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隱

1、看病難不是醫生的錯

作為大醫院工作二十來年的醫生，病人看病的艱難，我的理解比很多人更深刻。　

每次門診，我剛走到門診護士站，一大幫人就圍住我，都在說：“楊教授，加個號吧！我掛了一兩個月您的號，都掛不到。”

他們說的是事實。除了特需門診外，我一個星期只看一次普通門診，只有 20 個號，每個號 20 元（一年多前是 5 元，後來升為了4 級專家，漲到這麼多）。　　

很多想找我看病的人根本掛不到我的號。尤其是那些患心律失常，想找我做消融術的病人。我最遠的病人來自美國，國內新疆、青海、寧夏、廣西也不少見，更不用說雲貴川渝陝和西藏。

我不知道每週想掛我的號的人數和可以掛到的號數的具體比值。但我想，這個比值是很大的。正因為這樣，不管多累，只要週四晚上不飛到外地（經常要參加學術會議）或沒有加班手術，我就會給那些圍著我的人加號。　　

但加號不是無限制的。想想從中午 1 點看到晚上 6 點半（門診是 4 點半結束，我幾乎都要拖堂），不上廁所，不休息，滿打滿算也就 300 來分鐘。加 30 個號，平均每人也就 6 分鐘。

這之中，有很複雜的反復暈厥的大爺；有很善於聊天囉嗦得不得了的大媽；有擔心手術風險，很有探索精神，要你把手術風險逐條解釋清楚的中小學教師；還有背景深厚，多人打招呼的不敢得罪的關係人士。6 分鐘，能把疾病看好，把後續的事情安排好，還要讓病人和家屬滿意，我是拼了我的“中命”的。

有人會問：為什麼不增加門診次數？這種人以為教授除了門診就在休息一樣。

實際上，除了門診，我還要手術（手術大多數都是十台十台的排，手術日幾乎沒有不加班的）、查房、會診、值班、上課。還要申請點課題，搞點像樣的研究，帶點學生，培養一些後進。週末則參加學術交流，講課或手術演示，去年一年，坐了 80 多趟飛機，連家都回不了。還說加門診？門診是加不了的。要加門診，那只有半夜了。　　

只看 20 個號的門診，因為自己的好心，增加了一倍半的門診工作量，還是不夠。請問大家，這看病難，怎麼解決？　

正因為理解患者的看病難，這幾天是我的年假（過年我還要上班），本來該好好在家休息。但這週四的門診，我決定還是回來上。

其根本原因是想掙那 20 元一個的掛號費嗎？我只是在想，那些提前一月掛自己號的病人，如果自己不去上，他們怎麼辦？又要去搶號嗎？運氣好，搶得到的，是一月之後的了。搶不到的，又是什麼時候才能看呐？於是，只有把假期弄得支離破碎，趕回來上一個對自己毫無意義的門診。　

說了這麼多，其實不是只有我一個醫生這樣。和我同一天下午，在同一層樓看門診的醫生，如賀勇教授、張慶教授、楊健教授、林濤教授等等都很晚才下班。看病難看病貴是他們的錯嗎？不是的，他們都盡力了。看來，看病難，不是醫生的問題。醫生已經超負荷工作了。醫生已經不容易了。

2、看病難不是票販子的錯

看病難是票販子的問題嗎？

很多人第一感覺，絕對是。就是因為票販子把票給搞出來，然後高價倒賣給患者。增加了患者的負擔，導致病人掛不到號。這的確是事實，但這是表面的事實，而不是導致事實的本質。　　

我們假設票販子抓住一個，正法一個。懾于法律的威嚴，無人敢做票販子。票販子絕跡了。協和、華西的門診大廳裏總是朗朗青天。　　

於是有一天，華西的門診大廳，出現了一個來自攀枝花的嚴重心臟病患者。他患了室性心動過速，經當地醫生推薦來找我看病。他很樸實，一早就去排隊掛號，他掛得到號嗎？號在一個月前就被掛完了呀！大家會說，怎麼會這樣？也該放點號來排隊掛吧！好，每天放了 5 個號來現場掛。你以為這號就能掛到他身上嗎？　　

一個號 20 元錢，對他這樣一家兩三個人（總有家人陪他來吧），坐上一天的火車，再在成都找家旅館住上幾天，再加上幾個人每天的吃穿用度，那 20 元一個的號，相比他的其他支出，幾乎就沒有成本。這沒有成本的 20 元，只有他一個人在爭嗎？不，它可能是數十個人在爭。提醒大家，爭這號的人不是票販子，都是真正的病人。　　

只是這病人分了好些種類。

一類是很輕的，只是自己覺得非要找個專家看看才放心，他們也來自遠方，拼足了勁是要掛到這個號的。

有些是成都市的，號本來也不貴，也談不上不方便，叫個保姆或安排個侄兒來熬熬夜排排隊就有希望掛到這個號。

有些是住院部或門診的老病人，對醫院熟絡得很，早都找好了人（出點錢就是了）幫他排隊掛號。甚至還有人，本來就是掛號室某些工作人員的熟人或親戚（記住，他們也是真正的病人），早都把就診卡交給了這些工作人員，幫他們提前掛了號。

當然，還有一類，就是他這種，病最重，最應該掛我的號，最應該找我看。但在這所有的病人群中，他和他的家人爭掛號的戰鬥力，卻可能是最弱的。他和他愛人來自農村，他們不熟悉地形，他們不夠強壯，他們沒有門路，他們也不知道如何直接找到我（找到我也許就好了）。　　

第一個星期，他們註定的結局，沒掛到我的號，只好掛了另外一個醫生的號。醫生很負責，給他好好看了，告訴他，你這患的是嚴重心臟病，而且有很嚴重的室性心動過速。這個病楊慶老師很有經驗，你還是得找他看。於是，新一輪的拼搏開始了。誰敢保證，這次的拼搏，他就能成功？　　

在這時，在他要絕望的時候，有人說，我有一個楊慶教授的號，我家裏有事，來不及看了，轉給你吧！他是不是該感恩涕零？我想是的。

不過，沒完。這個給號的人說，我也不能白給你。你看吧！拿到這個號，我來坐了一天的汽車，住賓館住了兩三天，又熬了一個通宵，兩三頓都沒吃好。就算上誤工費，誤餐費以及出差補助費。我也不多要了，你就給個三五百吧！這攀枝花來的病人給不給？他一家人，在成都每多耽擱一天，其花費只會超過這個數。

表面上，他花 15 倍的價格買了這個號，看起來是冤大頭，實際算下來，他的支出成本顯著降低。他是傻瓜他才不買。當然，如果他來的第一周就這樣有人賣這個號給他，他就不至於在成都多呆一周，白白多花上數千元。　　

這裏，賣號給他的人不是票販子，他也是病人，只是他是一個精明的不願虧本的病人。於是，另一種形式上的票販子回歸了。看看吧！這就是所謂加強管理的必然結果。

當一項資源是稀缺的時候，當所有人都想掙得這資源的時候，這種加強打擊票販子的管理是毫無意義的。　　

在醫院管理上，無論你怎樣的管理、控制和制裁，你可以表面上管理住票販子，但你管不住這裏面蘊藏的價值和商機。這價值和商機被某些人發現並加以利用，並讓一些並無競爭力的人通過金錢能夠獲得看病的機會，從某種意義上救助了他們。這是荒謬的現實，但它確實存在。　

這荒謬就在於醫生價格體系被行政管理所壟斷，然後被票販子用另一種扭曲把它扭轉回來。這一荒謬的扭轉，醫生和患者沒有獲利，獲利的是黃牛（他有可能也是個打工仔）和後面的權力壟斷者。那些恨死票販子，甚至對我也大罵出口的人懂得這些道理嗎？　

所以，我說這是壟斷的錯。

3、打破壟斷，讓醫生自由定價  就能有大量的好醫生　

有人會問，壟斷就是要為老百姓提供一個看得起病的價格，這不是對的嗎？是的，看起來是對的，但你得到它的成本只是那個號的區區幾元數十元嗎？

這種壟斷，給大家的是一種幻想，一種以為那數十元一個有名醫生的號是唾手可得的。

結果只能是井中月，鏡中花。想想吧！任何行業（電信、交通），壟斷能提供低價格嗎？被迫的低價格可以，那必然是低品質。好醫生，好的醫療服務品質，不管何時都是稀缺資源，除非體制能培養出大量的好醫生。

可現在這種體制，像要培養出大量好醫生來嗎？醫生收入和地位不提高，連做醫生的人數都不夠，更遑論增加好醫生的數量。　

而打破壟斷，讓醫生自由定價，自主管理自己的病人，堅持一段時間，就能有大量的好醫生。不要擔心醫生自由定價會出現逆天的價格。一旦放開，醫生和醫生之間的競爭會很大。誰也不敢定一個讓自己作死的價格。而且競爭一起來，醫生願意多看病人。醫生自己也願意提高自己的技術和服務水準，這樣好醫生的供給會持續增加，價格自然會到合理水準。　

此外，價格起來，就再不會有那些病人，為了開一個月不變的處方，非要掛我的號（反正只有 20 元，他們也不心痛）；也不會有那些病人，掛我的號，只是要我開一個病情證明；更不會有那些病人，掛我一個號，只是來看看我長得什麼樣。這樣，這些餘出來的號，多出來的資源，自然就會流到那些真正需要找我看病的病人身上。　

另外，醫生會加強效率管理。他們自己都會聘請自己的助理，醫生助理會和患者直接聯繫，有助於發現那些需要提前看，提前處理的病人，會更好救治更需要救治的患者。　

“金錢上的平等比權力上的平等進了一大步，要實現最終真正的平等，這一步終究是必須要邁出去的。”

4、思維請不要太簡單　　

最後，對那些思維簡單，動輒要打要殺的人分享一下自己思想的成長經歷。

年輕時，痛恨小偷。有一次，憤怒至極也說過：凡是小偷，逮住了。就判死刑，我就不相信還會有小偷。

一位我尊重的長者聽到了，問我：小楊，小偷在這社會會不會完全消失？

我想了想，答：不能。

他又問：那不能完全杜絕小偷的情況下，偷一點東西就判死刑。那小偷偷東西的時候，被人發現了，會怎麼做？

我一下明白他的含義，小偷會殺人滅口。因為逮著就是死，絕不能被人認出來。看吧！看起來嚴酷卻有失公正的法律，殺掉的不只是小偷，還可能是被小偷偷的無辜的人。　

思維請不要太簡單。

當我做了 20 年醫生後，慢慢成長中更明白了，所有的政策的制定，不是嚴格就好，而是要公正。對病人如此，對醫生不也當如此嗎？　

羅輯思維 2016-02-04／楊慶

癡迷于行政壟斷的人，用馬克思的話回敬他們也許最合適。
來，抄一段馬克思——

“君主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
兵器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
無論是政治的立法還是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係的要求而已。”

行政壟斷不只是惡，而且是笨。
行政壟斷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貴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