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言峰語

台灣每年生育率節節下降，去年國內新生嬰兒數僅廿二萬七千人，較上年度減少十一．八％，即使有外籍媽媽努力生產報國，國內平均每一名育齡婦女生育數仍只有一．二 人，再創新低。在高所得國家為主要成員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國家中，台灣生育率跟義大利齊平，並居倒數第一。

若跟ＯＥＣＤ成員以外的國家相比，台灣的生育率在全球中僅高於拉脫維亞、斯洛伐尼亞與保加利亞等前共產國家，在亞洲只高於香港。ＯＥＣＤ國家平均生育率為一．六人，亞洲富國中，南韓與新加坡的生育率為一．四人，香港為一人，台灣也是連年下降，屢創歷史新低。

生育率偏低已經成為ＯＥＣＤ國家的頭痛問題，針對低生育率提出的研究報告指出，世代間要達成完全替代，每名婦女生育率必須達二．一人以上，但富裕國家中只有冰島、紐西蘭、美國等達到二人，北歐國家平均約在一．八人，其餘國家多在一．五人以下，且有明顯減少趨勢。

ＯＥＣＤ報告中分析，生育率持續降低對經濟將造成負面影響，年輕人要扶養的老人數太多，勞動人口減少，將使經濟減緩，平均每人財富縮減，依靠工作人口繳稅所支應的社會福利與公共設施也會有財源匱乏。而下一代年輕人的負擔沉重，資源分配不公，也容易造成世代間的衝突。

研究發現，生育率降低除了經濟結構轉變還有文化因素。刻板印象中以為離婚率高是造成生育率降低的主因，但是在ＯＥＣＤ國家中，高離婚率的美國、芬蘭、英國等，生育率仍高於平均水準，反而是義大利、西班牙等深受天主教影響的國家，社會制約力高，離婚率低、但生育率也低。

義大利與西班牙婦女生育時，九成以上都處於婚姻狀態；但在瑞典、挪威，非婚姻關係生下的子女才是社會中的多數，英國每年也有四成新生兒屬於非婚生子女。在北歐或英國，同居反而比結婚更風行，所生下的孩子也不會受到歧視。

婦女通常需要負擔照顧孩子與家庭絕大部分的勞務。研究也發現，雖然在任何國家、不管婦女是否為職業婦女，女性負擔的家務時數都高於男性。但加拿大、瑞典、澳洲等生育率較高的會員國，男人做家事時數較多，平均每天達三小時；義大利男人每天做家事時數僅一．八小時，生育率在ＯＥＣＤ國家中居最後一名。主計處調查，台灣男人每天僅做家事一小時，女性做家事時數為男性的二．五倍。

ＯＥＣＤ研究發現，當代女性並非不想生小孩，但生養孩子負擔過重，在事業與家庭難以兼顧下，就會減少生孩子的人數。如果減輕女性生養孩子的重擔與責任，丈夫、工作環境或社會文化都能發揮支持力量，生育率就可能反轉上揚。


獎勵生育提供幼兒照顧最實際
生育率下降成為普世現象，卻也成為各國擔憂的潛在危機。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ＯＥＣＤ）研究發現，各國採行的提高生育率措施中，減稅效果最差，兒童補貼效果稍好，但創造兩性平等的工作環境與社會共識，是最困難但效果最顯著的方式。

各國採取的獎勵生育政策中，以減稅最常見。租稅制度中，通常是以父親為納稅義務人，但減稅的優惠未必用在孩子身上。直接現金補貼比減稅效果還好，但是補貼金額高也未必能提高生育意願。這兩種昂貴的政策，各國經驗都顯示效果不大。

提供幼兒照顧服務，讓媽媽無後顧之憂，則被公認是當前最有效的模式。研究發現，政府是否提供三歲以下的托兒服務，跟生育率有顯著的正相關。這也解釋了北歐、加拿大、紐西蘭或美國等幼兒托育服務較完善的國家，生育率都高於平均值。

ＯＥＣＤ研究，如果養育子女的責任全都落在女性頭上，將使女性生育的意願大大降低。因此德國在二○○一年立法時，特別強調家庭是兩性共同組成，父親與母親必須分享工作與照顧責任，雙親都有權利選擇彈性工時或兼職工作，以方便照顧孩子。

台大經濟系副教授駱明慶則認為，許多人決定不生小孩，並非因為經濟壓力，而是經過考慮後的個人選擇。從其他國家政策經驗也可知，不管是減稅或補貼，對鼓勵生育的效果都不大。其實只要有足夠勞動力，生育率下降不見得是大問題，政府應該思考的是放寬移民管制，社會也不應該歧視外籍母親。

去年每八名台灣新生嬰兒，有一名是外籍媽媽所貢獻，佔出生嬰兒率的十二％。這種現象非台灣獨有，在歐洲國家中，盧森堡、瑞士、英國、澳洲、德國、法國等，外籍人士所生育的子女數，都佔當年新生兒人數的一成以上。在美國婦女生育率高達二．一人，主要也是靠西班牙裔移民所貢獻。

不管是尊重移民或創造一個真正兩性平等的環境，道理簡單卻很難落實，也不是靠減稅或補助可以完成。如何讓追求自我與生育子女能相輔相成，女性不再視生育為畏途，不僅需要政府細膩的規劃，也需要整個社會一同來努力。


中國時報 2004-06-13／王淑美

根據媒體公佈，台灣生育率為一點二二，居高所得國家的倒數第二名，一時之間，媒體再度關注這個議題，而行政院長游錫堃更是在中山大學畢業典禮上，呼籲「愛台灣就要多生孩子」。

「愛台灣就要多生孩子」這樣的思維模式，反映的僅是國家總體經濟運作的考量，以及男性沙文作祟的專制體質。但有誰去探討一個孩子的出生與否，所牽涉到的個體經濟，以及婦女個人生涯規劃與自我實現的問題？就以我個人而言，在最近應徵工作的時候，所遭受的歧視與屈辱，更讓我體會到「台灣『生』大不易」的切膚之痛。

六年前我自職場淡出，專心孕育下一代，期間也兼了幾份在家工作的案子，除了貼補家用之外，最重要的是不希望脫離職場太久，以免削弱自己在人力市場上的競爭力。最近大女兒與小女兒都上了幼稚園，我決定調整生涯規劃，希望再度投入職場，上星期接到某生物科技單位的面試通知，結果那位單位主管一看到我的履歷，就單刀直入地問：「已婚，有兩個孩子，那為何要出來工作？」他一再強調自己是最重視家庭價值的人，所以任何外在的成就都不能高過孩子的需求，尤其我的孩子這個時候最需要母親在身邊，我怎麼可以出來工作？最後他還語重心長地說：「反正妳先生出去賺錢就夠妳優渥生活了，還是待在家裡教育孩子吧！」

面對這種男性沙文的歧視言語，我是不滿與憤怒的，尤其這位主管隱身在傳統家庭價值的冠冕堂皇之下，實行的卻是歧視婦女之實，但這些卻是男性政府官員在呼喊口號時，所無法體會的人身攻擊與屈辱，尤其社會一味將生育率低落的責任，歸咎於女性高教育程度、晚婚，或甚至自私心態與追求一己快樂的享樂生活型態，有誰能真正體會女性在台灣社會中，卑躬屈膝以求生存的無力與妥協。

面對生育率持續低落，如果政府還天真認為，只要重施故技，將三、四十年前「一個孩子剛剛好，兩個孩子不算少」的「喊口號」政策逆向操作，或者像新加坡政府一樣，寄一份催促生育的正式信件給新婚夫婦，就能有效地提升生育率，那麼這未免太低估女性自我意識了。提升國家生育率不僅要從育兒的津貼補助（例如：德國育兒補助金為每名孩童每月六千元台幣；購屋補助每名孩童每年六萬元，可連續領八年），以及各項完善的托兒福利措施著手，最重要的是，創造婦女二度就業的優良環境，與免於職場歧視的保障。就以德國為例，每個家庭若有一個新生兒誕生，父親或母親其中一人就可申請三年育嬰假，三年間公司仍必須支付社會保險、健康保險與退休基金，等到育嬰假期滿，提供同等級的工作職位。另外，提供兼職工作，以及彈性上班與固定工時制度，也可以讓婦女在家庭與職業生涯規劃間，取得巧妙的平衡。

去年十月底的德國「明鏡週刊」就報導，德國一個約六千五百人的 Laer 小鎮上，因為提供完善的托育中心，以及市立的雙親諮詢輔導服務，與婦女二度就業諮詢服務，讓該鎮的生育率遠高過全國平均生育率55％，在訪談中幾位職業婦女也坦承，如果不是這樣的全托福利，他們是不可能生小孩或甚至再生第二胎，或者在有小孩的情況下，還能符合個人期望地再度投入職場，展開另一種豐富人生。今年一月初的「明鏡週刊」更報導，歐洲生育率最高的法國，決定繼續貫策並擴大幼兒托育的重點計畫，目前不僅有全日托、半日托，更有類似家庭保母的夜間托育制，提供從夜晚八點到隔日早上八點的嬰兒照顧，讓家裡有小寶寶的職業婦女，免於半夜餵奶或更換尿布的困擾。根據這篇報導指出，法國境內 72.3％ 擁有兩個小孩的婦女，以及 51％ 擁有三個小孩的婦女，目前都有全職的工作，這些全拜法國完善的托育福利，與友善的婦女工作環境所致。

「台灣『生』大不易」並不是仰賴台灣婦女的委曲求全就可以立即改變，如果此一窘境持續，五十年後，台灣不僅要面臨「生不出來」的人口減少危機，最嚴重的是，還得費心煩惱究竟「生出甚麼」的人口品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