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中國的富人群體開始有點衝動:煤老闆“7000萬嫁女”,晉江女擺出“億元嫁妝”,在堆積如山的大面值人民幣前留影,或者讓十幾個好萊塢明星在城鄉結合部的會議中心站上一個小時。總之,富人群體的“炫富”頻率越來越高,規格也越來越“高大上”。因此,在過去的2013年,富人群體又重新戴上了“土豪”這頂帽子。

但是,在一個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傳統的社會,“土豪”們卻越發熱衷於展示自身的物質富足,這個現象本身是一個悖論。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土豪”們意欲何為?

事實上, “土豪”的炫富熱情和民企飆升的負債率已成為孿生兄弟。在實際負利率時代,“土豪”之所以成為“土豪”,並不是在於實業經營的能力,而在於其借錢的本事。在灰暗的基層金融生態系統中,炫富往往會成為一種有助於融資的信用資源。很多情況下,它是“土豪”們在這個系統中自由穿梭的通行證。

 

負債大躍進
民企老闆的負債歷程彼此相似,但他們被追債的故事則各有不同。

和太子奶李純途、尚德施正榮因銀行追債而走投無路不一樣,聯盛集團董事長邢利斌選擇了在債權人登門“造訪”之前訴諸公堂。2013年11月29日,山西省呂梁市柳林縣法院受理了聯盛集團的重整申請。14家債權人金融機構稱,聯盛集團和地方法院單方宣佈債務人進入司法程式,屬於“置債權人利益于不顧”。

聯盛集團是山西省最大的民營煤企,產能近4000萬噸,這個產能約為山西2012年產煤量的1/25。邢利斌個人資產則以數十億計。2012年3月,他在海南為女兒舉辦了一場豪華婚禮,據稱耗資7000萬,明星規模則不亞於央視春晚。也正因為這場婚禮,邢利斌的名字第一次被公眾知曉。

但不到兩年光景,昔日的“土豪”淪為了“負翁”。目前,面對接近300億的負債,聯盛集團已嚴重缺乏債務清償能力。搶在債權人“追債”前進入重整程式,這實屬無奈之舉。近年的民企債務危機都說明:負債民企多數都是被債權人“追垮”的,“牆倒眾人推”。而進入重整,即意味著可以一定程度上擺脫債務人的蜂擁追償。

邢利斌的“土豪”故事始於那場豪華婚禮,而聯繫到聯盛集團近年的“負債大躍進”,不難發現這場婚禮絕非“炫富”這麼簡單。

聯盛通過不斷負債,做大資產盤子的邏輯不難理解。作為當地最大民企,聯盛已經一定程度充當了地方建設平臺的角色,不少帶有公共服務色彩的專案已成為了其業務板塊。比如,其投資了38億建設農業生態文化園區,讓2萬多名當地農民流轉到農業合作社。承擔巨大的建設任務,必須以不斷融資為保障。銀行、信託和民間借貸這3個管道,為聯盛堆積起了近300億的債務。

一個縣級民企,靠什麼能借到這麼多錢?靠信用。第一個信用是地方政府的背書。聯盛解決了柳林縣2萬餘人的就業問題,而該縣人口不過30萬人。顯然,怎麼強調聯盛對當地社會穩定的重要性都不過分。因此,在聯盛的借貸運作中,金融機構或民間借貸都看到了其背後有政府的影子。

聯盛的第二個信用是現金流的保證,煤炭銷售收入占其大宗。本次債務危機正是在這個環節上出了問題。2011年以來,焦煤需求萎縮,每噸價格也從1500元下降至近600元,這意味著企業每天進賬驟減。進入2013年下半年,焦煤市場不見好轉,債務危機隨之而來。年初,已有當地官員對外透露,聯盛集團從2011年7月就開始欠發員工工資。

但那時的聯盛看起來並不差錢。2011年,邢利斌在6月和9月分別向一所政法名校和一所電力大學捐助了500萬;而在2012年3月,除了舉辦海南的豪華嫁女婚禮外,他還向第三所大學捐贈了500萬。

一位和山西煤礦投資人有長期接觸的人士對《南風窗》說,不排除邢利斌“一擲千金”是出於捐資助學的公心和愛女之情。“他資產過百億,嫁女花掉不到1%,這個比例和普通人一樣。”

“但也可能是在強撐門面。”該人士也質疑稱,在焦煤價格狂瀉,主業銷售疲軟的時候,慷慨之舉極可能是在營造“我不差錢”的印象,而這種印象有利於企業下一步融資紓困。“因為銀行都希望借錢給有錢人。”

聯盛的負債膨脹歷程,的確和這些慷慨舉動有著時間上的“巧合”。一家為聯盛融資的信託公司管理報告顯示,2012年9月末,聯盛的資產規模約137億,其中負債約72億。也就是說,從2012年第三季度至2013年11月末,不到5個季度的時間內,聯盛的負債膨脹到近300億。可以說,聯盛的大規模借債正是從其董事長2012年“7000萬嫁女”之後才開始的。

 

週期性行業
“7000萬嫁女”究竟是出於何種考慮,外界只能猜測,只有邢利斌本人才知道個中內情。但從行業來看,鋪張與炫富的確成為了煤炭開採業大佬們的主流生活方式。而仔細研究近年樂於炫富“土豪”群體,很容易發現,其所處行業都有著明顯的特徵,即都是週期性極強的行業。

在這樣的行業中,當行業進入下行週期,債務人產銷受阻,資金回籠困難,便有了借貸衝動。因此,企業必須營造一種實力尚存的印象,以便從外部融資;對債權人來說,這個行業並非一蹶不振,行業總會進入上行週期,因此也才有放款的必要。煤炭、鋼貿等行業是典型。

除煤老闆外,鋼貿老闆的“顯擺”早已聞名遐邇。在鋼貿行業最紅火的2009年前後,上海、江蘇一些鋼貿市場的豪車停泊密度堪比迪拜。2013年,鋼貿老闆因負債“跑路”,丟下百萬奢侈房車而不管的事情時常發生。

鋼貿是典型的“資金密集”行業,鋼貿老闆向鋼廠訂貨必須提前交訂金,而提貨則必須全額付款。因此,鋼貿老闆生存的第一要務就是融資。2008年,“4萬億”經濟刺激計畫推熱了鋼貿業,銀行大舉進入放貸。為降低風險,銀行採取了讓鋼貿企業之間或和其他民企聯保貸款的形式,而豪車既是彰顯民企實力的物質載體,也成為了民企老闆之間樂於接受的質押物。

豪車並不代表企業的償債能力,這一點,金融機構並非看不清。一位長三角城商行的內部人士對《南風窗》說,民企老闆的“顯擺”瞞不過銀行。之所以銀行願意放貸,很大程度也是因為銀行自身有業績壓力,很多銀行都對分支機搆有鋼貿業的貸款任務,必須完成。而單家鋼貿企業動輒貸款千萬,過億也不在少數,這些“大客戶”都是理想客戶。“反正都要貸那麼多出去,那麼對於銀行來說,買得起豪車的總比買不起的靠譜。” “顯擺”作為信用彰顯的手段,之所以屢試不爽,很大程度還在於金融機構對資金“貸後監督”的不足。部分銀行或信託都把重點放在了“找專案”上,一旦錢放出去,便只是盯著企業按期兌付利息,而對企業經營和行業變動並不關心。

以上城商行人士便透露,現實中,很多銀行和信託公司都是聽到企業欠薪或和供應商鬧翻之後才知道企業出了問題。因此,很多企業為穩住債權人,也樂於在獲得融資後營造“良好印象”。實際上,很多鋼貿企業正是憑藉著這種“良好印象”,不斷借債,最後跨越了70%的負債率紅線而陷入困境。

近年來,另外一個高頻率炫富的群體是福建民企,其中以晉江富豪“億元嫁女”最受關注。在不少人看來,晉江女的豪華嫁妝主要是民間傳統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債務問題正侵襲著這個富有的商人群體。

晉江是福建民間借貸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很多知名制鞋、制衣企業都靠民間借貸發展而來。2012年以來,這些產業遭遇了存貨危機,存貨積壓本質上是資金積壓,資金周轉速度放慢,民間借貸帶來的壓力便開始凸顯。於是,對本來就婚嫁重嫁妝的晉江人來說,嫁女成為了一次極好的信用展示機會。證明自己“還得起錢”,這是讓債權人安心的低成本方式。

“不全是為了借錢的目的,但的確有這樣的考慮。”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李建軍曾長期研究民間金融生態,他對《南風窗》分析,民企的鋪張和奢侈的確有塑造形象的作用,但這只是對一些特定的融資管道有用。說到底,民企能否融到資的根本還是在於其產業上的核心競爭力。

 

不再靈驗
在借貸關係中,最可靠和最不可靠的信用保證都是人的因素。在中國民間借貸發展早期,血緣、共同文化和鄉誼等因素都可以作為信用的保證。但隨著民營經濟壯大和擴張,這些地域性較強的信用紐帶,既無法適應民間借貸資金體量的膨脹,更逐漸和金融資源的全國性流動相脫節。因此,在民間借貸中,更加具體化的奢侈生活方式及器物成為了信用的新載體。

但2011年是轉捩點,這一年,中國GDP增速開始下降。包括尚德、聯盛在內的一批明星民企紛紛出現債務問題。而作為信用符號的奢侈生活方式,開始成為了債權人和公眾的批判目標。

溫州著名律師、浙南律師事務所負責人周慶春對《南風窗》說,在浙江一些地區,豪車、成捆的房產證、上百萬的奢侈傢俱曾一度是民企老闆充門面融資的工具。它們是“軟實力”,放款人會注意到。在信貸擴張的時段,只要有豪車、豪宅,銀行和其他放款人甚至會“把錢送到家裏來”。

“但現在不管用了!”周慶春說,在現在的溫州,一個社區的整排別墅可能只有一個產權所有者,但這個人卻無影無蹤,因為已經逃債走了。這些空無一人的房子在當年的放款者眼中,是極好的信用體現。

原始的信用載體轟然崩塌,新的信用基礎卻並未建立,這是周慶春最擔心的問題。他舉例說,以前,一個溫州人在下午看上了內地某個要投資10億的專案。當晚回到溫州,便拿出了“分配”方案,自己占股30%,剩下部分分給7個朋友;7個朋友再把各自10%的份額分為若干份,派給親戚,然後親戚再找他們的親戚,就這樣一直分下去,分到接盤者的資金實力足以直接承擔為止。 最後,這個溫州人在兩三個晚上便湊足了10億投資。“比銀行貸款效率高很多,溫州老闆就靠這個搶在了市場前面。”周慶春說。

儘管時常處在灰色地帶,但不可否認,在基層金融的草莽時代,“溫州模式”異常成功。但現在,不少溫州人之間已沒有了往日的信任感。在一些糾紛中,借款人和放款人開始因到底是“算入股,還是算借債”而鬧翻。

廣東一家銀企仲介公司的負責人對《南風窗》說,民企老闆通過“顯擺”來增加信用度的做法,不應被加以“道德評判”,很多時候是不得已而為之。目前,國內尚未建立起統一企業征信體系,加之不少民企財務管理落後,企業資信無法判斷,奢侈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了“信用證明”。

另外,對“土豪”們財富轉移性的炫富行為,另一種解讀也頗有合理性。以奢侈嫁妝為例,其可以看作是民企老闆家庭財富的二次分配,負債的民企老闆可以通過嫁妝的形式把財產贈與女兒,即便自己成為了“負翁”,但按照當地民俗,追債方也斷然不會向夫家索償。

而從法理上來講,嫁妝等於是一份贈與合同。按照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儘管債權人對債務人與第三人的贈與合同享有撤銷權,但也規定了相應的時效限制。換言之,債權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撤銷事由(財產轉移)之日起,應在一年內行使撤銷權,否則追償將變得困難。而轉移行為發生之日起五年內不行使撤銷權,則該撤銷權歸於消滅。

因此,在充斥著暴力的民間借貸領域,“嫁妝炫富”可以說是對子女的一種保護。

但在中國社會,民企老闆不論出於何種目的,過分展示自己在物質上的富足,這對普通中國人來說仍是一種情感上的冒犯。因此,邢利斌在奢侈婚禮舉辦後不久,便通過媒體表達了對公眾的“道歉”之情。

2014年,不論邢利斌的財富故事是否會結束,中國土豪“顯擺”的事情都可能愈演愈烈。但越是瘋狂地“顯擺”,越是在宣告這一輪瘋狂的負債潮即將水落石出。

 

網易  201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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