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人人都在談論第四次工業革命，眼巴巴地望眼欲穿，而德國高調宣傳的「工業4.0」更是成了不少人頂禮膜拜的「新宗教」。這種現象是出於對實業利潤率下滑的焦慮，對現狀的不滿，進一步講其實對生產率突破、飛躍式提升的渴望。

1.怎樣的技術進步才算是革命？

如果我們回頭看歷史上的三次工業革命，確實都是出現了顛覆式的生產率飛躍，但在當時並沒有被太當一回事，所謂的「工業革命」，也是後人總結的，並非當事人早在開干之前就宣稱「我要革命！」

現在被廣泛寄予希望的大數據、雲、人工智慧、新能源、新材料，都是未來可能出現生產率飛躍進步的潛在領域，但要結出果實還尚需時日。幾十年後我們再回顧今天，有可能會發現最終改變了世界的竟然是另一個毫不起眼的技術，就好像「電」對人類生產生活的改變一樣。

所謂的「工業4.0」要稱其為第四次工業革命太過牽強。自動化生產、定製化生產，究竟有哪些突破性的「革命」誰也說不清楚，說是「工業革命3.5」尚可。工業4.0有沒有提升生產率呢？從迎合消費者的角度看，確實有，不過是針對西方發達國家（或地區，以下簡稱國家）中產階級以上消費者的，在原有品質較好的基礎上，添加個性化的元素。

但更重要、更根本的是「性價比」。前三次工業革命都是以某種使生產率極大提高的發明創新為起點，從生產者的角度講是生產率，或者叫投入產出比，而從消費者的角度講就是性價比。從這個角度看，工業4.0難言有徹底的生產率提升，更不要說「革命」。發展中國家和西方國家的普通民眾，比起花里胡哨的個性化元素，同樣的品質更低的價格，或者同樣的價格更好的性能，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這這方面，工業4.0有哪些突破嗎？我沒有看到。

單純引進技術沒有用，必須配合進行本土化的改造，讓觀念與技術同步進化才行。大清還沒亡的時候中國就從英國、德國進口了很多先進玩意，小到洋槍洋炮，大到軍艦、兵工廠，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仍然不肯承認西方的進步與中國的落後，始終視洋人為「蠻夷」。連實事求是地認識自身、認識對手都不肯，又如何奮發追趕？

2.技術進步的政治代價

無論是否願意，工業革命的成果一定會全球化，沒有硬功夫的只能淪為邊緣國家，喪失經濟主權。現代希臘人看似過得很瀟洒，發展旅遊業既不污染環境，「生活品質」夠高，收入也不少。但終歸是仰他人鼻息過活，在經濟河流的下游位置，一旦經濟大環境趨緊，大河沒水小河干，沒了「恩客」的光顧，生活質量馬上一落千丈，甚至連生存都成問題。

反觀「上游」那些工作得「苦哈哈」的德國人，雖然平時生活看似沒什麼情趣，但即使面對最嚴峻的經濟環境，默克爾也能講出「至少我們的產品還賣得出去」，這才是真正在危難關頭保命的硬功夫。

國際分工、自由貿易必然導致產業分化。就是要有國家生產提供原材料和初級產品，並充當工業製成品的消費市場。古希臘時代的地中海，中世紀西北歐與南歐、東歐，日不落帝國時代英國與殖民地，20世紀美國同全世界的關係都是這樣，從來沒有例外。

生產率提升和全球化都會帶來生產要素的重新匹配，能力無法適應新系統的人失去工作崗位是其中一種結果。但如果說「是因為你無能，所以找不到新工作」，那人們很難接受，但如果說「是狡猾的XX國人，偷走了你的工作，你沒有錯，你很無辜」，那人們就更心安理得、更樂意接受，民粹主義就這麼興起了。

中國近年來沿海貿易加工業流向南亞、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這也可以視為是一種「勞動力進口」。過去幾年中國城鎮每年新增就業超過1300萬人，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左右，四年來新增城鎮就業5000多萬人。但我們也要看到表面數據背後的潛台詞是：薪酬更高的工作崗位停止增加甚至減少，新增就業人口更多地流向薪酬較低的初級服務業。

未來的收入分配差異可能會更大。基礎的體力勞動面臨來自海外的競爭，收入上升會更困難，也更慢。而收入最高的10%、1%人群，由於財產性收入會不斷自我強化、自我加速，這部分人群與普通人的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而且差距擴大的速度也會越來越快。全民焦慮將成為今後社會的常態。

3.中國必須把握機會進行產業升級

傳統的低端製造業流失未必一定是壞事，如果抓住機會進行產業升級也能壞事變好事。危機時刻的改革成本是最低的。固有利益集團的阻撓力量會減弱，改革派有了更好的理由推動變革。一旦錯失這個機會，引得國家層面開閘放水拯救經濟，危機的暫時緩解將削弱人們接受變革陣痛的決心。

暫時的歌舞昇平最終將導致更大更劇烈的危機。2008年曾是推動改革的好時機，但維穩壓倒了一切。新一屆的中央政府致力於去槓桿、調結構，並且更強大的執政能力也保障了改革最基本的要求——不能亂。現在我們還缺乏一種「長痛不如短痛」的社會氛圍，如果要繼續深化改革，還需要社會多數人達成共識，這是下一步必須要做的重點工作。

亞里士多德認為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都有其弊端，但相對而言貴族政治毛病最少。完全的君主政治會導致權力無節制的濫用，最終被多數人所推翻；完全的民主則必然演變成「暴民」政治，大多數的底層貧民會要求「均分」富人的財產，最終使得無人願意創造財富，無人敢於「露富」。相對而言，亞里士多德覺得貴族政治雖然也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整體是問題最少的，少數受過教育，能明辨是非、感知大勢的精英，其統治效率更高、浪費更少（當然不是沒有）。

這也和現實情況相符。歐美現在的「民主」政治，已經逐步演變，非常接近於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貴族」政治。即使是奧巴馬這種出身平民的政治家，也必須通過和「政治貴族」「經濟貴族」聯盟才有可能上位。橫向對比國家之間的「治理能力」，最「自由」的索馬利亞，最」獨裁「的朝鮮，都不是成功國家，只有在兩個極端中尋求平衡才能獲得更好的結果。

商業領域同樣適用這一原則。即不能搞成全員持股，像美聯航那樣讓員工綁架企業的極端民主。也不能搞「富不過三代」的家長式家族企業的極端獨裁。現在全球被證明最有效最穩定的就是接近於貴族政治的「董事會-職業經理人」制度，由少數大股東擔任或派出代理人組成董事會，相當於是貴族精英，再由他們選擇（僱傭）職業經理人來執行具體的事務。

4.中國要成功改革不能受制於利益集團

李克強總理強調了今後繼續改革的重要性與中國政府改革的決心，這是可喜的一面，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改革的困難。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隨著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逐漸形成新的權貴階級、中產階級，他們掌握著豐富的社會資源。要推行改革，不得不考慮與這一群體利益衝突的關係。符合他們利益的會得到擁護，損害他們利益的將被反對，如果一味硬碰硬地推進改革，即便有利於整體人民的利益，結果也會無疾而終。

現實的辦法應是有原則的妥協，所謂「拉一派打一派」。《紙牌屋》可能是最好的教材，從中我們可以直觀地感受到政治確確實實是「平衡的藝術」，而能夠找到各方利益能夠妥協的平衡點，是所有偉大政治家必備的能力，成功的例子有里根，失敗的例子有肯尼迪。

現實一點地講，想「收買」所有人，讓所有人都滿意是不可能的，要想成功必須另想辦法。美國的辦法是收買商業精英，既給他們好處獲取支持，又讓他們內部分化，拉攏部分人更好地推行自己的政策。索馬利亞的辦法是壟斷武裝力量，只需搞定少數親信就能得為所欲為了，相比起來可能平均花費還要更少，所謂「利益集團人數越少，收買起來就更方便、更便宜」，這也是現代國家治理能力強弱的一種體現。

具體到中國，現狀是社會整體氛圍是原來越開放、越來越自由。在這種環境中要靠行政手段推動一些改革，必然遭受利益受損方激烈的抵抗，從現在資產市場的一些亂象就能感覺到。如果事態真的發展到激烈對抗的地步，要想繼續改革，就需要營造一種勢在必行「危機感」，創造一種「必須要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輿論環境，將所有人裹挾進去推著往前跑。當然這種方法也有風險，稍有不慎就是另一場浩劫，必須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優酷鴻觀 2017-07-13／許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