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這兩天看了一本書，名叫《虛構的猶太民族》。作者施羅默·桑德，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學歷史教授，根正苗紅的猶太人，他還是二戰大屠殺倖存者的後裔。

但是這本書的主要觀點，在猶太人看來可能有點大逆不道。作者說，那些我們所熟知的猶太人的歷史，其實都是虛構或者重構出來的。

比如，傳說中的大衛王和所羅門時期，就是虛構出來的歷史。因為考古學家已經證明，在公元前十世紀的以色列，根本不存在一個強大的國家。著名的耶路撒冷，在當時也最多是一個防禦性的要塞而已。

更重要的是，那些所謂猶太人的「苦難」，也並不完全真實，而是從無數碎片中重構出來的。比如，猶太人的幾次流亡事件，僅僅是一小部分人的遭遇，並不是當時全部猶太民族的遭遇，等等。而這些重構出來的猶太人的苦難歷史，就成了二十世紀猶太復國運動的主要依據。

這本書是對是錯，我們沒有能力評判。但是裡面談到的虛構歷史的現象，倒不奇怪，很多民族的歷史都有這個現象。但是請注意，它不是簡單地弄虛作假，它背後其實有非常重要的發生機制，甚至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那今天，我們就舉一個中國人熟知的例子——「焚書坑儒」。

大多數人印象中的「焚書坑儒」，就是秦始皇這個暴君為了禁錮人們的思想，先把天下的書籍都收集到一起，然後一把火都燒毀。燒毀書籍之後，他還覺得不滿意，把當時的儒生都活埋了。這一系列的事件連起來，就是「焚書坑儒」。

但是，真實的歷史不是這樣的。

首先，「焚書」和「坑儒」並不是一件事，而是兩件事，而且兩件事的邏輯還不一樣。

「焚書」事件先發生，時間是公元前213年。當時，天下已經統一。

有一次，秦始皇和大臣討論政策。有人就說了一句話，說 「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意思就是，做事不學古人，還能持續很久的，我就從來沒聽說過，所以應該向古人學習。

這個時候出來一個人，著名的丞相李斯。他說，都說古代好，但是誰都沒見過啊，怎麼能作為依據呢？你們這些人都是一些憑藉自己的一點才學，故意以古非今，沽名釣譽的人。如果人人都這樣，天下還不亂套了。

所以，他提出來一個建議，把過去的書都燒了得了。這裡要注意——李斯所說的「焚書」並不是把全天下的書燒光，他的目的是禁止私學，讓國家掌控教育系統。

所以他們燒的都是民間藏書，而所有的書都是有底本的，底本都在咸陽存著，只有專門的人才可以讀。所以目的並不是毀滅文化，而是壟斷文化。

李斯的「禁書令」里有一句著名的話：「偶語《詩》《書》者棄市」。過去我們的理解，是說你要膽敢偶爾講一句《詩經》、《尚書》這些儒家典籍，都要殺頭。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其中「偶」字，在文言文中是啥意思？你看，他左邊的偏旁是人字邊，右邊是遇字的省略形式。人相遇，照面、碰頭，叫「偶」。比如我們講對聯是對偶，那為什麼木偶、人偶，也叫偶呢。你想，這些東西就像一個人和鏡子里的人相遇，是人的一個鏡像嘛，所以叫偶。

那再來看「偶語《詩》《書》者棄市」這句話的意思就清楚了。指的是你要膽敢聚在一起，聚眾講學，這才要殺頭。所以李斯要毀滅的，是私家講學。

那你說不對啊，既然秦始皇留有底本，為什麼先秦的書還會大量散失呢？別忘了，這些保存下來的書基本都在咸陽，而咸陽可是後來被項羽一把大火燒掉了。

所以，毀滅古籍這件事，秦始皇和項羽都要承擔責任。

這是「焚書」，誤讀的成分還不算太多。但是，「焚書坑儒」的後半句「坑儒」就完全是曲解了。怎麼回事呢？

話說秦始皇當了皇帝之後，就開始追求長生之術，要當神仙。那就難免要被一幫江湖術士騙，當時叫「方士」。後來騙不下去了，有兩個人叫侯生和盧生，就一商量，乾脆跑了吧。光跑還不算，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就到處對人說：秦始皇這個人，慧根差，就不是一個當神仙材料。

這話傳到秦始皇耳中，那肯定是大發雷霆：你們這些騙子，騙錢、騙官還不說，最後還要無端誹謗我。於是，就開始徹查這群人，這些人互相揭發，結果就牽連了四百六十多人。始皇一令之下，全部坑殺。

這就是「坑儒」的真相。

其中有兩個細節，我們要注意一下。

第一，被殺的這四百多個人都是咸陽附近的人，不是全天下的人。

第二，這些人以「方術」為主，雖然有可能牽連到其他人，但不是專門對哪一個學派的打壓。所以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沒有說過「坑儒」的話。

那麼，「坑儒」的說法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呢？

大概是200年以後，也就是東漢時代，那個時候儒家已經成氣候了，這件事的細節被添枝加葉寫了出來。其中，班固父子在寫《漢書》的時候正式提出來，後來又經過反覆渲染，才成為我們今天知道的樣子。

那問題來了，這顯然不是一個有意為之的陰謀。200年後，罵秦始皇迫害儒家，也沒有什麼現實的好處，儒家為什麼要這樣虛構歷史？

其實，原因和我們一開頭介紹的猶太人虛構自己的歷史，是一樣的動機，就是塑造苦難。

一段刻骨銘心的苦難記憶，可以讓人在情感上產生共鳴，獲得崇高感，這是一個人群最好的粘結劑。

猶太人的苦難歷史記憶，讓猶太人抱團。儒家崛起，他們也需要這樣的苦難記憶，那「焚書坑儒」就正好合適了。

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從西漢的漢武帝開始，儒學不就已經成了絕對的思想正統，因為「獨尊儒術」嘛。怎麼到東漢的時候，儒家才需要這個苦難故事來凝聚共同體呢？

實際情況是，漢武帝時候所謂的「獨尊儒術」，只是把朝廷中的「博士」這個群體全部換成了儒家的人。這些「博士」除了給皇帝當顧問之外，還負責官辦教育，相當於中央大學。

但是他們總人數並不多，才五十人左右。後來，因為儒家掌握了教育大權，再加上朝廷提倡，到西漢末年的時候，官方的儒家弟子才達到了三萬多人，成為一個群體性的力量。這個時候，他們才需要一個苦難故事來凝聚這個群體。

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說，人類文明的基礎就是我們可以構建共同的想像。而苦難的記憶和崇高的意義，是能把想像共同體構建最徹底的方式。所以，猶太有大流亡，中國有大禹治水等等，沒有這些故事，就不會有那麼大的凝聚力。

甚至在商業世界裡，大家也在不自覺地用這種手法。很多大公司，他們強調最多、流傳最廣的故事，也不外乎兩種：一種是曾經遇到的難關和苦難，另一種是他們怎麼憑著智慧和堅持，克服了這樣的難關和苦難。

看來，找到一個苦難的故事，構建想像的共同體，這是人類共同的本能。

羅輯思維 2017-09-25／策劃人：段文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