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看了一本書,名叫《虛構的猶太民族》。作者施羅默·桑德,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學歷史教授,根正苗紅的猶太人,他還是二戰大屠殺倖存者的後裔。

但是這本書的主要觀點,在猶太人看來可能有點大逆不道。作者說,那些我們所熟知的猶太人的歷史,其實都是虛構或者重構出來的。

比如,傳說中的大衛王和所羅門時期,就是虛構出來的歷史。因為考古學家已經證明,在公元前十世紀的以色列,根本不存在一個強大的國家。著名的耶路撒冷,在當時也最多是一個防禦性的要塞而已。

更重要的是,那些所謂猶太人的「苦難」,也並不完全真實,而是從無數碎片中重構出來的。比如,猶太人的幾次流亡事件,僅僅是一小部分人的遭遇,並不是當時全部猶太民族的遭遇,等等。而這些重構出來的猶太人的苦難歷史,就成了二十世紀猶太復國運動的主要依據。

這本書是對是錯,我們沒有能力評判。但是裡面談到的虛構歷史的現象,倒不奇怪,很多民族的歷史都有這個現象。但是請注意,它不是簡單地弄虛作假,它背後其實有非常重要的發生機制,甚至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那今天,我們就舉一個中國人熟知的例子——「焚書坑儒」。

大多數人印象中的「焚書坑儒」,就是秦始皇這個暴君為了禁錮人們的思想,先把天下的書籍都收集到一起,然後一把火都燒毀。燒毀書籍之後,他還覺得不滿意,把當時的儒生都活埋了。這一系列的事件連起來,就是「焚書坑儒」。

但是,真實的歷史不是這樣的。

首先,「焚書」和「坑儒」並不是一件事,而是兩件事,而且兩件事的邏輯還不一樣。

「焚書」事件先發生,時間是公元前213年。當時,天下已經統一。

有一次,秦始皇和大臣討論政策。有人就說了一句話,說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意思就是,做事不學古人,還能持續很久的,我就從來沒聽說過,所以應該向古人學習。

這個時候出來一個人,著名的丞相李斯。他說,都說古代好,但是誰都沒見過啊,怎麼能作為依據呢?你們這些人都是一些憑藉自己的一點才學,故意以古非今,沽名釣譽的人。如果人人都這樣,天下還不亂套了。

所以,他提出來一個建議,把過去的書都燒了得了。這裡要注意——李斯所說的「焚書」並不是把全天下的書燒光,他的目的是禁止私學,讓國家掌控教育系統。

所以他們燒的都是民間藏書,而所有的書都是有底本的,底本都在咸陽存著,只有專門的人才可以讀。所以目的並不是毀滅文化,而是壟斷文化。

李斯的「禁書令」里有一句著名的話:「偶語《詩》《書》者棄市」。過去我們的理解,是說你要膽敢偶爾講一句《詩經》、《尚書》這些儒家典籍,都要殺頭。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其中「偶」字,在文言文中是啥意思?你看,他左邊的偏旁是人字邊,右邊是遇字的省略形式。人相遇,照面、碰頭,叫「偶」。比如我們講對聯是對偶,那為什麼木偶、人偶,也叫偶呢。你想,這些東西就像一個人和鏡子里的人相遇,是人的一個鏡像嘛,所以叫偶。

那再來看「偶語《詩》《書》者棄市」這句話的意思就清楚了。指的是你要膽敢聚在一起,聚眾講學,這才要殺頭。所以李斯要毀滅的,是私家講學。

那你說不對啊,既然秦始皇留有底本,為什麼先秦的書還會大量散失呢?別忘了,這些保存下來的書基本都在咸陽,而咸陽可是後來被項羽一把大火燒掉了。

所以,毀滅古籍這件事,秦始皇和項羽都要承擔責任。

這是「焚書」,誤讀的成分還不算太多。但是,「焚書坑儒」的後半句「坑儒」就完全是曲解了。怎麼回事呢?

話說秦始皇當了皇帝之後,就開始追求長生之術,要當神仙。那就難免要被一幫江湖術士騙,當時叫「方士」。後來騙不下去了,有兩個人叫侯生和盧生,就一商量,乾脆跑了吧。光跑還不算,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就到處對人說:秦始皇這個人,慧根差,就不是一個當神仙材料。

這話傳到秦始皇耳中,那肯定是大發雷霆:你們這些騙子,騙錢、騙官還不說,最後還要無端誹謗我。於是,就開始徹查這群人,這些人互相揭發,結果就牽連了四百六十多人。始皇一令之下,全部坑殺。

這就是「坑儒」的真相。

 

其中有兩個細節,我們要注意一下。

第一,被殺的這四百多個人都是咸陽附近的人,不是全天下的人。

第二,這些人以「方術」為主,雖然有可能牽連到其他人,但不是專門對哪一個學派的打壓。所以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沒有說過「坑儒」的話。

那麼,「坑儒」的說法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呢?

大概是200年以後,也就是東漢時代,那個時候儒家已經成氣候了,這件事的細節被添枝加葉寫了出來。其中,班固父子在寫《漢書》的時候正式提出來,後來又經過反覆渲染,才成為我們今天知道的樣子。

那問題來了,這顯然不是一個有意為之的陰謀。200年後,罵秦始皇迫害儒家,也沒有什麼現實的好處,儒家為什麼要這樣虛構歷史?

其實,原因和我們一開頭介紹的猶太人虛構自己的歷史,是一樣的動機,就是塑造苦難。

一段刻骨銘心的苦難記憶,可以讓人在情感上產生共鳴,獲得崇高感,這是一個人群最好的粘結劑。

猶太人的苦難歷史記憶,讓猶太人抱團。儒家崛起,他們也需要這樣的苦難記憶,那「焚書坑儒」就正好合適了。

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從西漢的漢武帝開始,儒學不就已經成了絕對的思想正統,因為「獨尊儒術」嘛。怎麼到東漢的時候,儒家才需要這個苦難故事來凝聚共同體呢?

實際情況是,漢武帝時候所謂的「獨尊儒術」,只是把朝廷中的「博士」這個群體全部換成了儒家的人。這些「博士」除了給皇帝當顧問之外,還負責官辦教育,相當於中央大學。

但是他們總人數並不多,才五十人左右。後來,因為儒家掌握了教育大權,再加上朝廷提倡,到西漢末年的時候,官方的儒家弟子才達到了三萬多人,成為一個群體性的力量。這個時候,他們才需要一個苦難故事來凝聚這個群體。

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說,人類文明的基礎就是我們可以構建共同的想像。而苦難的記憶和崇高的意義,是能把想像共同體構建最徹底的方式。所以,猶太有大流亡,中國有大禹治水等等,沒有這些故事,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凝聚力。

甚至在商業世界裡,大家也在不自覺地用這種手法。很多大公司,他們強調最多、流傳最廣的故事,也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曾經遇到的難關和苦難,另一種是他們怎麼憑著智慧和堅持,克服了這樣的難關和苦難。

看來,找到一個苦難的故事,構建想像的共同體,這是人類共同的本能。

羅輯思維 2017-09-25/策劃人:段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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