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關於遺產最有名的案例之一，是美國南方佐治亞州參議員培根的故事。

當他在20世紀初過世時，在遺囑裏明確指示死後以遺產蓋一座公園捐給市政府；但是，只有白人的婦女和小孩可以使用這座公園！

在當時，這可是遺澤長存、備受稱道的懿行。可是，物換星移，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勃興；在社會改革者的眼裏，『只准白人的婦女和幼童』使用，不僅是種族歧視，而且根本就違法。

因此，民權運動者提出告訴，要求政府當局禁止這種違法措施，結果得到勝訴。但是，公園開放之後，培根的後人也提出告訴。他們宣稱，遺囑裏明確指定，公園只給特定人使用；政府當局開放公園，是違反立囑人的意旨。既然如此，他們要求依遺囑裏另外一條『無從履行』的規定，收回公園。

訴訟結果，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培根的後人可以收回公園！

對於這個判決，波斯納法官不以為然。他認為，當環境裏的條件改變時，無須死守條文，而可以（應該）作與時俱進的調整。譬如，如果有人指定以遺產興建小兒麻痹醫院；當小兒麻痹完全絕跡之後，難道還要堅持不改初衷嗎？在這種情形下，法院可以讓這種醫院轉作其他的用途。因此，對遺囑文字作生硬的解釋，再把公園收回、發給參議員培根的後人，其實不合理，而且讓他們不勞而獲。

波氏最有趣、也最有說服力的論證，是提出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參議員培根再世，或者他能預見到種族關係的變遷，那麼他難道還會禁止其他人進入公園嗎？波氏認為，以參議員培根在國會裏的表現和一生行誼來看，他相信培根會贊成開放公園。

事實上，波氏的論述還指出發人深省的一種思維：如果以死者為大，要恪遵遺志，那麼私人的遺囑，在位階上要比憲法更高。因為只要經過適當的程式，連憲法都可以與時俱進地修改；相形之下，遺囑值得淩駕憲法之上嗎？

波氏的見解，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發揮。既然遺囑的實現要依賴司法體系的支援，因此要耗用社會資源；那麼，立囑人的意旨和社會上其他人的權益之間，當然值得作一折中。

另外一件歷史名案，1889年發生在美國紐約，一位富豪的遺囑裏，指名由繼承人繼承遺產。可是，也許是繼承人自覺行為不檢，怕富豪更改遺囑；因此，他乾脆自己動手，謀害了富豪，讓遺囑早日生效！

東窗事發之後，官司接踵而來；既然遺囑裏指名繼承人，立囑人又沒有更改遺囑；那麼，繼承人（殺人犯）是不是可以依囑（依法）繼承? 法院裁定，不准繼承！原因很簡單，如果在這種情形下還承認繼承人的權利，等於是昭告天下：所有有危機感的繼承人都可以儘早動手；只是要小心點，不要被逮住，而有牢獄或殺頭之災！

而且，循著『假設性的思維』，還可以作進一步的探究。試問：如果立囑人被繼承人謀殺，但是未遂；立囑人康復之後，還是不改遺囑。或者，即使曾被謀殺，立囑人為了確保繼承人的權益，乾脆在遺囑裏注明：我太摯愛這位繼承人了，因此即使他謀害我，我還是希望由他來繼承！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辦？根據『假設性的思維』，這時候就應當尊重立囑人的意旨；即使是被繼承人謀害，還是讓他繼承。可是，由另外一種觀點來看，司法體系對立囑人的權益，難道是沒有條件的完全加以保障嗎？就豫一般契約，法律尊重當事人自願訂定的條款，但是以不違反社會的公序良俗為限。

立囑人的意旨受到尊重，但是也受到某種程度的節制。就像如果參議員培根再世，而且還堅持公園只容許白人的婦女和兒童使用；那麼，法律確實可以依違反“民權法案”，判定這種意願違法！
本文由羅友宗媛媛編輯整理。選自羅輯思維正在發售的《正義的成本》。點擊下圖，收入囊中。

羅輯思維 2015-05-16／熊秉元

為什麼法律上有『追訴時效』的規定？也就是說，哪怕是殺人犯，過了20年，法律也會放過他。可是，一旦放過壞人，正義如何實現？

法律界的朋友回答我說：

1、首先肯定是為了節約司法成本。

2、其次，20年，足以讓正義本身發生變化了。

正如美國法理學家博登海默是說：「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並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