達到450萬港幣,又是個新記錄。嘉禾從此就在市場上憑藉分成制站穩了。

看到李小龍的巨大成功,邵逸夫本來挺懊悔,咋不是我們先合作呢?但是到1973年的時候,李小龍突然去世。邵逸夫把本來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回去了。以為,這樣一來,嘉禾就完蛋了,你的大明星沒有了嘛。沒想到,被分紅制吸引,邵氏旗下另一員大將許冠文投奔到嘉禾,並連續推出多部賣座大片,票房再創新高。

趁著這個好勢頭,嘉禾又搞出了體制創新,就是衛星制,什麼意思呢?就是電影明星我不僅給你分紅,還允許你成立自己的電影公司,像衛星圍繞行星一樣跟我合作,這樣明星們既有錢,還不受電影公司管理制度的約束,還能過過當老闆的癮。

這是把去中心化、自由協作的精神在當年的電影業里發揮到極致了。李小龍的「協和」、許冠文的「許氏」,後來洪金寶的「寶禾」、成龍的「威禾」,都是嘉禾的衛星公司。

到這個時候,香港電影業的主流體制就從大廠體制轉變為衛星制了,香港電影市場1980、1990年代的繁榮期,就是我這代人小時候看的那些香港電影基本都是這麼生產出來的。

但是,接下來我要說但是了。

衛星制下,核心公司和眾多衛星公司之間,是鬆散的合作關係,而不是像原來的邵氏兄弟公司那樣結成一個穩固的實體。這種鬆散的合作關係,在業務上升期、市場好的時候沒什麼問題,大家都賺錢,彼此關係融洽,機動靈活,也不用花很多力氣建立企業內部管理制度。

但是,如果遇到市場波動、業務下滑,衛星制的弊端就顯露出來了。彼此之間沒有穩固協調的強合作體系,各公司之間自然也就沒有互相扶持的責任感,遇事就是各人顧各人,很少有資源共享、攜手共渡難關的可能。即使有人想建立這種合作關係,危機時刻也很難迅速建立信任。遠水解不了近渴。

這一天果然到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在這次危機里,嘉禾被重創。嘉禾一衰落,行星沒了,衛星自然也就維持不下去了。整個衛星制的體系就要瀕臨崩潰。

當然,這中間並不是沒有反轉的機會。2003年,內地電影市場對香港電影大幅開放。大家應該還有印象,當時的《無間道》《功夫》《2046》等一波香港影片在內地市場都賺了不少錢。但是沒有用,還是前面講的那個問題。香港電影業,這時沒有核心大企業了,沒有辦法實質性地抓住這個機會,把市場機會轉化成一個產業機會。

你可能會說,香港的電影人不是很優秀嗎?對啊,但是作為產業資源的個體,流動性是非常大的。後來香港優秀的電影人紛紛北上,到內地拍電影了啊。這一北上,就再難迴流了。到了今天,香港本土的電影業就衰落了。當年,香港可是和美國好萊塢、印度寶萊塢並列的世界三大電影中心之一啊,現在萎縮成了一個非常小的規模。回看這個過程,令人無限感慨啊。

你已經聽出來了,今天,我們其實要講的不是香港電影,而是兩種企業組織形式。

邵逸夫的大廠體制看上去很死板,但是他能把各種各樣的責任包在裡面,有了一個可以保護整個產業的堅硬外殼。衛星制,看似很靈活,效率很高,但是缺乏一個抗住外來打擊的穩定結構。在產業上升期,衛星制優勢非常大。但是在產業的波動期或衰落期,衛星制瓦解的可能性也更高。

 

羅輯思維 2018-09-04/李子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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