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貧富分化、直接稅和間接稅
九邊 2021-12-22（原文出處）

咱們首先得弄清楚一個問題，到底什麽是直接稅，什麽是間接稅。
 
直接稅一般說的是那些不能轉嫁的稅，比如房產稅和個人所得稅，還有比較著名的人頭稅，這個玩意古代比較多，那時候收稅困難，所以簡單粗暴，家里有幾口人，就收多少稅。
 
其他那些能轉嫁的稅就叫間接稅，最常見的，關稅，增值稅等等，這些稅不需要納稅人直接交，就是間接稅。比如一輛進口車從國外進口，需要交關稅，消費者買車的時候車的售價裡就包含了關稅，相當於轉嫁給了消費者。
 
如果更直觀點，直接稅就是那種從你手里扣的稅，比如個人所得稅，讓你非常心疼。間接稅就是那種已經算到商品里的，如果不仔細研究稅法，沒人知道每件商品里到底含了多少稅。
 
我國現在主要是間接稅，最重要的一項稅收，增值稅，這玩意說的是產品在流轉過程中的稅，由於每次流轉都得交，為了防止重複交稅，下遊會要求上遊出示交稅憑證。
 
這個設計極其精妙，如果上遊不提供交稅證明，交易根本沒法進行，政府幾乎不需要去看著商家，商家會自發一級一級地監督上游，當然了，這些稅最後變成了價格，最終由消費者承擔。下圖可以看出，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是我國最重要的兩項稅種，都是由企業承擔。

說到這裡，大家應該也看出來了，直接稅的好處是可以針對每個人都收一次，尤其是個稅和資產稅，收入高的人多交，收入少的人少交，房子貴的人多交，房子便宜的人少交，這樣一定程度上公平一些，發達國家基本都是直接稅為主。
 
所以縱觀東西方歷史，有一個主軸，古代主要是直接稅，也就是對人頭和土地征稅，後來商業行為越來越多，開始有了商業稅，等到清朝後半期，我國又有了關稅，關稅給大清續了五十年的命。
 
古代的間接稅大家可能比較難理解，知道鹽鐵專營吧，這就是典型的間接稅，國家對這種商品課重稅，老百姓不得不買這些東西，間接就把稅收上去了。以唐代後期為例，鹽鐵茶酒這幾項的賦稅占到全國總賦稅的一半以上。
 
西方國家也是這個流程，古代也是直接稅，比如土地人頭等稅，後來商業興起，開始直接、稅間接稅一起收。
 
但是間接稅有個毛病，比如我們上文說的增值稅，儘管收起來容易，但是它造成商品價格上升，影響流通，此外也造成企業壓力過大。
 
所以西方變發達之後，又進化到了以個稅為主。

在1799年，英國人最先開始搞個稅，到了現在，個稅是西方大部分國家最主要的稅種，因為這個稅種比較精細，能做到收入多的多交，收入少的少交，相對比較公平，比如美國，最大頭就是個人所得稅。
 
當然了，這裡說的是哪個稅是“主體”的問題，沒有一個國家只收一種，只是說發展中國家一般以間接稅為主，發達國家以個人所得稅這種直接稅為主。
 
也就是說，收稅這事也是一種“國家行政能力”，發達國家行政能力強，老百姓收入也高，收上來的稅能覆蓋征收成本。發展中國家能力差，老百姓也沒錢，收益覆蓋不了成本，所以只好選擇那種成本低的征稅方法，也就是我上文提到的關稅和增值稅。
 
為啥征收直接稅難呢？因為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稅務局就得充分掌握每一個人的財務情況，這既考驗數據收集能力，也考驗行政能力，弄不好輕則收稅成本過高，重則引發動蕩，西方的多次革命都是稅收導致，中國這邊歷代造反很多也是因為加稅導致。
 
我國古代長期收的是人頭稅，並不對土地收稅，這樣聽著就很不公平，那為啥這麽做呢？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就是對土地收稅實在是太難了。

古代土地丈量本來就超級費勁，每塊地的貧瘠情況又不一樣，可能某些肥沃土地一畝產出頂的上貧瘠土地十畝的，這複雜的計算量在古代根本沒法承受，管理水平低下的情況下，乾脆只對人頭征稅，窮人和地主如果家里人數一樣多，收的稅也一樣多，非常不合理，不過也沒辦法。
 
直到雍正時期才搞了個“攤丁入畝”，才把人頭稅廢了，開始征收土地稅，地少的農民賦稅壓力暴跌，多出來的這部分錢變成了人口，中國出現了人口爆炸。不過清朝的農業稅非常粗糙，各種地的稅率差不多，不過依舊比人頭稅強太多。
 
西方那邊也差不多，英國最早搞房產稅，也不是挨個去量大家的房子多少平，而是稅務官去數房子上的窗子，來降低執法成本，這導致歐洲很多古堡窗子非常少，陰森恐怖，只有教堂才有大玻璃窗，因為教會享有免稅待遇。
 
現在為了收稅，各國在這事上也是想盡了辦法，熊彼得認為現代國家的出現，跟稅收系統關係很大，因為歐洲以前的官僚系統主要任務就是收稅的，而且你收了大家的稅，大家肯定要過問你把錢弄哪去了，現代社會的兩大基石，官僚系統和公民意識就這樣出現了。
 
美國人在這方面研究更深，不怕困難，堅決征收，每年鬧得雞飛狗跳，大家知道他們的那個國稅局吧，美國人說這個機構和黑社會的唯一區別是他們“奉旨打劫”，或者“持證打劫”。
 
為了讓大家積極交稅，稅務人員想了無數歪點子，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舉報和告發，這就很類似我國漢朝時候的“告緡令（那個字讀“敏”）”，你舉報其他人偷稅漏稅，就可以獲得15-30%贓款獎勵。下圖就是美國國稅局的網站截圖，要求大家去踴躍舉報偷稅漏稅行為。

一旦發現有人欺騙稅務局，IRS的人就會上門，場面跟突擊隊打擊恐怖分子似的，抄家式征稅，經常把人嚇出個三長兩短來，不過稅警們並不在乎，誰讓自己是奉旨征稅呢。

此外還搞各種“納稅激勵”，你交稅積極排名靠前，說不定還可以得到稅務局郵寄給你的購物卡等等。

在這種恩威並施胡蘿卜加大棒威逼利誘之下，美國確實稅收體系運轉的要比絕大部分國家順利的多，美國自願繳納稅款的比例，高達81%到84%，相比德國只有68%，意大利62%，真是高的不得了，主要也是大家怕稅務局。

說到這里，肯定有小夥伴憋很久了，巴菲特和特朗普不是一直不交稅嗎？他們這套制度是不是有問題？

其實法律這玩意就跟個柵欄似的，不可能擋住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盡量讓大部分人合規，超級富豪們可以找律師和財務天團幫自己搞定這事，這在全世界都沒啥好解決方案，不過很多國家基本上連不那麽富豪的也在逃稅。

說到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我國為啥以流通環節征稅為主了。

一方面直接稅有個毛病，收起來太疼了。對，就跟割肉似的，你工資一萬到手七千，如果工資十萬，到手五六萬多，簡直要命，疼的要死。很多小夥伴知道，我國以前有個持續千年的農業稅，這就是個直接稅，到2003年徹底廢掉了。

另一方面征個稅成本太高，得養一大堆稅務人員，挨個甄別老百姓的收入，這工作量大的驚人，所以工作開展非常困難。這不止我國有這個問題，發達國家一樣有問題，美國在1913年個稅也只占總體稅收的1.5%，經過這一百年法律變更以及稅務局的不懈努力，終於給幹到了35%以上。

也正是因為直接稅征收太難，所以大部分國家也都是居民收入到了一定程度才大規模從間接稅轉向直接稅。

我國還沒到那一步，我國所以現在的稅賦主要壓在企業身上，這也是為啥曹德旺說美國企業的稅賦比中國輕，大家應該能理解了吧，因為美國的稅主要是個稅，也就是個人承擔，企業稅並不高，中國主要是流通稅，企業承擔主要稅賦。

綜合算下來，中美兩國的整體稅賦差不多，以2019年為例，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比例為28.14%，比美國的約32.66低了4.5個百分點。不過我們還有一些隱形稅收，比如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並不是靠稅收，而是賣地，賣地的這部分錢也進了財政，跟稅差不多。

而且直接稅有個好處，它是累進的，也就是說，收入越多，稅越重，我國最高個稅稅率是45%，已經很高了，但是有普遍違法的問題，比如薇婭這次的13億竟然能漏掉。北歐那邊的福利社會更過分，能幹到50%以上，他們搞福利社會的根基也在這里，當然了，咱們很難搞定北歐那種模式，人口數量在那里擺著，他們都是些駐馬店或者上海大小的國家。

而間接稅是“累退”的，也就是你收入越高，納稅比例越低，因為窮人可能每個月把錢花個乾凈，他消費的商品里都有稅，所以他的納稅比例非常高，可能納稅30%左右。但是富人的消費比例很低，大部分錢都拿去買資產了，最後可能納稅的稅率只有10%，越有錢，納稅比例越低。

以前說富人消費奢侈品很多，那給奢侈品課重稅，是不是就可以增加富人納稅？

後來發現想多了，因為稅太重，一旦超過了飛機票的價格，很多人就不從國內買了，直接坐飛機去國外玩，順便消費，讓你收不到，這也是為啥有段時間要給奢侈品減稅，不少人說這不是給富人減稅嗎？其實不是，對於隨時可以出國的人來說，關稅不是問題。

這也就是為啥發達國家都要過渡到以直接稅為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調節收入。當然了，美國是個例外，大家可以去抖音上看看，很多移民到美國的華人現在也在開播，他們也不願意政府花他們的錢去救助窮人，他們覺得窮人得自己去解決問題，美國那樣的國家，只要四肢健全隨便去找個搬磚工作都窮不到哪，他們更希望自己的房產稅能建設小區周圍，加強周圍警力什麽的。

總之，如果嚴格實施直接稅，企業和窮人的稅賦壓力會下降，但是中產和富人的壓力會上升，政府的執法成本也會暴漲，會計和律師的地位會進一步加強，美國那邊的會計巨有錢，也跟這個有關係。

後續我國肯定也會向直接稅過渡，大家如果留意政策文件就能發現，這兩年提到“直接稅”的頻率越來越高，而且隨著大數據、金四稅務系統、政府數據聯網工作相繼完成，直接稅的執行難度也越來越低。

中國在改開四十年高速發展後，現在也面臨的著巨大的問題，當下很多問題，其實就是很多受益者承擔的責任太少，這些責任，按理說都可以通過稅費來體現出來，說白了，以前的稅收模式對效率友好，但是不利於公平。

十八大里提到“清理規範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

不過這些都是目的，手段是什麽呢？

首先得是發展，所有問題的前提都是發展，不發展談分配就是耍流氓，在發展的過程中，通過完善、推行房產稅和財產稅等直接稅，加強對社會財富的調節和政府福利的二次分配，幫助那些後來者。

而且需要通過“科學立法，嚴格執法”來解決，也就是法制，要防止民粹的“打土豪”，防止頭部階層對財產的不安全感引發財富外逃潮，我前文就講過，如果有啥辦法可以快速毀掉一國經濟，那無疑就是對富人殺雞取卵。

母雞下了十個蛋你收走一個，那叫低稅率，你收走五個那叫高稅率，把雞殺了看看肚子里還有沒有蛋，那叫殺雞取卵。事實上你也殺不到，他們很快就跑的一幹二凈，然後外資大規模出逃，幾十年內不會再回來。

不僅如此，這事還會毀掉最有進取心的那些人。畢竟如果你奮鬥來的財富說沒就沒，誰還敢積累，奮鬥還有啥意義？最後這個國家的人只要有錢了，就會把老婆孩子家人送到海外，把資產換成外幣，防止你均平富，稍有風吹草動就大規模出逃，這個國家也就基本上完蛋了。

所以最好的辦法只能是法制，從法律層面保障弱勢群體，也從法律角度規範錢人以前那種近乎無規則的瞎折騰，讓他們把該交的稅交了，把該盡的責任盡了。

現在中美兩國都在財稅改革，拜登上台最重要的幾個改革措施就是對跨國公司和巨富征稅，中美都面臨的問題是富人階層分走的蛋糕太大，就看誰能夠盡快不影響發展的前提下解決問題了。不過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拜登那邊幾乎是一塌糊塗，而我們這邊的執行能力有目共睹，所以我一點都不懷疑我們能夠解決問題。

九邊 2021-12-22（原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